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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种族问题”是种族的问题吗?

更新时间:2019-02-27 21:16:28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要理解这一问题,如“圣路易斯历史”(以及“芝加哥历史”等等)这样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不同于一般社会进化论或文明论、以及传统阶级论的认识路径。将一个族群或阶级置于具体的社会时空之中,有助于我们发现那些影响了他们命运的多重因素。

  

   作为下层移民的黑人群体。美国本是移民社会,但与其他族群的移民史有所不同,由奴隶贩卖市场被输送到美洲大陆的黑人,从一开始,其族群的整体身份就被定位于底层移民。而在废奴运动后,他们虽然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并开始大量迁入北方和各地工业化城市,但他们始终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卷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之中。这期间,在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过程中,黑人曾有数次较大规模的迁移潮——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作为美国社会中人数膨大、曾长期动荡不安的下层城市新移民,黑人所遭受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城移民、城市下层新移民、国际移民群体那儿,同样可以看到的社会困境。

  

   作为产业工人的黑人。由南方的奴隶主庄园,到北方的新兴工业城市,美国的黑人群体曾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种种机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量白人奔赴战场而黑人不被允许参战,他们因此在工厂、特别是军事工业部门获得了劳动机会,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战后,随着白人士兵回归社会、并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优待(包括教育、就业、住房资源分配等),加上军工产业的萎缩以及之后的产业转型,制造业工厂向海外转移等等,作为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黑人,开始遭遇失去工作机会的命运。

  

   城市贫民区中的黑人。战后以来,郊区化、城市/道路规划、都市更新(士绅化)运动等等,一波又一波的土地/城市开发运动中,政府与土地开发商联手,不断将地价、房价推高,这让陷于失业的黑人贫困层因无力购房而只能聚居于旧城贫民区,或者被安置于被远远隔离于中产社区的公共住宅之中。显而易见的是,空间区隔已经成为今天种族隔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不是黑人造成了贫民区,而是高度分异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住房排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让黑人困顿于问题社区,并因此成为永久的问题种族。

  

   黑人青少年。青少年成为权利弱势群体,同时又被视为潜在的问题群体,这是现代社会中普遍的世代现象。在美国,曾有社会学家的实证调查说明:不同阶层之间,青少年的犯罪率并没有显著差异,明显不同的是不同阶层的越轨青少年所受到的法律惩罚的比例。可以这么理解,其原因之一,是下层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更多暴露于世、也更可能受到司法的惩戒。此外,在现实中,黑人青少年不仅多属于经济社会的下层,而且大多身处公共服务资源匮乏而犯罪率高发的贫民区,且有很多人成长于问题家庭。这样的青少年不只是警察眼中的高危群体,也是一般民众(经由大众媒体和影视作品的影响)眼中的潜在犯罪者,而肤色和社区,通常是人们识别他们的主要标识。

  

   除上述这些之外,我们应该还能列出其他种种社会因素变动与美国黑人社会状况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习惯于强调黑人种族的单一身份,而忽略了他们的其他身份。他们的多重身份深嵌于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时空结构之中,持续地建构并强化了他们的种族属性和阶层地位。

  

价值间关系中的社会难题

  

   虽然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种族歧视、阶层分化等等社会不公现象非常严重,枪支暴力也成为社会的一个顽疾,但不可否认,社会公正、种族平等、公民平权等等,这些作为社会的共享价值,很少会遭到公开的否定,民权运动的历史成果也有目共睹。只是一旦涉及到公民的持枪权问题,社会的分裂清晰可见。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尽管有关校园枪击案及警民间、平民间各种枪击案的伤亡统计数触目惊心(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每年约有两万人丧命于枪支暴力。另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仅2016年就有38,658人死于枪支),可无论是黑人的城市暴动、“黑人生命珍贵”的社会运动,还是跨种族的一次次全国性抗议运动——如2000年爆发的“百万妈妈大游行”运动中,曾有七十五万母亲走上街头,呼吁枪械管制。但所有这些似乎都难以推动相关法律的改变。

  

   公民的持枪权,在美国受到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护。显然,它与国民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和国家的最高准则有关。从全国步枪协会发言人、以及支持公民持枪权的人们的各种表达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观点的分歧涉及到了现代国家的某些根本性问题:国家是否可以垄断暴力?如果国家不能确保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免受他人侵害,公民个人能否拥有暴力自卫权?还有,一旦国家侵害个人生命权或财产权,公民是否可以暴力抵抗?

  

   与这些问题相关联,除了公民的持枪权,美国许多州还立法保护公民以致命武力保护自身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类自卫法著名的如公民可以在家中自卫的“城堡法”(Castle  Law),还有在家以外地方自卫的“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这些年来,一系列平民以武力自卫而致人死亡事件的发生,曾引发人们对法律的质疑,但基本人权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相关的法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接受,从2005年仅有的佛罗里达州扩展到目前的25个州。甚至,当公众面对一些地方民兵为保护私有财产或地方利益而以武力正面对抗国家武装的事件时,也不乏理解和同情。

  

   无论是社会基本的人权观、社会公正价值,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及相关法律,它们内部往往充斥着种种张力和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各种社会团体的禁枪/控枪主张一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是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期。虽然在实际的枪支暴力事件中,身处社会困境中的黑人往往是最容易受侵害的群体,但显然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个种族问题。

  

   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及其黑人的处境到底处于怎样的复杂局面?在由哈佛大学法学教授Kenneth W. Mack和杜克大学法学教授Guy-Uriel Charles共同主编,由12位思想家、社会学家、种族历史学家和著名评论家等参与撰写的《新黑人》(THE NEW BLACK:What Has Changed—and What Has Not—with Race in America,2013年出版)一书中,这批被称为全明星阵营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从民权理念出发,分别对美国既有的民权运动框架、美国种族辩论的新界限、黑人生命珍贵运动与总统政治/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种族格局等等,提出了种种新颖、尖锐的看法,其中讨论到的“种族政治”概念及相关理论,从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给出了超越黑白思路去思考种族问题的新思路——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不仅需要有对黑人底层生活的深入了解,更需要有相关的学术基础,这些已非笔者力所能及。

  

一点反思:关于“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思想深度且富有学术传统的研究领域,依个人管见,多存在于学界对本国最复杂、最具悲剧性的历史/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就如同德国的大屠杀研究,美国的种族问题研究等等——如果这个国家拥有基本正常的学术环境的话。无他,这样的问题理应会吸引这个国家具有人文情怀和思想性的学者们一代又一代地持续投入其中,这样的学问也极可能生产出具有深刻反思性的学术成果。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不仅是浮浅的,也很可能是有害的。

  

   但不无悖论的是,在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以学习他国优秀文化为己任而远赴世界各地留学/访学的中国的学子学者们那里,最吸引他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议题却是中国研究。已有研究者以详尽的资料说明,20世纪上半期留美生有关中国题材的博士论文共计314篇,占同期留美生博士论文总数(1323篇)的23.74%,数量相当惊人。对此学术现象,今天的分析者站在理解之立场,大多认可了民国学者们自己所作的解释:民族危机背景下,那样的学术旨趣彰显了留美生学以致用、解决中国问题的强烈现实观照和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热烈情怀,以及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深刻影响。(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缘起——以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心的考察》)。

  

   时过境迁,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无需讳言,对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国家开放海外留学/出访以来的大部分文科学生和学者来说——笔者自己亦曾置身于这样的群体之中,以留学所在国的社会问题为研究题目,这样的选择至今仍被视为智者不为的畏途。从容地接近所在国家的文化深层、准确把握其精神演变历史,这本不是易事;若以捉襟见肘的知识储备和语言能力等,意图在别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作出具有创新意味的学术研究,更是难事,此外还兼有对母国问题的强烈关心和调研便利,或对当地就业机会的现实考虑等,所以,中国出外留学或访学的学生学者,所做研究至今仍多以“中国的”问题为议题,尤其是在经验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亦可以如民国留美学生那样以“利用他们的前规,做我们方法的借鉴”这样的说辞来自辩,但不能不意识到,“以学术报效国家”这样的理由,遮掩的是不无尴尬的事实:我们大多缺乏对超越于母国或其他(作为职业工作对象的)具体国别之上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社会”的强烈的价值关心和探索兴趣,而且也往往不具备足够的问题想象力、思考力,以及必要的研究能力。

  

   如此,不无遗憾的是,习惯于在世界各国学术边缘地带寻找容易上手的中国议题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不仅回避了对所在社会展开专业化研究的学术挑战,由此也很可能放弃了对所在国最具深刻内涵的学术领域的真正了解,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丧失以世界为镜子来认识自身社会的能力养成的机会。需知,每一个他人身上都会有自己,人类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孤例,世界各国的进步源泉或悲剧因由,在本质上都具有相似性。

  

   这不仅是我们一代学者的局限,也是中国知识界的短板。笔者真诚地寄望于年轻的学子和学者,期待他们的超越。

  

   (原文发表于《读书》2018年11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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