宋襄公与孙武子，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

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同上）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有后人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成为人们歌颂赞誉的正面人物，与宋襄公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的宋襄公并不是那么的一无可取，而风光千年的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尽善尽美。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体现“军礼”文化要求的《司马法》强调，战争的基本宗旨是“征伐以讨其不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用兵打仗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堂堂正正，“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加丧，不因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深受“礼乐”文明熏陶的宋襄公，无疑要在战争指导上反映“军礼”传统的诉求，祭起“仁义”这个法宝，打出“礼信”这杆大旗，表示出泱泱君子之风。只可惜他的军队太弱小了，一旦与强大的楚军进行堂堂之阵的交锋，处于下风乃至惨败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宋襄公本人却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的后悔，而始终对自己的君子之风怀有自豪之情。在他看来，打败仗是小事，若是为了争一时之胜而用卑鄙阴损的手段，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才是真正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不守礼，毋宁死。宋襄公就是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在泓水之战的第二年夏天死去的，与他一道死去的，还有他争霸的梦想和优雅的贵族精神。

至于孙子，则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他的作战指导原则更合乎春秋时期争霸兼并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时代的需要同步，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在他看来，战争中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他也说“全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的虚拟，是口号或招牌罢了，他的真实意图始终立足于“以正合，以奇胜”，“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这一点上。即强调以灵活的战术，快速的机动，巧妙地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在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主宰者：“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水，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孙子的观点，无疑是对业已过时的“军礼”传统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本身就是一次创新，一次革命，是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孙子兵法》区别于“本仁宗礼”古司马兵法，而成为划时代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贵族精神引退，小人意识弥漫的社会里，“兵以诈立”自然会得到一致的喝彩。但教人钦佩的是，孙子表里如一，敢说敢为，不愧为“真小人”，这远远要胜过那些满口子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礼乐仁义”的失败。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反映，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正越来越显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做法的否定之否定。当然没有疑问的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自己拥有必胜的实力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样一厢情愿、自以为是，而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吃几两干饭的。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提倡“兵以诈立”，一切都是以利益的大小或有无为定夺，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白起杀性一起，长平坑赵军降卒四十万，项羽血气一来，新安杀秦军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个责任固然不应由孙子本人来承担，但是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竞长，“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乃是不争的事实。孙子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

所以，后世的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同时克服两人思想的各自不足，遂积极提倡兵儒合流，这就是既强调仁义道德对军事活动的规范意义，又充分肯定兵者诡道、出奇制胜对战争成败的保证决定作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从这层意义上讲，将宋襄公不分青红皂白骂倒骂臭，将孙武子不加保留吹捧歌颂，都犯了简单武断的毛病，都不是客观平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