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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从著作和回忆录看蒋廷黻的思想和行为取向

更新时间:2019-02-27 21:09:09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中国西化程度较深的自由派,蒋廷黻一生颇遭议论的是1935年的接受蒋介石征召入阁和前一年与钱端升、丁文江等鼓吹“新式独裁”。前者在当时并不太出格,后来所以引起物议,多半是今人以今度古所致,后者则主要是自由派中一些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纸上谈兵。对蒋廷黻而言,无论是参与政府还是鼓吹“新式独裁”都与他自身的现实理性有关。这一现实理性又源自他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治外交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蒋廷黻  学者参政  新式独裁  现实理性  民主与独裁论争

  

   2003年9月,湖南岳麓书社在大陆出版了《蒋廷黻回忆录》(以下凡引此书,均迳称《回忆录》或仅注页码)。这部回忆录原是1965年蒋廷黻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实录,1979年曾由台湾传记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尽管此番口述仅及抗战,以后诸事因蒋廷黻的突然去世而付之阙如,但由于蒋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中的特殊地位,且他平时无论行文还是口述,都是删繁就简,句短言略,留下的东西不多,在大陆就更难得见到,所以,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蒋廷黻初为学者,先后执教于南开和清华,以治外交史知名于世,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册,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都是筚路蓝缕;以后,蒋廷黻以学者身份从政,他和地质学家翁文灏可以说是继另一地质学家丁文江之后自由派学者从政的典型。而正是1935年受蒋介石征召加入国民党系内阁以及入阁之前与胡适等人就“民主与独裁”展开了论争,使蒋廷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颇受争议。在笔者看来,这两件事不是孤立的有关蒋廷黻的私事,它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状况和政治参与的方式。

  

一  学者参政:理想亦或现实

  

   蒋廷黻被大陆史学界重新认识,缘于他那本《中国近代史》。此书初版于1938年。1987年在大陆重版,并编入湖南岳麓书社“旧籍新刊”中,以后,先后收入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库”、上海书店“民国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了新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篇幅很短的小书,在大陆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誉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1]。

  

   蒋著《中国近代史》的特色,主要在于它的表述非常个性化,臧否人物,品评事件,一仍其所见。在他的书中,一切仿佛都是客体,他永远是站在超然的立场之上,所以他冷静,所以他的叙述和评论不失一针见血的锋芒。他的书中,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败类,林则徐可以批评,李鸿章可以表扬,全凭他们在当时当地的行为表现。这样看,个性化只是表象,理性化才是内在。

  

   蒋廷黻的思想底色就是理性化。这首先与他接受西方教育比较早有关。据《蒋廷黻回忆录》记载,1906年十一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期间深受美国传教士林格尔夫妇的影响,十七岁赴美留学直至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国外共计十一年(其中在法国一年),如果加上国内的六年教会学校,所受的西方式的教育达十七年之久。尽管蒋的朋友以及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分析蒋的思想时,多强调其中华性,强调其受到乡贤魏源以及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薰陶[2],甚至以蒋之湖南乡音始终未改,说英语时亦有湖南味来证明其思想和意识完全是中国的[3]。但这些研究、评价或回忆多是在台湾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认同传统的语境下作出的,更多地还是出于同代人或后来者的“好意”。

  

   蒋廷黻思想中的理性之所以很西方化,是因为他非常重视价值,与中国人之讲关系正好相对。重价值其实也是现代中国西化的自由派的共同取向。然而,蒋廷黻所秉承的价值和理性,均有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不能说是唯一,至少也是与众不同。

  

   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都知道,新文化一代人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有人希望他们直接批评现实政治,陈独秀的回答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然而两年后,同样是读者要求谈时政,陈独秀的答复已经有所变化,他说:“愚非迷信政治万能者,且以为政治之为物,曾造成社会上无穷之罪恶。惟人类生活,既必经此阶级(即今之所说的阶段——引者),且今方在此阶级中,则政治不得不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而颇能反映前后反差的还是陈独秀所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5] 1932年,新文化的另一代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演时,谈到了他们践约的原因。他认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不容易做得到”,原因是“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6]既然新文化一代人抱定不谈政治而不得不谈政治,甚至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那么,对政治有很大兴趣和相当研究的蒋廷黻的关心政治,进而参与现实政治,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蒋廷黻从政前,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清华,他与校长罗家伦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倡导者,收集资料,锲而不舍;他也是典型的自由派,放言论政,毫无顾忌。据时任教清华大学且为《独立评论》同人的陈之迈说,蒋廷黻离开清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消息传出,“许多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7]。这“难听的话”当指“清华园太小了,他不会感觉过瘾的”之类的流言[8]。但自由派以及《独立评论》同人中间的异议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大。曾倡导“好人政府”的胡适虽一贯不干涉别人的选择,但在此问题上他还是寄予了希望的。在给蒋廷黻以及先期从政的翁文灏、吴景超的信中他引用了丁文江的诗《麻姑桥晚眺》作为寄语,诗的后两句是“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胡适期待他们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们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以教育和改造政府[9]。

  

   就思想层面言,导致蒋廷黻同意入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及的理性化。这个理性,与新文化一代有根本的区别。因为新文化一代本质上说都是理想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组建了共产党,倡导反帝反封建,但那是信仰使然;胡适论政,却不愿轻易从政(抗战时的驻美大使可以另当别论),也是出于自由主义理想。蒋廷黻1923年才回国,他不属于新文化一代,他也有理想,他的思想也是属于自由主义的,所以他与胡适等人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各自发表独立的见解。但与新文化一代相比,他实在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的理性也就是现实的理性。在《回忆录》里,蒋廷黻谈及他与胡适的分歧时,说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这个评价,不完全像蒋所解释的,是因为“胡适几乎忽略了经济问题。”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以上均见第147页),根本上说,体现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分野。

  

   蒋廷黻的现实主义理性,总体上看,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蒋著《中国近代史》中论述国际关系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注脚。他写道:“国际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10]当然,我们不能依此说法,来断定生活与朋友中的蒋廷黻就是专讲利益不顾情谊的人。因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蒋廷黻那里并不是一回事。蒋廷黻的现实主义理性是诉诸于公共领域的,这是他的职业理性,他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

  

   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进入政府乃顺理成章,由书写历史到创造历史,往往容易志得意满,所以蒋廷黻终身不悔。这倒未必是传统的官本位在作怪,它与蒋廷黻对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认知及其现实主义职业理性有很大的关系。1947年,蒋廷黻发表过一篇题为《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的专论,文中不仅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特点和基本取向,而且自觉不自觉地为他这样的出仕的“士大夫”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辩护。蒋廷黻写道:“谈政治,最忌凭空创设乌托邦或假定某一部分的人是天生圣贤。”在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后,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作官,教育官、行政官、事业官。名义虽不同,靠公家薪津吃饭则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他进一步指出,“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肯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作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清高。另一种则以为惟独作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普通也是清高,但作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作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并且教书,作工程师,行医,当律师,都是光荣的。”蒋廷黻最后的一段话,更值得玩味。他说:“中国官僚百分之九十来自知识界,却是知识分子最喜欢骂官僚。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对垒。其实在朝的与在野的,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11]

  

   将知识分子与官员、在朝的学人与在野学人之间的隔断拆除,从主观上讲,自然是为了自身选择的辩解,但客观地看,却也不乏卓识。因为虽然二者社会角色不同,认识上和行为上会有明显的差异,但基本的道德要求却有着一致性。这似乎与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或依附性,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晚年蒋廷黻对此依然是坚信不疑。他在《回忆录》里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第151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渐严重也是催化剂,促使先前即有划分军阀等级的蒋廷黻做出选择[12]。而此时在蒋廷黻眼里的“一等”军阀蒋介石正有组织专家内阁的设想,蒋廷黻受此礼贤征召,也正是机缘凑巧了。对蒋廷黻来说,这样的选择也符合“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现实原则。

  

   但应该看到,即使受召入阁以后,蒋廷黻在国民党政府任内,也还是把公共理性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1936 年,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固然因时事所迫,且他对苏俄外交史有所研究,所以用其所长,但从《回忆录》看,也与他先前在行政院政务处长任上所推行的政府改革计划重实效而不重关系,得罪了某些当朝权贵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从1935年开始直至退休,蒋廷黻一直担任国民党政府公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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