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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人民的两个身体与政治神性的现代转移

更新时间:2019-02-22 19:47:30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康托洛维茨对“国王两个身体”的论述,集中关注的显然是三个阶段的第二阶段。基督教与罗马王权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创建的基督教政治神学,不是他的兴趣之所在;作别基督教的世俗化人权政治论说脱胎而出的过程,也不是康氏有心论述的话题。他集中论述的是现代早期、即现代“初创阶段”的特定的那“一股线索”,也就是王权兴起的过程中,如何借助于基督教的论说,在兴盛的教会法和重光的罗马法、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中为自己聚集精神资源。这样的论述进路,既对相关论说的社会政治语境不予关注,也对“教权至上论”采取了悬搁的态度,他专注于阐释“王权至上论”的兴起与兴盛。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将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神学双剑归一从归一于教权到归一于王权的政治神学重述之作。

  

   康托洛维茨对双剑归一于王权的论述,本来是从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出发的,可是他很快抽离了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转而从政治神学的理念转变层面论述国王坏朽之身与不死之身的两个身体问题。开篇康氏以普劳登判例报告引出问题,将梅特兰曾经论及的王室法学家如何用神秘的辞藻讨论的王权与国王职能作为论述主题,国王二体论说因此烘托而出。其中的重要支点,一是提出这一论题是根据普通法而不是大陆法,二是无论国王成年与否其作为国王的一切行为的有效性,三是国王有两个身体即有朽的自然之体和不朽的政治之体。前者与芸芸众生没有分别,后者的存在特点是不可见、不可把握,构成特点是政制与治理,构成目的是指导人民、管理公共福利,它完全免于自然之体自然败坏与能力不足的影响。引出国王两个身体的话题后,康氏并没有循普通法历史溯源及流、上下穷究,反而转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相关话题。之后才正式切入现代早期王权建构的三个重要结构: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继而以连续性与合众体引导,凸显了“国王永远不死”的核心主题。到此康氏似乎完成了自己的论述主题,但他却有引出另一个话题,那就是但丁展示的“以人为中心的王权”,人们以为康氏会由此进入现代国家的权力建构问题,但他却骤然收笔,在没有给出任何直接结论的情况下结束全书。论者曾经对康氏全书的这一结构产生疑虑,认为他实际上已经结束全书后,又“增写”了但丁这一章。以康氏尾论对全书的概述来看,这一章不应被视为临时增写——恰恰在康氏的论述逻辑中,从神到人的王权建构才是一个完整的论述结构,现代早期之终结传统、开启现代的大幕,此时才徐徐拉开。仅只表述了“国王永远不死”,并没有真正拉开现代政治幕布,必得等到人的出场,幕布才算撩开。

  

   康氏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的论述中,重点揭示了似乎具有双重人格的国王与基督二性的高度相似性。基督二性、两个位格、双重本质不是分立的,而是一个统一体。在王权建构中,仿照基督二性确立的君王二体,也就具有依自然本性是人,依恩典而成为神圣的双重性质。基督二性与国王二体不是一回事,但后者对前者的模仿确实是显而易见的。“肉身返回,理性留下”,让国王带上了永恒性的光环。这在中世纪基督与国王的各种图像中得到确切的印证。

  

   在“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的论述中,康氏以教会法和罗马法及其混合作用为线索,描述和分析了国王与主教作为圣徒分别担任上帝与子民之间的中介。国王的“中保”身份,让他成为神人之间、教士与人民之间的中介。国王作为“基督的摹本”,初期具有基督形象与代理人的含义,但后来被君王乃是上帝的形象与代理人所代替。这就跟仿照基督二性的论说脱离开了。“偏向基督统治-礼仪性的王权概念,被一种偏向神权-法学性的政府概念所取代”。此时,作为公职人员的君王与作为私人的君王之间,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法学追赶神学”的运动中,罗马法启发人们将国王塑造成皇帝那种法律之父和活的法律的形象。一种政治-宗教混合物的“正义的主人与仆人”之王权确立起来。这种为弗里德里希皇帝展现的“统治权神学,尽管充斥了教会论思维,沿用了教会法词汇,并混合了半基督论语言,以表达政治的秘传之道,但却不再依赖于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的观念……事实上,皇帝作为‘正义的主人与仆人’这样的双重职能……源于古代罗马人民的著名法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严格以法律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开始取代之前几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奥秘式的‘效法基督’。”换言之,立于宗教的政治神学正演变为世俗化的政治神学:涉及国家双重主权的中世纪晚期建构凸显出来,人民的实际尊威与君主的个人尊威携手出场。人民是主权者,君王是立法者。但君王立法,他却不在法律之外;尽管他在法律之上,同时又在法律之下。在基督宗教与世俗王权之间,“区分、对照、平行和改造一次又一次重复出现,在创制世俗国家新式神圣性及其‘奥秘’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不过最终的获胜者不是神学,而是世俗灵性。随着法律重要性的提升,在王权建构中,统治者成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中保”,一个科学化、职业化的法学家时代宣告到来。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变化是,“从法律自身开始生发出一种新式的‘混合人格’,以正义女神为仿效的神,君主同时作为她的道成肉身和她的大祭司。”被提升到高于基督代理人也就是教会之上的国王,此时成为上帝的代理人。因此,国王拥有不受时限限制的财产权——其私人的暂时财产与公共的永久财产之分,就像国王二体之分一样,具有十分清晰的不同指向。私人的也就是封建的国王,与财政的也就是公共的国王具有大不相同的含义。基于这样的划分,王冠、国库就具有了准圣物的性质。由于这样的变化,“中世纪‘祭祀权’与‘王权’的二元对立被国王与法律的新二元对立所取代。”至此,“双剑归一”归一于教会已经彻底转变为“双剑归一”归一于国王。一个历史的轮回呈现了首尾相衔的双剑归一圆圈:从古代晚期双剑归一于世俗皇帝,中经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鼎盛时期双剑归一于神圣教会,最后又回到了双剑归一于世俗国王。双剑归一的世俗化显然占据了双剑相争的现代先机与最终优势。

  

三、现代转向:“两个身体”三种结构的转进


   康托洛维茨在指出双剑归一于国王之时,并没有停下分析的脚步。他进一步指证中世纪晚期教会与国家在“以政治体为中心的国王”上面的混合状态。随着罗马教会的改革,“教宗也被称为‘君主’和‘真正的皇帝’,在这种‘大祭司的尊威’之下,罗马教会的圣统制机制,在一个神秘主义的基础上,开始成为一种绝对和理性化的君主制完美的雏形,而同时,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可以成为一个‘准教会’,或者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奥秘性的法人/合众体。”教会作为基督的“奥秘之体”,指的是基督的圣体,不是指其在中间受苦的身体。国家的奥秘之体,指的是作为一个道德与政治之体的国家,它是一个社会性集体。它被命名为奥秘之体,也可以称之为人民、城市、王国、祖国等等。对一个国家来讲,“国家选举君主、君主接受此项选任,构成了一种类似于婚姻的契约或合意。”正如丈夫必须保护妻子,皇帝也必须保护国家。以之拟国,君王是国家的灵魂,国家是君王的身体。国王是国家的丈夫,依照教士与教会结婚的模式而缔结道德与政治的婚姻。对国家这个奥秘之体来讲,国王是它的头,它使国家奥秘之体显得完整。就此而言,英国形成了王制与政制结合的统治,与法国的王制的统治有很大差异。但国王作为头,与人民的身体相连,构成国家的完整身体,是为教会的奥秘之体世俗化的直接后果。在君王、个别公民与全体的关系上,“君主大于个别的公民,但小于其全体。”——“无论从何种观点出发进行考察,中世纪晚期的王权,在13世纪的危机之后,变成了以政治体为中心。其连续性,首先由基督提供保障,接着是法律,而现在则由国家的奥秘之体提供保障。这个身体可以说是永远不死,而是与教会的奥秘之体类似,是‘永恒的’。”注意,国家与教会一同永恒!世俗化的国家上升到这样的位置,多么不可思议。中世纪曾经绝迹的祖国概念,在这是被重新激活,作为祖国的国家,“让国家成为了政治效忠和准宗教情感的对象。”祖国长期不过是指本乡本土而已。但到13世纪,它已经具有了超越本乡本土的更大政治指涉,如“保卫祖国的义务高于封臣向领主的封建义务”。基督徒的祖国是天国,世俗化国家中的臣民的祖国是领土性与民族性的那个归属国度。在保卫圣地与保卫祖国具有类似含义的情况下,保卫领土性与民族性的祖国与保卫圣地具有同样的意思。从为祖国而战到为祖国而死,体现的是臣民比珍视生命更高贵的、忠诚于祖国的政治情感。像法国爱国主义宣传中张扬的为国而死,就是为国王、为圣人、为奥秘之体而死,那是正义斗士的行动,是殉道行为。

  

   当“教会,这个以基督为头的奥秘之体”替换成“国家,这个以君主为头的奥秘之体”的时候,曾经出现的国王有责任为国家牺牲生命的说辞,演变为国王不应该牺牲自己,甚至不应该加入军队,仅需要臣民做出单方面牺牲的说辞。因为,国王是王朝连续性的保证,如果他牺牲,奥秘之体也就危险了。在这一拟制面前,“‘依上帝的恩典’而设立的统治权的概念在王朝意识形态那里获得了新生,而一种‘永不死亡’的共体的正义的延续性则在王冠的延续性问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不过,新式的、以政体为中心的统治权生长发达所依赖的不朽性与延续性,其价值被赋予了‘永不死亡’的共体,赋予了一个不朽的人、政体或祖国的永久性,后者可以容易地与个体的国王相分离,但却与王朝、王位(crown)以及王家尊荣无法分开。”循此进路可知,“国王的两个身体”凸显的核心理念,就是宪制和法律-政治领域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不同于基督教会的永恒性,而凸显了一种“永常”的理念。在个体与种属的分类中,不朽的不是个体,而是有朽的个体所代表的种属的生命。相比较于上帝的永恒性来讲,人类不可能拥有无时间因素、永远处于静态的现在,人类拥有的只是跨度短促的受造时间。前者的永恒性与后者的永常性具有重大差异,但永常正好处在永恒与时间之间。这种永常性,不可能在个体身上呈现出来,只能在公共机构的准无限连续性上拟制。而其中,公共性的征税又成为拟制的、永常的王国或祖国的特征——为了某种“必需的原因”,“永久性的年度征税便成了主权国家公认的权力,理由就是为了满足政治体的需要。”原来属于拟制的例外状态,变成了正常状态。“永久必需性”的新拟制暗示了保卫祖国的职业化军队供养、行政征税、永久的任职与诉讼代表等等制度安排。一种依照“人民不会死亡”的延续性拟制出来的帝国连续性、王朝连续性凸显出来。受亚里士多德“世界不会死亡”观念影响的、“国家不会死亡”观念得到明确的阐述。而人民,乃是“同属于一个奥秘身体的人的集合”,是一种“共相的人”。它是拟制的,是无法施罚的。国家就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共体。

  

经过上述描述与分析,康托洛维茨将他关注的现代国家“初始阶段”的“一股线索”集中表述为“国王永远不死”。人民被解释为一个永远不死的共体,一个具有永久性的概念就诞生了,它同时包含了整个政治之体(头和肢体)的永久性和组成成员的永久性。由于“头”通常是负责的部分,它的缺席会导致合众体不完整或失去行动能力。因此,头的永久存续就引向了新的拟制——由于国王肉身的坏朽,对合众体而言,就会面临一个空位期的问题。一旦空位,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引发政治体连续性的危机。因此,维护国王之头的连续性,就成为维护政治体连续性的必须。“国王永远不死”的拟制,便以王朝的永久性,王冠的合众性以及国王尊荣的不朽性三种因素交互作用呈现出来。在确认时间不与国王作对的前提条件下,国王连续性面对的小空位期与大空位期都不会影响因公法而确立的王位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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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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