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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社坤: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构造论

更新时间:2019-02-28 00:00:05
作者: 王社坤  

   【摘要】 通过对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的反思,可以论证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作为独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的正当性。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的创设是自然资源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结果,自然资源行政许可的功能应当限定为解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一般禁止。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的核心权能是分离和取得权能,系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和收益权能的转化形态。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特殊性,更多表现为对自然资源观念上的抽象占有。对自然资源所依附的载体性资源的占有是独立存在并辅助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行使的资源载体使用权的权能。基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保护的需要,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的行使应当遵守限度条件,这些限度条件划定了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的权利边界,并通过公法管制措施得以明确化和具体化。

   【中文关键词】 自然资源所有权;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自然资源许可;权能;限度条件

  

   一、引言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是普遍共识,问题的关键已经从“要不要”生态文明转变为“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给出了明晰的路线指引,即“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无疑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我国重要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而作为法律拟制主体的国家或集体几乎不会直接从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是通过合同或许可的方式将自然资源分散给私主体予以具体的开发利用,由此产生了自然资源利用物权化的需求。[1]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物权化需求进行了立法回应,在用益物权编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海域使用权(122条)和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123条)。然而,这种以自然资源经济行业类型划分为基础的对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的列举并不周延,也不科学。[2]更重要的是,由于《物权法》采取了转介的立法技术,将自然资源物权的具体规则指引到了自然资源立法;而我国的自然资源立法又主要定位于公法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对自然资源权利的规定十分缺乏,这就使得自然资源利用的物权化有名而无实。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建立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作为改革目标之一,并提出要“制定权利清单,明确各类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权利”、“推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明确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归属关系和权责”。民法典物权编的编撰,为通过法治方式实现上述改革目标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因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物权法》中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相关立法规定进行重新审视和系统修正。

   本文秉承类型思维的研究进路,对自然资源利用权利中最为特殊、最具争议的一类权利——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以下简称产品取得权)的构造进行阐述,以期对民法典物权编自然资源利用权利条款的设计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二、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的类型基础

  

   (一)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研究的类型化趋势

   自然资源的价值只有通过开发利用才能够实现,而且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归属的单一性也决定了我国自然资源权利理论研究和立法的关注重点应当是“利用”,而非“归属”;应当着眼于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及其权利的实际运作,在强化“使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自然资源物权制度。[3]这种以“利用”为重心的自然资源权利,在我国被称之为自然资源使用权。自然资源使用权理论既尊重了我国自然资源公有制的现实基础,又以物权的权能分离理论为依据确认了私主体利用公有自然资源的权利,因此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民法学界关于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的通说。[4]

   20世纪末,随着《物权法》起草工作的开展,民法学界围绕自然资源物权在物权法中的体系定位和立法表达展开了关于自然资源权利研究的热潮,自然资源使用权与传统用益物权的差异性逐渐被充分地发掘了出来,继而出现了准物权、[5]特许物权、[6]特别法上的物权[7]等对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新称谓。无论采取何种称谓,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大体上归结为两种,即概念思维和类型思维。前者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视为一种具有确定内涵的概念,试图归纳出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一般理论,进而通过概念演绎的思维方法解释各类具体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8]后者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视为有关水、矿产、森林、草原、海域、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类权利的概称,其并无统一的、逻辑自洽的本质内涵,只是因为其客体都是自然资源而被归为一类,研究的焦点也只限于对各类具体自然资源之上的权利的研究。[9]

   (二)主流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研究的局限

   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权利制度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权利客体均具备“自然”属性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必然使得以“自然”资源为客体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具有“社会性”层面的同质性。事实上,自然资源的物理形态千差万别,既有固定的草原、森林,也有流动的水和野生动物;既有深埋地下的矿产,又有附于地表的水流。这些因素使得秉承概念思维的研究者在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研究中举步维艰,无法从缤纷复杂的各类自然资源利用权利中抽象出适用于所有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本质内涵,[10]从而“被迫”转向对各种具体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展开研究。[11]然而,现有的有关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研究及其指导之下的立法难言科学、合理。

   基于对人类不同需求的满足,产生了不同的自然资源经济行业,进而构成了对自然资源进行类型划分的依据。这种自然资源类型划分方法又通过自然资源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和延伸。例如,我国就分别制定有《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自然资源法律。受上述社会经济实践和自然资源立法的影响,当前主流的研究方法也是以基于经济行业的自然资源类型划分为基础,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化为水权、矿权、林权、渔业权、海域使用权等。[12]这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划分方法又基本上被民事立法所采纳,《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的一般规定中就规定了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使用水面进行养殖和捕捞的权利(123条、124条)。

   对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研究而言,类型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抽象化的概括思维”。[13]即通过类型研究,实现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分类,进而使得权利理论能够更为精致地描述、规范和指引社会实践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令人遗憾的是,主流的、基于资源类型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并未从本质上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的精致程度。

   首先,这种类型划分方法仅仅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实践的直观映射,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自然资源的利用权利基本上不具备解释能力,丧失了理论研究源于既有现实、指引未来实践的功能和目标。其次,这种类型划分方法指导下对各类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传统的物权或财产权理论框架之内,未能重视以人造财富为规范重心的物权规则体系能否适用于天赋自然资源这一特殊性问题,也未充分回应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权利制度需求。最后,自然资源类型划分的非周延性导致以此为基础的权利类型的交叉、冲突。例如,渔业权与海域使用权的交叉冲突、养殖权与水体使用权的交叉冲突等。[14]以至于有学者通过对捕捞权与狩猎权的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取得及行使限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后断言这两类权利并不存在实质性区别,应当属于同一性质的权利。[15]

   (三)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类型重构

   事实上,自20世纪末以来围绕物权法起草而开展的自然资源物权研究已经播下了不同于主流类型划分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理论。例如,有学者注意到各种自然资源使用权间的区别非常大,并认为目前立法或理论通常所谓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应当根据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用益物权的本质属性进行重新划分。采矿权、采伐权、取水权、捕捞权等应划归自然资源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渔业养殖权、草原使用权等完全是农地使用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应划归用益物权体系。[16]还有学者根据自然资源与其所依附的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标准,将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分为资源性土地使用权和资源利用权。[17]这些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划分方法,都关注到了以取水、采矿、伐木等获取自然资源产品为目的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的特殊性。但仅仅提出了一种设想,并未对此种分类的合理性以及相应的类型化之后的权利构造进行系统阐述,因而未得到学界和立法者的重视。

   在传统的财产权分类理论中权利类型化最主要的标准是权利内容本身之特性,而非权利客体之特性。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所有权与他物权之区分,莫不如此。因此,要想通过类型化方法,实现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理论的升华,必须超越对作为客体的自然资源本身的类型化;而更多关注权利内容,即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类型化。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尝试。有的将自然资源权利分为“非对物的采掘”和“对物的采掘”两种基本类型;[18]有的将自然资源他物权区分为使用型他物权和取得型他物权。[19]上述两种类型化方法关注到了利用方式对权利类型划分的决定性作用,值得借鉴,但尚需改进。以是否“采掘”为标准,比较直观,但仅能展现两类权利差异的表象,而不能通过名称直观表达权利内容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取得型——使用型“的类型方法,进一步解释了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实质要素,但缺乏对“取得”或“使用”对象的阐明,从而无法完整表达两类权利的核心内容。

   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同,必然决定了权利内容的差异。因此,将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作为权利类型划分标准的作法应当继续坚持。借用生态保护方法分类中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的类型划分方法,[20]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也可在逻辑上周延地区分为“就地”利用和“迁地”利用。前者是指不改变自然资源的物理属性和自然分布,利用自然资源作为从事人类活动的载体/平台或利用自然资源自身的生产能力从事生产活动;后者是指通过劳动投入将处于自然状态的自然资源从自然界中分离,获取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原料或燃料的自然资源产品。

   与“就地”利用和“迁地”利用的利用方式相对应,存在着两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自然资源载体使用权和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前者是指对处于自然状态的自然资源进行直接使用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后者是指对处于自然状态的自然资源进行“采掘”以获取自然资源产品为目的权利。前者的客体只能是那些具有基础性地位的自然资源类型,最为典型的即为土地、水体和海域;后者的客体则是自然资源载体中所赋存的、能够进行物理分割的其他各类自然资源,如矿产、林木、野生动物、水等。前者具体包括土地使用权(含草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海域使用权、水体使用权(含养殖权)等权利种类;后者具体包括捕捞权、狩猎权、采矿权、采伐权和取水权等权利种类。基于资源载体使用权与传统用益物权本质特征的契合性,对资源载体使用权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应当秉承解释论的进路,将其纳入用益物权的理论和立法体系框架予以处理,无需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资源载体使用权的特殊性在于客体的多样性,除了作为传统用益物权客体的土地之外,资源载体使用权的客体还包括水体、海域以及其他具有载体功能的自然资源。

而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在传统的物权体系中并没有相应的位置,需要予以妥善处理。因为传统物权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造财富的物权归属和流转问题,而自然资源产品取得权所要解决问题是如何用权利这一制度工具描述和规范将自然财富变成人造财富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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