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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更新时间:2019-02-24 22:26:07
作者: 赵炎秋  
也肯定了他们对于当时英国社会的“英雄”即英国资产阶级的真实描绘。导致这种真实反映和描绘的,更多的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伦理水准,而是由于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现实主义,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正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于19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他们成长的年代,正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英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狄更斯1836年发表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40年代以后,创作进入成熟期。其他英国现实主义重要作家如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也都在40年代进入创作,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他们以及稍晚于他们的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稍早于他们的瓦尔特·司各特、简·奥斯汀的创作,的确代表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而这些作家都是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的肯定,是符合19世纪英国文学的现实的。

   但从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角度看,他们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肯定,更多地还是由于他们自己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原因。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6]恩格斯当然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毕生都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这也是他们的最高使命。对于文学作品,两位创始人的要求主要也是从这一目标出发的。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7]历史的标准与美学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从历史的标准看,对一部文学作品最高的要求,是它能够表现出共产主义的思想,直接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发展,最低标准则是真实地描写社会现实,反映历史的真实。因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与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文学只要如实地描写、反映出这种现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打击,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支持。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及其创作方法的肯定与支持的内在原因。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宽泛地说,凡是主张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表现现实的,就是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是古已有之。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一般是指19世纪30年代产生、流行于欧美的现实主义,它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但是,与浪漫主义的兴起不同,现实主义的兴起是波澜不惊的,既没有发宣言,也没有组团体,没有法国浪漫主义兴起时的那种轰动文坛的“欧那尼”事件。现实主义似乎在人们不经意之间就占据了欧洲文坛的主导地位。批评家们还没来得及对其深入研究,自然主义就又异军突起了。以至于在有些批评家眼里现实主义是不重要的,其本身的确定性成了不确定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世纪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就没有设“现实主义”一册,我们现在公认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等,被他归入“法国的浪漫派”中③。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在作品中表达出来,一是现实主义似乎是一种更自然的创作倾向,遇到的阻力较小,因此没有像浪漫主义兴起时那样进行广泛的宣传,甚至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朱光潜认为:“‘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哲学领域虽然从中世纪起就经常出现,而在文学领域,它首次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5)论文里。”但席勒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古典主义”,而不是现在通行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就连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来标明流派也是很晚的事。在一八五零年,当批判现实主义高潮已开始过去的时候,有一位法国小说家向佛洛里(Chamfleury)才初次用‘现实主义’(Realism)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而“‘批判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到高尔基才提出来的。”[8]在欧洲批评界,“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出现是比较迟的,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早就关注到了现实主义。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注意到了现实主义。恩格斯在1844年指出:“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9]这里所说的“新流派”“时代的旗帜”,无疑就是指当时风头正劲的现实主义。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进行相关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肯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进行肯定,一是对文学作品如实地反映现实进行肯定。如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明确指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2],并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谈及莎士比亚的时候,恩格斯也指出,“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10]。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学作品的首要价值是如实地反映现实。一部作品,只要反映出了现实的真实,就具有了基本的价值。反映现实,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在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内涵、特点与实质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现实主义。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2]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概念,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物处于环境之中,环境影响人物,人物改造环境。这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自然,现实主义并不反对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达需要通过文学形象自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指出,在作品中,“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2]。在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批评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莎士比亚。马克思要求拉萨尔“更加莎士比亚化”,批评他“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1]。恩格斯则指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要求拉萨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12]。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莎士比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和创作方法。无论是“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还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12],或者“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切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中的“最朴素的形式”[11],实际上都是与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和创作方法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将席勒作为侧重观念表达的代表。要求作家将自己的思想蕴含在形象之中,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不要将观念直接地讲出来,说明了他们对现实主义这一特点的高度重视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与评论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些研究与评论中,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而富于启迪性的观点,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在文学批评标准方面,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还提出了美学的标准和历史的标准,并且认为这是文学批评最高的标准[12]。两段论述可以结合起来看,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是原则,而“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则是具体的要求。优秀的作品不仅要达到这两个要求,而且两个方面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恩格斯的论述虽然是针对戏剧而言,但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是对文学作品的具体要求。

   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强调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在两人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⑤。作为现实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的文学,其源泉当然只能是生活。这一观点在对英国作家的评论中也有体现。在致自己女儿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们的朋友达金斯……是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不免要同他开点玩笑,警告他别让艾略特夫人遇见,因为她会立刻抓住他,把他写进她的文学作品。”[14]作家的创作来自生活,作家总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进行创作。马克思虽是幽默,却道出了创作源于生活的道理。

   对于作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重视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的19世纪英国作家达一二十人之多,相关的论述也很丰富。在马克思看来,“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15]马克思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还只有24岁,然而思想却非常辩证。他肯定了作家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写作,但不能以获取物质作为写作的目的。作品是作家的目的,作品高于作家,当然也高于物质。这既是对作家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最低要求,即作家不能为“挣钱”而写作,最高要求,即作家在必要时应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放弃个人的生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有更高的要求。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社会主义作家应该表现“战斗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战斗,一是社会主义作家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并不主张在作品中把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地表现出来。

作家创作作品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但也不一定是给所有人看的,他的创作总以一定的读者为对象。为什么人而写,是衡量作家及其创作价值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作家必须为人民、为下层民众写作。他们肯定雪莱、拜伦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由此可见:穷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个世界迟早也是他们的。”[16]“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的‘家庭版’”[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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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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