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申采浩 中国体验 知识话语 认同性 近代想象
申采浩(1880-1936)是流亡中国的韩国近代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历史学家和爱国作家。[1](38～47)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其知识话语和近代想象建构给予了更为直接的影响。目前，中韩两国学者对于申采浩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随着申采浩在中国创作的文学遗稿①及其所刊行的杂志《天鼓》②的部分卷号被发现，对其流亡中国期间的思想轨迹的追踪以及对其文学价值的评价，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③
当前，进一步阐明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与近代想象的特点可谓是其研究的新课题。20世纪的东亚，由于传统秩序的崩溃、新的国际关系的确立以及日帝的对外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经历了一次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日帝对东亚表现出赤裸裸的殖民统治野心，导致中国、韩国不得不一方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文化霸权，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封建主义，实现近代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近现代文人的东亚认识和近代想象是在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展开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渐趋成为主要的话语权力，同时历史现场的特殊性，使得多种思潮相互交叉在一起。而韩国文人的东亚认识与近代想象又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这一层面而言，进一步深入阐明申采浩的近代想象的特点，其意义并非仅限于对申采浩的文学研究，而是更有益于阐明韩国近代文人的东亚想象的历史与本质以及东亚的近代精神价值。
本文拟通过追踪申采浩的思想特点，即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差异，来进一步阐明申采浩文学中的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及其历史演进过程。
一、英雄话语、国民话语与国家想象
申采浩不仅具有明确的时代认识，还通过文本叙事建构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因此，申采浩的近代想象可谓其时代认识以及文学书写的延伸。东亚各国的近代规划有着极其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颠覆封建社会并建设国民国家，同时他对外还要抵御列强的侵略。朝鲜民族的国民国家规划可谓是在内外交困、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西方近代思潮的强烈冲击下，韩国的抗日志士和知识分子接受过民族主义、启蒙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诸多思潮，就方法论而言，韩国近代也出现过“外交委托论”“实力养成论”“武装斗争论”“阶级革命论”等多种主张。申采浩尽管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兼容并包地接受各种思潮，但始终坚持武装斗争路线，并建构自己的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民众话语、阶级话语，进而以此抗击侵略者的帝国话语和殖民话语，同时展现了他对韩国的未来规划和近代想象。
20世纪初，申采浩为建构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申采浩的历史研究、传记小说的译介与创作、政论和史论等的出版和发表，得益于近代印刷术、国文运动、出版运动、教育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韩民族的“共同体想象”。尤其是申采浩的英雄话语对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④申采浩的英雄话语通过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伦理的建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帝国话语，并为呈现近代国民国家想象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⑤
申采浩通过梁启超较早开始接受西方的近代启蒙思想，⑥并通过国民话语展现了“新国民”的近代国家规划，其政论《大韩民国的目的地》《20世纪新国民》⑦等文章可以使我们管窥到他的近代国家规划与近代想象。
在《20世纪新国民》一文中，申采浩主张，在面临亡国的凄凉的现实中，“韩国若要开拓富强之基础，展现国民之威严气魄”，唯有“国民同胞成为20世纪之新国民”。又指出：“当今韩国有三千里山河，国土可谓广阔；有二千万同胞，国民可谓众多。于是，国民同胞只要奋发新国民之理想及气力，坚固国民国家之基础，培养实力，良好应对世界大势之风潮，开拓文明，必能立足于东亚一隅炫耀强国之基础，跃上世界舞台飘扬文明之旗帜。啊，同胞们岂能不发奋。”[2](102)
如上所述，申采浩对新国民国家的规划充满热情与希望。申采浩从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出发来把握世界秩序，以自由、平等等近代启蒙思想规划国民国家，所涉及的领域涵盖政治、经济、道德、制度、国力、宗教等。然而，申采浩的这一规划终究只能是未完成的规划。1910年“韩日合邦”导致韩国亡国，因而韩国文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抗日救国。
“韩日合邦”后，日帝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施行了残酷的镇压和掠夺政策，使韩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因此，抗日救国成为了必须与近代规划并行的复杂的历史课题，韩国的爱国者们纷纷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申采浩的流亡体验，促使作者以幻想形式表现未来想象。其小说《梦天》⑧所表现的是朝鲜民族的救国之梦，塑造了1916年前后堪称新国民之代表的抗日独立斗士的形象。作品呈现出一个幻想性的叙述空间。主人公“韩男”受天官之命，乘着一朵槿花从天国来到地国。在地国，“韩男”遇见乙支文德并听到了他与“槿花”的和诗，从而认识到朝鲜现实的黯淡。在乙支文德的指引下，“韩男”与几位朋友一起奔赴“君之国”的战场。路途充满艰险，有“疼痛之野地”、“苦难之野地”的风雨、沙尘、荆棘、火坑，还遭遇到溪水的嫉妒、黄金山上玉童子的嫉恨。一路走来，“韩男”的朋友有的死掉，也有的逃脱，唯有“韩男”坚持投身于战场。在经过千辛万苦之后，又遇到丰臣秀吉，并与丰臣秀吉展开一场殊死搏斗。然而，“韩男”因中了丰臣秀吉的美人计而落入地狱，幸好得到姜邯赞的救助得以逃脱。“韩男”终于来到“君之国”——祖国，与同胞们齐声高唱用其国语国音谱写的决战歌，荡涤祖国灰蒙蒙的天空。之后，“韩男”前往民族和合的象征之地——“都领郡”。
如果说，亡国前的申采浩用以展现未来规划与近代国家想象的主要媒介是政论，而到了亡国后的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则转而用幻想小说来做新国民计划和未来规划。在小说《梦天》中，申采浩通过主人公——新国民“韩男”的形象，运用国民话语迂回地将近代想象展现于抗日救国的历史现场之上。
在《梦天》这部小说中，近代想象体现在通过“国民话语”建构的新国民的主体性、认同性(identity)、国民性的反思与自觉等。主人公“韩男”是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的新国民——独立斗士的象征。他不断地与历史人物对话，在历经千辛万苦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醒悟，在“我”与“非我”的斗争中重生民族之“自我”和未来性的“自我”。作者借用人物之口强调“新国民”理应具备的民族主体性：“只有我与他人战斗，才是战斗。与自己战斗，那是自杀，而不是战斗。”同时，从天国来到地国的“韩男”聆听乙支文德与“槿花”的和诗，受到地狱巡礼师姜邯赞的训诫，唱着以其国语国音谱写的“决战歌”扫除祖国天空的尘埃等幻想性的场面，申采浩阐明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在国家主义时代，国家即我”，“代表吾国与人对决时，才有勇猛进发”，“若国家之外另有爱，则非爱国者”，此语是监狱巡礼师姜邯赞训诫掉进地狱的“韩男”时说的话，作者通过姜邯赞与韩男的对话强调了亡国之时国民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在小说中，与“韩男”一同奔赴“君之国”战场的六位朋友并非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投身到抗日救国战场的国民中的一员。所以，他们当中有人因不堪艰辛而逃脱，也有人牺牲，唯有“韩男”在历尽千辛万苦不断地反省自己，终究抵达“君之国”。作者在呼唤新国民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的同时还不断进行国民性的反思。作者强调抗日救国运动必须具备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同时，他还批判宿命论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谴责屈从于利己主义和强权的奴隶根性。
在小说《梦天》中，近代想象体现在抗日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剧情”中，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以及用幻想与象征完成的“新国民”的形象来展现的。在小说中，尚难以发现作家自己对民众革命的理解或总体的东亚认识。当然，有一些研究者们认为，通过“韩男”的形象可以窥见作家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转变。⑨然而，《梦天》中的近代想象，即近代国民国家规划主要体现在救国救民，自强独立的规划，其主导思想还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史观。
有研究者认为，“韩男”代表的是民众的形象。⑩笔者认为，应该将“韩男”的形象置于作者的“新国民之规划”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因为申采浩将“国民”与“民众”视为两种相互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另外，从韩国的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提出民众这一概念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
二、民众话语、阶级话语与东亚想象
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其近代想象也随着其思想的转换呈现出新的变化。当然，这一变化经历了一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时代的、历史的、主观的因素，但是主要的因素还是本人的流亡体验。通过中国体验，申采浩对韩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局限性有了进一步理解，同时，通过与中国和韩国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的密切交流，申采浩开始接受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申采浩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初，其中，关注克鲁鲍特金应在1920年左右，而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应该是在1923年撰写“义烈团”的宣言《朝鲜革命宣言》之时。(11)《朝鲜革命宣言》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民众社会建设、暴力革命思想等主张，旨在通过民众直接革命，建设一种自由与平等得到保障的理想社会。申采浩理想中的民众社会是“固有的朝鲜”“自由的朝鲜”“民众的朝鲜”“民众的社会及民众的文化”。为此，他主张要摧毁“异族统治、特权阶级、经济掠夺制度、社会不均及奴隶的文化思想”。其所提出的“民众为我们之本营，暴力为我们革命之唯一武器”这一口号集中地体现了申采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理念。《朝鲜革命宣言》对当时的朝鲜独立运动家们产生了广泛且重大的影响，它犹如战场的号角、锣鼓，召唤爱国斗士们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血战当中。
1925年前后，申采浩开始参与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亦日趋坚固。1927年，申采浩参加了“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亲自投身于无政府主义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最终，申采浩被日帝警方逮捕并在狱中殉国，结束了其作为独立斗士的悲壮生涯。(12)
如上所述，申采浩以撰写《朝鲜革命宣言》为契机，开始将无政府主义引入到民众革命实践当中，实现了从英雄话语、国民话语到民众话语、阶级话语，从英雄史观到民众史观的历史性转型。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申采浩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轨迹越发清晰。他成为一名行动的无政府主义抗日斗士。(13)即便如此，申采浩依旧保留着自己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申采浩通过文本叙事，即通过政论和小说使自己的思想、理念与信念得到进一步升华。作为斗士和作家，民众话语、阶级话语是其近代想象的核心知识话语。政论《宣言》和小说《龙与龙的大激战》是展现申采浩的未来规划——东亚想象的重要文本，同时也是韩国抗日文学的宝贵遗产。(14)申采浩在《朝鲜革命宣言》中用的是“朝鲜民众”一词，而政论遗稿《宣言》和小说遗稿《龙与龙的大激战》中用的则是“无产民众”“无产阶级”等词，旨在从全世界无产民众的利益出发谴责和诅咒侵略者和统治阶级，体现出一种将朝鲜民众的解放与全世界无产民众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开放性视角。可以说，申采浩对社会、时代、历史、民族的关注正在逐渐与全人类、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申采浩在《宣言》中说道：“……彼等势力被我大多数民众之否认及破坏日即彼等失去其存在之日，彼等失去存在之日即我民众取得所热望之自由平等的生存，实现无产阶级之真正解放之日，那日即凯旋之日，我民众之生存道路唯有其革命。……我东方民众之革命万一不得急速前进，东方民众则将失去其存在。……我彻底否认且破坏之日及彼等失去存在之日。”[3](191)
如上所述，申采浩呼吁，为了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民众的自由与平等，要实施革命的暴力。在小说《龙与龙的大激战》中，申采浩表达了消灭强权和统治阶级，实现无产民众解放的社会志向。同时，在这部小说中，申采浩通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建构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幻想结构表现了东方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理想，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小说通过幻想结构讲述了上帝、天使、特权阶层以及侵略者们的天国被地国的民众所颠覆的故事。“弥利”(15)被上帝任命为天宫侍卫大将兼东洋总督。“弥利”一出现在东洋(地国)，皇帝、大元帅、财产家、大地主、巡查等就都来到地国。他们大肆掠夺和杀戮贫民，整个地国变成监狱和地狱。小说的主线是象征民众革命之先驱的“德拉衮”与象征日帝侵略者之元凶的“弥利”之间的激战。
小说中，奉上帝之命来到地国的耶稣基督在乡下的教堂传播“痛苦者有福，逼迫者有福”等上帝之道，结果被农民杀死。之后，传播“名分说”、“天堂说”等消极教理的孔子、释迦、穆罕默德等都被杀死，政治、法律、教科书等拥护统治者权力的所有书籍也都被民众所焚烧，教堂、政府、官衙、公廨、银行、会社等建筑物被破坏。过去的一切社会制度被否定，万物被宣布为民众之共有。统治阶级企图动用军队和种种军事手段征服民众，却被万众一心的民众所消灭。地国宣称断绝与天国的交通。于是上帝再次派遣“弥利”到地国，企图采取怀柔和镇压并行的策略，同样被民众所消灭。奉上帝之命来到地国的“弥利”只能变成龙神庙的土偶。被“民众之先锋”——“德拉衮”唤醒的民众出现在天国，将天宫焚烧，上帝只好隐身于老鼠洞中。
小说在幻想结构中强有力地刻画了无产民众革命斗争的胜利。消灭统治阶级，渴求无产民众的解放与自由平等，小说多角度地体现了申采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首先，申采浩不只是否定侵略者们的政治统治，而是否定一切领域的强权，包括经济领域的统治乃至宗教等，申采浩进而认为地上万物为民众所共有。申采浩的这一思想可谓体现了普鲁东、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等的思想，即否定政治强权、主张集体主义的公有制和相扶相助的社会理想以及无神论等。申采浩在一篇题为《克鲁鲍特金之死有感》(16)的文章中写道：“克鲁鲍特金虽为贵族子弟，却抛弃所受之富贵，投身革命，与劳动者同甘苦，岂能不称其为伟大之丈夫?其以生物界之互助主义挑战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4](335)在这篇文章中，尽管作者说自己对克鲁鲍特金没有专门研究，但足以看出其对克鲁鲍特金的敬仰和肯定。在另一篇随笔《丹儿杂感录》中，申采浩主张青年一代需要以巴古宁、克鲁鲍特金道德洗脑，并肯定无政府主义的新学问之意义。实际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申采浩对无政府主义的关注和接受是非常直接、主动的，且积极付诸实践。所以说，《龙与龙的大激战》所展示的并非民族国家想象，而是无政府主义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更具体地来说，作者是有志于“获取民众所热望的自由、平等的生存，实现无产阶级真正解放”[3](193)的社会建设。(17)
其次，申采浩在《龙与龙的大激战》中对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认为靠暴力手段，即骚乱、暗杀、暴动等“靠行动之宣传”是“革命中的理想手段”的观点表示肯定和认可。(18)例如，作家在小说中对“德拉衮”的登场所作的描述便足以证实这一点。
“天国全灭之前，德拉衮之主体表现为‘0’。然，德拉衮之‘0’有别于数学之‘0’。数学之‘0’只有其位，而无其实。德拉衮之‘0’可成为枪、刀、火、雷及其他一切‘恐怖行动’。于今日，德拉衮表现为‘0’，于明日，德拉衮之对象将消灭为‘0’，帝国为‘0’，天国亦为‘0’，其他一切统治势力均为‘0’。当一切统治势力为‘0’时，德拉衮之整体建设将呈现于我辈之眼前。”[5](127)
在小说中，“德拉衮”象征着“民众之先锋”——“先觉之民众”、革命之先驱。这体现了申采浩将民众视为历史主体、革命主体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他对民众革命力量的确信和赞美。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对申采浩所接受的“靠行动之宣传”——“恐怖主义”有历史的和客观的理解，在朝鲜彻底丧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境遇下其所展开的“恐怖行为”也可看作是民众反对帝国野蛮侵略，获取民族独立的“特殊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妨把申采浩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视为“文化误读”。
小说中的“上帝”或可从宗教的层面上加以理解。然而如果更进一步考虑，“上帝”可视为一种“象征符号”，象征着一切帝国主义话语的“自我神话”。申采浩在小说中强烈地抨击道：“近期世界大战中杀戮多数民众的各国皇帝、元帅、总司令……均以上帝之命”做出野蛮行径，“吞并别国，融化其国遗民之骨，亦为上帝之意”。[5](136)因此，小说中的“上帝”可以理解为一切侵略者或统治者们用来将自己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掠夺行为加以神圣化、合理化的“象征符号”。申采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其根本意图是旨在消灭一切强权者，尤其是针对日帝及其走狗们，同时表达了对人类平等自由的渴望。作品中还称：“亿万民众成为猫，一切掠夺者成为鼠。”[5](136)这体现了申采浩对无产民众革命之必胜的信念与乐观。
小说的主调虽然是申采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却同时体现出他早已具有的民族主义思想，具体体现在区别对待强国民众与殖民地民众以及对依旧迷恋于日帝的文化政治和殖民地参政权等欺瞒策略的奴隶思想等做出的犀利的批判当中。
无政府主义思想根源于古代东西方共有的乌托邦思想。尤其在近代，无政府主义体现出对强权统治的强烈否定以及民众的自由与平等思想。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被中韩两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们所广泛接受并运用于革命实践当中，这与无政府主义朝鲜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无政府主义在东亚的知识阶层中，不仅是反抗日帝的东亚侵略与文化霸权的强有力武器，也是规划以自由与平等为宗旨的未来社会的理论依据。申采浩将民族的解放与东亚殖民地无产民众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当时的历史脉络来看，这一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在日帝的东亚话语全面展开之际，申采浩的东亚想象堪称是从思想上、文学上对其做出的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归根结底，申采浩的未来规划——东亚想象无疑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及幸福的乌托邦构想。
以上对申采浩的近代想象进行了疏略的考察。其小说《梦天》与《龙与龙的大激战》是以一种申采浩所特有的文学形式对历史加以重构的“文本的历史”和“历史的文本”。同时，这些作品极富幻想性，正如作者自言，堪称“梦中所作”。(19)[6](18)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作家之白日梦”，亦即无意识对创作的作用。可以说，这是申采浩心理的、精神的、肉体的苦闷与时代的、历史的、民族的苦闷混为一体而形成的象征和想象。此外，申采浩在作品中通过“误读”与“变形”“象征”与“隐喻”“讽刺”与“戏谑”等手法，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通过文本叙事，重构历史现实，展现了其以民族共同体想象、“新国民”国家想象、无产民众为主体的东亚想象(或世界想象)等为特征的未来规划——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近代想象，在东亚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文化价值。小说《梦天》以其独特的幻想结构反映了韩国独立运动的艰难历程，同时也呈现出了他的未来想象。而《龙与龙的大激战》，超越了民族与文化的界限，展现出人类普遍的世界想象，称其为当代人类的“文化图像”毫不为过。同时，它为帝国的超克、人类的共生共存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申采浩的近代想象呈现为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体系，如实地体现出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通过文本的历史，参与到世界的解释，同时，又通过历史的文本参与到历史的建构。作为抗日斗士的申采浩，同时身为“怀有朝鲜之心脏”(洪命熹语)[7]的炽热的爱国者、历史学家和文人，他的文学创作旨在运用以知识的生产构建的抵抗话语来颠覆强权话语，以反控制来应对强权的控制。概而言之，申采浩把殖民地韩国看成是被强权监视的“监狱”，民众被剥夺一切自由和全部权利，要想生存只能群起反抗，彻底砸碎强加于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一切枷锁。综上所述，申采浩的知识话语建构和近代想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了“后殖民性”的思想特征。
申采浩的叙事文本中随处可见被强权所压抑的抗日斗士和作家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无意识，这无疑成为了其抵抗话语的巨大能量。申采浩以惊人的想象力挑战日帝及统治阶级对人的自然性与民族性的毁灭，就这一意义而言，申采浩的文本叙事体现了他对时代与文化以及自我的超越，也体现了他对传统叙事的解构。
申采浩流亡到中国后，积极接受新的思潮，敏锐地把握时代精神，不断地建构新的知识话语和未来想象，堪称20世纪前半期东亚思想文化的先驱。申采浩的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是与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体验分不开的，尤其与在中国参加爱国独立运动并与中国进步人士进行交流分不开。他既有丰富的跨界文化体验，又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同时流亡者特有的历史视觉，促使他以其革命性的知识话语和特有的幻想结构来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东亚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逝世之后的1945年，中韩学者在上海成立了“申采浩学社”。(20)另外，当时还计划用韩文、中文、英文出版申采浩的著述(包括遗稿)，虽然这一计划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但是这一切却足以说明申采浩及其论著在中韩近代文化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申采浩的近代想象也具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其内在的民族主义、民族史观、无政府主义、无产民众革命论也有不少欠缺之处。对此，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更为缜密的考察和阐释。只有这样，对申采浩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的申采浩及其论著也才能散发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①1928年申采浩被捕并关押在旅顺监狱之后，其遗稿转交到友人朴荣泰手中。1949年左右，其遗稿经朝鲜驻北京大使馆被转交到朝鲜方面。1962年，遗稿被发现于朝鲜国立图书馆。安含光、朱龙杰等研究者开始对遗稿进行整理与研究，并出版了经过润色的申采浩文学遗稿集《龙与龙的大激战》(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1966年)。之后，《龙与龙的大激战》由日本学者传入韩国，于1975年被收录到韩汉文混用体的《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中。拙著《申采浩文学遗稿选集》(金柄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笔者在平壤留学时搜集和整理部分遗稿的基础上出版的。
②《天鼓》是申采浩于1921年刊行的汉文杂志，据传共出版了7期。崔光植在《丹斋申采浩的<天鼓>》一书(韩国亚研出版部，2004年)中编译了其中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三期只收录了目录。《天鼓》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中国学者介绍到学界。
③主要成果有：《申采浩文学研究》(金柄珉，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丹斋申采浩评传》(金三雄，韩国时代之窗书版，2005年)、《申采浩文学研究抄》(金宙铉，韩国小名出版，2012年)、《申采浩的小说研究》(金宙铉，韩国小名出版，2013年)、《申采浩的历史学与民族运动》(崔洪奎，韩国一志社，2005年)、《丹斋申采浩全集》(全十卷，韩国独立纪念馆，2007年-2008年)等，另有多篇论文。
④请参阅金承焕的论文《体现在申采浩文学中的想象的共同体与实在的共同体》(《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2辑，2013年3月)。作者在论文中指出：“体现在爱国启蒙期文学中的韩国-朝鲜，既是实在的共同体，也是想象的共同体。丹斋通过想象的共同体强化了实在的共同体。……丹斋在1908年通过《读史新论》等民族主义史观和《乙支文德》等小说作品，同时规划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朝鲜民族、作为读书的共同体的朝鲜民族、作为实在的共同体的朝鲜民族。”
⑤主要的政论作品有《20世纪新东国志英雄》《英雄与世界》等，人物传记有《乙支文德》《圣雄李舜臣》《东国巨杰崔都统传》等。
⑥从申采浩文章可窥见其受梁启超的《新民说》的直接影响。
⑦此文最初刊发于《大韩每日申报》，1910年2月22日～3月3日。
⑧《梦天》的序文中标出的创作日期为“檀君4249年3月18日”，即1916年。
⑨在《梦天》中，作者通过历史人物乙支文德的形象，主张“为了国家而采取暗杀等行动也不为过”，由此，金宙铉认为这就是申采浩已经转向无政府主义的根据。(金宙铉，《丹斋申采浩小说研究》，韩国小名出版，2015年，第125页)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申采浩早年就对无政府主义有所了解，但是对1910年代申采浩已经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观点，笔者无法苟同。
⑩金宙铉主张：“《梦天》中通过与‘韩男’的对话关系，描写了其民众英雄的诞生过程。”(详见金宙铉：《丹斋申采浩小说研究》，韩国首尔：小名出版，2015年)
(11)申采浩断然否定和拒绝当时独立运动团体内部提出的“外交论”、“实力论”等主张。在北京，申采浩与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潘增良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韩国的李会荣、柳子明、郑华岩、李乙奎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可以推测，申采浩当时读到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以及与自己有交流的刘师培、李石曾等有关克鲁鲍特金的文章。金三雄在《丹斋申采浩评传》中认为，申采浩早在1905年左右就读过幸德秋水的《广长舌》，之后在汉文报纸《震旦》上刊登《基督教抹杀论》的译作。另外，申采浩对苏联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罗申科也有所了解。申采浩还热衷于阅读克鲁鲍特金的著作。申采浩似乎也曾关注过社会主义，只是由于苏联因为对日关系而限制在远东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以及共产党系列团体内部的纷争，其关注度才逐渐降低。(请参阅申采浩的遗稿《致李守常请求图书阅览的信》《浪客的新年漫笔》等。)
(12)1927年，申采浩加入“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年，申采浩与林炳文等因“伪钞事件”而被日本逮捕并被判10年监禁。入狱8年后的1936年，申采浩因脑溢血死于旅顺监狱。
(13)这一时期的文章《朝鲜的志士》《丹儿杂感录》《大黑虎一席谈》《金钱、铁炮、诅咒》等从多层面体现了申采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14)1925年，申采浩在台湾人无政府主义运动家林炳文的介绍下开始参与“无政府主义东方联盟”的活动。1928年，申采浩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会议。同年4月，申采浩出席在华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会议。遗稿《宣言》应该是那次会议的宣言文，小说《龙与龙的大激战》是1928年年初创作的作品。
(15)“德拉滚”、“弥利”是对原文用语的音译。“德拉滚”是原文中对英文“dragon”一词的音译，“弥利”在韩国庆尚道、济州岛一带方言中意为“龙”。作者在作品中做了相关的表述：“德拉衮为何物?上帝受到太古人民的迷信拥戴登上帝位的第五年，虚空中诞生出一胎双生的怪物，一为德拉衮，又一即有名的现今天宫侍卫大将，兼任东洋总督的弥利。因此无论弥利还是德拉衮，汉字都译为‘龙’。”(详见金柄珉编：《申采浩文学遗稿选集》，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16)通过《克鲁鲍特金》(《天鼓》，第2卷)、《朝鲜古代之社会主义》(《天鼓》，第2卷)、《丹儿杂感录》(随笔遗稿)等可以推测申采浩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此外，申采浩很有可能阅读过与其有交往的刘师培、李石曾、李大钊等有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刘师培的《近世无政府师表》(译文，1914)、《克鲁鲍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要领》(1914)、《克鲁鲍特金学说之特点》(译述)、《克鲁鲍特金学术之述略》(1907)等，李石曾的《克鲁鲍特金》(译文，1907)，李大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等。(详见李存光编：《克鲁鲍特金在中国》，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年)
(17)李浩龙教授也谈到，“申采浩所建设的社会就是没有统治阶级和统治机构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并且民众的幸福生活得到保障的社会，即人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详见李浩龙：《申采浩》，韩国首尔：历史空间出版社，2013年)
(18)“靠行动之宣传”是1873年由克鲁鲍特金提出的政治用语。克鲁鲍特金曾主张用一切的暴力行为进行反抗是可行且正当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界指出其恐怖行为的弊端，并废弃其“靠行动之宣传”，克鲁鲍特金本人也承认其局限性。(详见李浩龙：《申采浩》，韩国首尔：历史空间出版社，2013年)
(19)《龙与龙的大激战》的作者署名为“燕市梦人”，即“燕京之梦人”，此署名同样包含“梦中所作”之意。
(20)韩方的柳子明、郑华岩等以及中方的李石曾、杨家洛、朱洗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