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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精华:中国主体性何以丧失: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学译介的另一后果

更新时间:2019-02-25 23:18:34
作者: 林精华  

   内容提要: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抱着救国、锻造新文学、塑造新国民等宏大目的,以虔诚之心、亦步亦趋地把欧美各国分别确定的经典视为世界文学经典而大力译介,唯恐译介过程中在字词句上失去了原作的准确性,结果提供了远离英、法、俄、德、美等文学大国之历史真相的文学知识,彰显了其他国家的文学史观,甚至原本是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及其主人公言行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践行,进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学所表达的审美惯例及伦理要求被瓦解,中国主体性被自觉地失落。其实,中国的所谓“世界文学”经典,在欧美各国多指用其国语书写的文学,目的是为民众构建民族认同、彰显自己国家的伟大;相应的,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应充分运用自身丰富的传统文学资源,以有效构筑中华民族认同、建构有审美传统依据的生活秩序,而不是用外来文学替代、诋毁、颠覆既有的文学体系及其所包蕴的伦理、美学。

   关 键 词:欧美文学译介  文学观  中国主体性  西方化

  

   “每个法国人生来或早年就已成为笛卡尔派或帕斯卡派。笛卡尔和帕斯卡是法兰西民族作家,他们告诉法国人有哪些选择,为人生永恒问题提供独特而强大的观点,他们负责编织灵魂(与此类似,也可以说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教育者,歌德是德国人的教育者,但丁和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人的教育者)[1](P52)。

   ——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美国精神的闭锁》(1987)

   1920年10月-1921年7月,罗素应邀来中国演讲,次年(1922)以《中国问题》为名结集出版演讲内容(1966年重版)。在此,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问题”:“中国的古老文明如今正经历着急剧变化。中国在根本未受欧洲影响之情形下,完全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缺点……中国文化正在发生着飞速变化,这种飞速之变无疑是必需的”,但中国须避免“全盘西化,抛弃自身的独特传统,否则,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样的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同样情形也易出现在中国,未来中国文化与政治、经济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而这两种危险则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产生的”[2](P2-4,49)。这些很有预见性的论述,当时曾引发陈独秀和鲁迅等人冷嘲热讽①。

   然而,罗素所不希望的情形,终究在中国出现了:时隔74年(1996),曹顺庆教授指出其中的后果之一,“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3](P50)又20年,在引进西方美学方面卓有成就的高建平研究员发现,中国人仍未建立自己的文学研究话语,再度主张“建立大国的学术,要有大的气象,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学术话语的建构要用学术的方式,按照学术的发展规律来进行,要面对其独特的问题。建设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西方文论”。[4](P128)现代中国人审美理论、文学批评、艺术讨论等,更多是满足于引进西方理论并用其解释中国文学艺术实践,从而患上了话语主体性的“失语症”、中国话语无法建立等,与此相呼应的是,百余年来大量文人、文学家、专业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等,为促使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极力倡导译介世界“伟大”或“先进”的文学,以替代中国既有的经典序列,并不关心世界文学经典之真相,使失去审美主体性的中国人,更把外来“经典”当作行动的思想资源!

   其实,晚清以来的百余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传统价值体系加速崩溃、固有的言文分离之言说方式和强调自我修炼的审美范式则日趋衰微,换取的只是中国日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此等结果加剧和传统中国之间的断裂性关系,并且未能在普遍伦理方面消除和世界之间的紧张。造成这种情势,自然是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情势:堂堂东方大国、百余万清军,不敌从西洋劳师而来的四千英军,一溃千里成不可逆转之大势,此后和大清国许多臣民一样,中华民国也有众多官兵助外敌,造成在自己国土上少有战胜来犯之敌的悲催。失地千里,哀鸿遍野,国已不国。“落后挨打”的百余年历史进程,孕育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普遍认知。由是,期间引发火急火燎地向美国、欧洲、日本、俄国学习富国强兵之技的历程,同时加大引进洋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文革期间孤立于“发达文明”的后果更为恐怖)。殊不知,一战及其之前的殖民历史已证实,西洋的船坚炮利,未必能造福于世界,只是在强行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又嫁祸于相关区域,并殃及发达国家自身。对西洋文明如此深刻危机,自1840年代始,欧洲多国文学家就不断惊醒国民,如狄更斯《雾都孤儿》《艰难时世》等,大量书写正成为世界殖民大帝国的英国内部治理危机问题,而波德莱尔《恶之花》(1857)和《巴黎的忧郁》(1864)则昭示这种现代文明的恶果;自1870年代始,西方知识界更直面现代性后果中的人伦危机,如尼采《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道德的谱系》等,几近呓语般斥责理性主义的病症。更有甚者,1919-1920年梁启超考察欧洲,亲身观察到这种灾难乃祸起支撑现代科技的“进步”观念、强行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范式与传统国家疆域不尽一致的现实,作《欧游心影录》,以图使正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在颠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所顾忌。稍后就出现了上述罗素《中国问题》演讲,作为西洋人,他现身说法地指出西洋工具理性文明之危害,以及前瞻性预言中国传统伦理可能是未来世界发展之基础。但浩浩荡荡学习西方,或引进经由学习西方而发达起来的苏俄主流文化,以替代而非改造中国既有传统,成为百余年来无人可阻拦之洪流。废科举之前最先放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典型者如1877年3月-1879年6月就读于格林威治王室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的严复,在引进西学方面功勋卓著,如翻译赫胥黎《天演论》(1898)、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原富》(《国富论》1897-1900),苏格兰哲学家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和《穆勒名学》(1905),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以及《孟德斯鸠论法意》(1904-1909)、牛津大学学者甄克斯《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1909)、欧文学院逻辑学教授耶方斯《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1909)等,但他是把这些著述当作普遍原理而非特定知识引入中国的,故,少有认真研究英国社会变成大英帝国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彼时英国正值在维持英格兰传统基础上推进市场经济、宪政制度、工业化进程,对苏格兰和爱尔兰之破坏力更甚,引发1890年代末苏格兰和爱尔兰各自加紧诉诸自身民族认同之潮流。由此,严复《论世变之亟》(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十/1895年三月四日)泛泛地说,“常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5](P1)废科举前后,士大夫变成了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就已不遗余力地推崇西方文明,出现邓实(1877-1951)所批评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国粹学报》1904年),完全不计所谓先进文明自身的问题;原本是抵抗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五四运动,却很快被新文化运动人士所嫁接,立即造成但凡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无不痴迷于“新学”、反传统,如鲁迅声言,“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汉字和拉丁化》1934年8月),“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于新文字》1934年12月),临终前(1936年10月)在《答救亡情报访员》时还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人,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人决不会聪明起来,能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不读中国书”远非鲁迅的一孔之见,乃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潮流,钱玄同有类似主张,瞿秋白甚至践行汉字拉丁化方案、胡愈之力推世界语。其实,在苏格兰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辜鸿铭、留学哈佛大学并在美国工作十年的梅光迪、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吴宓等,确切知晓西洋文明之症结,试图以传统中国文化抵抗之,但面对“新青年”,彼等努力,成效甚微:受过各层级新式教育的人,皆积极追求发达文明的价值观,心悦诚服地承认文明等级论,而非召唤大众反思西洋文明。

   这就令人困惑了:那些识察西洋文明之不足者,已多番指出其问题,但为何欧美或苏俄的价值观仍被中国精英如获至宝,并转化为国民践行的思想资源?这种势不可挡之大能,与译介外国文学不无关系:百余年来中国译介者,或依据所在国家的审美标准引进其世界文学经典,或按已被洋化了审美观去理解文学,以图用世界经典改造中国人的审美标准,译介外国文学成了践行洋文明的动力,而非认识世界的手段!

历史进程显示,自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始,中国人就突然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不再是关汉卿(1219-1301)或汤显祖(1550-1616),而是莎士比亚(1564-1616)。这样的认知,根本就不管那个原本压根不讲贸易规则和经济伦理的英国,是如何通过政教合一的体制,巧妙地确立了文学经典生成机制(王室教堂西敏寺专门辟出“诗人角”,给那些能站在英格兰立场上表达英国认同的作家以特殊位置)。实际上,被英美所建构的“无可企及的”伟大莎士比亚②,其剧作内容具有强烈的地方诉求(英格兰中心论),观众或读者若不具备17世纪之前英伦三岛内部关系史或欧洲史知识,要理解四大悲剧几乎不可能,如《麦克白》《亨利五世》等有意识贬损苏格兰王国,曾加剧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王国之间的紧张,以至于英国内部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和悲剧的美学评价,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同样,中国人突然知晓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不是曹雪芹,而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光绪三十三年(1908),林纾给译作《孝女耐尔传》(《老古玩店》)作序言如是曰,狄更斯“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迭更斯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句,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这种判断,完全不考虑《红楼梦》虽为章回体小说,却是世界上使用词汇量最多、涉及知识领域仅次于《圣经》的杰作,更不明白小说文体在俄、法、英之出现乃城市化产物,并因它们各自表达了的国家认同、民族情怀、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等,才被得以经典化的,并非本然地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叙述性文本。而这样的小说经典之于汉语读者,在知识和美学经验等方面,隔了好几层,难以领会,以至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译介欧美文学高峰期,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元旦)援引曾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1869-1923)《远东当下思想政治潮流》(1911)之论而批评道,“现在西洋文学在中国虽很有势力,但观察中国人所翻译的西洋小说,中国人还没有领略西洋文学的真正价值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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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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