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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从著作和回忆录看蒋廷黻的思想和行为取向

更新时间:2019-02-27 21:09:09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客。蒋廷黻的朋友自由派学者陈之迈从性格上着眼,以为蒋廷黻“可以做一个政治家,他绝不可能做一个政客。他有坚强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协,因此他在处事上开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时不能了解他、原谅他。” [13]如果硬要给蒋廷黻定位的话,“技术型官员”(“行政官员”容易引起误解)也许比较合适。他自己似乎也无意成为政客,无意完全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这从他身居要职而一直未入国民党,或可得到佐证。而蒋介石本人似乎也无意要这类技术型官员(类似的还有翁文灏、蒋梦麟等)过多介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所以,蒋廷黻所任的职务,无论是行政院政务处长,还是驻外大使,与意识形态的联系都不是太紧密。

  

二 “新式独裁”论:学者的纸上谈兵

  

   不能说,蒋廷黻与现代中国的自由派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分歧,在“民主与独裁”论争前,他们的共同处远大于分歧。即使是以后发生了争论,彼此还是朋友,也还有共识。蒋廷黻1965年去世后,毛子水在纪念文章里披露,晚年蒋廷黻曾有与胡适共同组建一个新政党的意愿[14]。而就在蒋廷黻率先鼓吹“新式独裁”前几个月,即1933年4月,胡适还在《独立评论》第45号上为蒋廷黻《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一文所作的跋文中,大赞蒋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以及中国对策的见解,且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叹[15]。

  

   既往的研究中,对现代中国自由派中一些人出而鼓吹“新式独裁”的基本语境叙述得较全面的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toyd E.Eastman),按照易劳逸的归纳,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有“双重遗产”,即专制的传统和二十世纪初的民主主流;孙中山的早期民主信念和晚年的独裁倾向。而从当时的国际思潮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民主热情已经在战后面临“崩溃” [16] 。加上来自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引发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陡然增强。这些语境的影响都可以从当时鼓吹“新式独裁”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的文章里找到。可以这样说,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思潮都以民族主义为其出发点或基础。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自由派的“新式独裁”鼓吹自然也不例外。抽象地看,民主与独裁,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丁、蒋、钱也不会等闲视之。但实际选择上,却远较理论为复杂。很显然,外在环境只是促发因素,真正的原因还要从他们对民主的基本认知以及自由派所处圈子的总体倾向中去寻找。

  

   现代中国的自由派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虽然因人而异,但基本上是以承认其合法性为前提的。对政治不太关心,但隶属于胡适一派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也许可以反映其中一部分人的心态。他在致胡适的信中称他本人“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17]。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最为激烈,他从维护新文化运动基本价值的立场上,批评国民党的保守倾向,并把国民党排除在了新文化的统系之外[18]。尽管他的批评已经激烈到令国民党几乎无法容忍,不得不发出“警告”的地步,但基本倾向却还是属于建设性的。他也自认要做政府的“诤臣”和“诤友”[19]。而国民政府授权对胡适发出“警告”的正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另一位自由派教育家蒋梦麟。正因为自由派的圈子里没有完全与政府势不两立的意识,像蒋廷黻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就没有必要以鼓吹“新式独裁”为手段,标高以立异,曲意引起蒋介石及其政府注意,最终达到出仕做官的目的。

  

   虽然说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思潮都以民族主义为其出发点或基础,但落实到每位历史人物身上,也有着相当的个体差异。蒋廷黻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源于他长期所受的西方式的教育,其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老师海斯(Carlton J.H.Hayes)的思想对他也有直接的影响。蒋廷黻在研究院读书时海斯是他博士论文实际的指导教师,1930年他又将海氏的《族国主义论丛》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尽管直到晚年蒋廷黻还是坚持早期的观点,以为海斯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不妥,因为“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回忆录,第83页),但海斯所倡导的国际交往的前提却是蒋廷黻坚守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个原则实际上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归纳起来说,就是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要相互理解;在国际交往上,要取得双赢;“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参见回忆录,第84页)。

  

   开放的民族主义当然也还是民族主义,在外来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形下,蒋廷黻像许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对彼时中国现实的确显出了无奈和急迫。蒋廷黻在他第一次明确鼓吹“新式独裁”的文章《革命与专制》中对近代以来的诸次革命的失望情绪已经表露无遗。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20]但需要注意的是,蒋廷黻在这篇文章里所指责的“革命”也包括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可见,他也还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发言的。

  

   其实,蒋廷黻出于民族主义意识而产生的无奈和急迫心情,在半年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知识阶级与政治》[21]中已经显露,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知识阶级与政治》中,蒋廷黻是从救国的角度检讨知识阶级的政治参与问题的。他讨厌纯粹的武人政治,自然也看透了一些依附军阀的学者,他也反感知识界的一些人士越出自己知识的范围,又在完全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去任意发言,或任意以西方理论来界说中国问题。他称后一种情况为“口头洋”。然而也许是救国的意念过于急切,他几乎将知识分子特有的通过舆论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全盘否定了。而他将近代以来国家出现的种种问题全归总到知识阶层身上,也未免过于绝对。但之所以会有此认识,还是和蒋廷黻所体会到的知识阶层在现实的民族危机面前的无力感有关。

  

   对文人失去信心在常态社会可能只会导致检讨和批判文人的不足,但在危机时代就容易转而寄希望于武人。在一篇论述统一方法的文章里,蒋廷黻就认为“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22]蒋廷黻将“国家统一”看作第一要务自然是为了抵御外侮。但从思想渊源看,它出自其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邓宁(William A.Dunning)的政治学理论。在邓宁看来,政治学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由此,蒋廷黻得到的启发便是在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的国家,“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回忆录》,第79页)。有评论说,蒋的“新式独裁”论反映了他的“效率第一”的思想,“‘新式独裁’的重点似乎是效率第一的” [23]。但“讲效率”只是一种期冀,内心急迫才是原因。可与另两位“新式独裁”的鼓吹者钱端升、丁文江相比,蒋廷黻的急切心情还是收敛的。他所提倡的“新式独裁”也还是向自由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阶段,不像钱、丁,一旦论起来便有把“新式独裁”推向极致的味道[24]。蒋廷黻在《回忆录》里所说的“我向《独立评论》的读者保证,尽管自由主义推行困难,有些地方不合时宜,但是最后胜利还是属于它的”(第177页)一段话并非是后来的辩词,因为就在当时,游历了俄、德等国,亲身体会了两种类型的独裁体制,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看,他还是证明不了自己的鼓吹是否正当[25]。

  

   从对民主的认知上看,蒋廷黻这一代自由派大多是将民主诉求与民族富强联系在一起的。但不能因此而笼统地推论,民主既然是一种富强的手段,为了富强采取任何手段都是顺理成章。就蒋廷黻言,作为权宜之计而鼓吹的“新式独裁”论,也时时与他所信仰的自由主义发生着价值上的冲突。在《回忆录》里,蒋廷黻谈到了他的矛盾心态。他在实地观察了俄、德、英等国的现状后,以为:“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对我似乎太积极,相反,自由主义又太松懈。有一段时间,似乎全世界都倾向自由主义。……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突然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卑鄙的陷阱。”(第176-177页)彼时,欧美政治思潮的波动的确是影响到了一贯以西化为参照系的部分中国自由派成员的信心。但特定情形下的表现,也很难成为蒋廷黻一生的概括。后来蒋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民主与独裁”论战之事,而他的朋友陈之迈对此轻描淡写[26],也多少说明了问题。

  

   最后,不能不再提到蒋廷黻的现实理性。应该说,正是隐藏在民族主义意识背后的现实理性和他独有的思维方式直接引发了蒋对“新式独裁”的提倡。治外交史的蒋廷黻的研究思路从来都是现实化的。刘崇钅宏 关于蒋廷黻“是运用政治家头脑运用政治家远大计划来从事学问”[27]的说法,固然有些言辞上的夸张,但也有相当的道理。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蒋1931年所写《琦善与鸦片战争》与1938年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对琦善和林则徐的评价“显然换了调”[28]。而1931年,蒋廷黻正在主张和谈避日,1938年他当然已经是主战派的一员了。

  

   现实状况影响学术研究,反过来说,学术研究也反作用于现实判断。在蒋廷黻1933~1935年发表的文章中,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影响可以说是随处显现。而典型者是《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一文。谈到国家统一,蒋廷黻说:“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我只求中央能维治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与内乱;……有了这样的政府,我以为我们的环境就自然而然的会现代化。”他之所以提倡“个人专制”,也是因为他“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 [29]这正是上面提及的“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现实理性。

  

   蒋廷黻在他所提倡“新式独裁”的诸文中,始终没有明确谁是可以担负起统一使命的人和政党。但三十年代的现实大有“时不待我”之象,似乎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暇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蒋廷黻的现实原则看,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是首选。而如果按照蒋廷黻的思维逻辑推理,应该是这样: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统一”已经既成事实,如果取而代之,不仅暂无可能,即使有可能也必然要经过一场战争,现在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然不尽人意,但经历一场战争不仅于中国十分不利,其本身的代价也太大,就是战后成立的新政权是否随人所愿,也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唯一的可能就是承认这个政府,并将作为过渡方式的“新式独裁”的权力赋予它。但让蒋廷黻没想到的是,这一过渡期太过漫长,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结。

  

当然,“新式独裁”论也仅止是蒋廷黻等人的纸上谈兵,是他们所想象中的拯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良方。“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按胡适的说法,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30],他之所以参与驳论,也主要是担心“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31]。这一担忧到1934年底似乎又深了一层。在此时所写的《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胡适指出:“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 [3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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