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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思吾:从女侠秋瑾到学生李超——关于新女性之死的公共性阐释

更新时间:2019-02-22 15:50:39
作者: 盛思吾  
称秋瑾“岂第巾帼罕有其匹,即求诸须眉,亦绝无而仅有也,仿之以玛利侬之于佛,苏菲亚之于露,有过之而无不及也。”[17]吴芝瑛、孔繁淑等亦发表纪念诗文,评价均甚高。后来为秋瑾张罗后事、护灵护坟者,主要也是吴、徐等女界朋友。女界精英不遗余力地推崇秋瑾,既有私人情谊的因素,也显示为女性正名、凝聚女界力量的决心。本来就在女界名声甚大的秋瑾,从此更进一步更为全女界的共同精神偶像。后来秋瑾作为自由战士的定位逐渐为公众接受,既与其事迹逐渐明朗有关,也离不开“秋瑾们”(女界同仁)不遗余力的宣传。

   总体而言,作为一场公共事件的秋瑾之死,呈露出晚清社会前沿的多声部状态。而“传奇性”(无论才女冤死还是女侠殉道,在公共语域中都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只是传奇程度有所不同,从文学史来看,秋瑾之死衍生的文学作品明显多于同为烈士的吴樾、徐锡麟等,在辛亥革命之前,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剧本就不下十几种)充当了公共传播的核心驱动力,无论秋瑾主观意愿如何,其“传奇女性”身份是其能迅速获得公众尤其是一般市民同情的关键因素(而这反而可能是章炳麟等一时不愿充分肯定秋瑾的潜在原因,这点值得深研)。另外,即使公众理解并接受了秋瑾,对其个人的推崇,也不等于对一般女性人格和人权的正视。秋瑾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然而,女子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从“女侠”到“娜拉”——五四公共场域中的李超之死

   1919月8月16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国文部学生李超病逝。李超出生于一个旧式大家庭,父母早丧,有两个姐姐、一个继兄。李超少时受过家塾教育,民国初年,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顺利毕业,1915年和朋友组建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一年后解散。这时有人上门提亲,李超不愿早婚,想去广州读书,其继兄、嫂子不支持,发生了一些矛盾,李超在其大姐、姐夫帮助下成行。后来,李超对广州的学校不满意,想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升为女高师)。其继兄希望李超尽快嫁人,得以早日独享家产。(按当时的宗族习俗女子出嫁后即失去继承权)为此家族矛盾愈烈。李超1918年9月于到北京入学,其兄嫂拒绝经济支持,李超得了肺病,不治身亡,其继兄谓之“执迷不悟死有余辜”。[18]

   与秋瑾相比,李超之一生甚为平淡。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两者均经历了走出家庭这一过程。秋瑾1904年不顾丈夫王廷钧反对赴东瀛留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秋瑾留学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革命救国。论者在描述这一过程时,通常把王家置诸秋瑾的对立面,让人感觉王廷钧就是一个冥顽不灵之辈,这其实是不公允的。秋瑾秉性刚烈,在夫妻关系上其实比较强势,王虽温弱,也粗知洋文,对时局有一定了解,秋瑾在京活动,结识社会贤达,很大程度上依仗了王家的人脉资源。王素知秋思想激进,兼且儿女年幼,为家庭考虑不愿其留学,只能说人各有志,不宜因此苛责王家。秋瑾回国后,为光复军筹款,顺路回家看望儿女,王家予之数千金。作为夫家,对秋瑾所为不可能一无所知,仍然给予巨款支持,至少说明双方关系没有传言中那么差。[19]总体而言,秋瑾之出走虽有波折,尚算成功,这得益于王秋两家均属社会上层精英,并非闭塞不通之辈,而且秋瑾有自己的积蓄、人脉和社交圈子。

   李超生于宗族势力发达之广西,家族中有人做官,级别不高,颇有家产,算是在地方上有影响之家族,活动圈子和见识广度远不能与秋王两家相比。在一个偏保守的家庭里,李超没有独立经济来源,更缺乏社会活动能力,若非其大姐、姐夫仁爱,处境之艰难尚不止如此。秋瑾之出走直接走向国外、走向革命,而李超之出走是走向北京、走向求学,而女子师范学校这个秋瑾当年所缺乏的新场域,恰恰是我们解读作为公共事件的李超之死的关键线索之一。

   1906年,慈禧太后决定实行女学。1908年清学部创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1912年更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即李超逝世之年)更名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方还为校长。1918年(李超到校之年)全校共有教职员50人,在校生244人,毕业生73人,教职员和在校生比例约为1;5。教职员人数在全国女子师范学校中排第一,学生人数也在前列。[20]这种规模和师生比例,既能保证同学间和师生间相互熟悉,又能形成一定的社会力量。学生们大多都与李超经历相似,是背负着一定压力并经过一番争取而得到入学机会的。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程俊英回忆女高师生活,说:“我们那时候能上学是不容易的,要冲破家庭的束缚,每个人都有一部同家庭的斗争史。”[21]际遇相似,志趣相通,相互间很容易亲近,学生结社甚多,如文艺研究会、辩论会、体育研究会等,程俊英、陈定秀、王世瑛、卢隐在学生中表现突出,合称“四公子”。

   时值新文化运动大潮,学生政治热情普遍高涨,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各路舆论领袖有充足的活动空间,竞相争夺话语高地,对学生而言无疑是极好的思想操练。女高师在方还当校长的时候管理较严,除放假回家外学生不准随意出校门,还有学监对学生行为进行监督。程俊英称:“学校门禁森严的看守,家长‘通知簿’的束缚,学监日夜的检查,绿布制服的装束,一切的一切,都迫使学生过着笼中鸟般的生活,吸不到一点新鲜气。”[22]陶淑范将方还治下的女子师范称为“一所桎梏人们精神和思想的‘监狱’”[23]。虽然回忆如此不堪,但客观而论,这些不自由是相对于北大之类的学校而言,实际上,学生还是能通过她们的老师以及阅读的报刊来获取最新信息,掌握思潮动态。特别是学生上书校长,撤掉保守派教师戴礼、陈树声(上书能够成功,本身就证明校方威权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请来北大哲学系毕业生陈中凡之后,陈中凡迅速利用其人脉,邀请新文化领袖胡适等和国故派大家刘师培、黄侃等来讲课,学术自由风气大增。

   五四运动爆发后,男学生纷纷罢课上街,女校也很快得到信息,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女校门禁、女生上学不易不愿轻易冒险等)没有第一时间参与街头行动。北大有学生代表过来串联,说要建立北京学界联合会,邀请女高师参与筹备,女高师遂开会讨论,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于5月7日联系了协会女子大学、协会女医学校、培华女校、第一女子中学等十几所女校的代表在哈德门大街集会,通过了《告全国妇女书》,旋又组建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6月3日,当局大规模逮捕学生,女学界忍无可忍,决定上街抗议。女高师校长方还为阻止学生,将校门锁上。6月4日,学生强行突破校门,下午3点,北京15所女校学生千余人齐聚天安门前,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支女子游行队伍。[24]因方还屡次为难学生运动,学生后来又发动“驱方运动”,方还辞职。

   综上可知,在新文化——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女高师,已经具备了公共性和自治性的特点。学生自治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自治的环境下,学生主体性得以彰显,形成一种足以和体制对话甚至纠正、打破体制的公共力量,使教育更接近康德式的“自我启蒙”而非片面的自上而下的教化,这是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件,个别天才人物也能自发做到,但难以普及,而且发挥空间也相对较小。)而女高师这一场域,正是五四这个大场域中的一部分。

   客观而言,李超在学生中并非激进派人物,对家庭之抗争也留有余地,来京之后,曾复信其姐夫道:“婚事一节,由伊等提议,听妹处裁。至受聘迟早,妹不敢执拗,但必俟妹得一正式毕业,方可成礼。”[25]可见并非彻底反叛之“娜拉”。由于生病,在学生活动中也不活跃。但是,已经在上街游行和驱方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女高师学生正处于士气旺盛的阶段,同学之死立时成了导火线,女学生们悲伤之余,迅速收集整理李超生前信件文稿,并筹备悼念活动。10月15日,女高师学生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李超女士追悼会筹备处启事》,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李超女子幼失怙恃,长受教育,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矢志求学。不幸受家庭之虐待,横被摧残……其家素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至积悲成疾,赍志以殁……”[26]10月21日,《时报》刊登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筹备处通告》,交代了事情始末后,总结道:“我们想不到旧家庭的压迫有这样厉害,实在要替有志的女子寒心……在此忍心害理的家长制度下就做了高压下的牺牲了!”[27]这些公告把李超定位为为女权事业而奋斗的志士,不排除是一种抢占道德高地的策略性话语(新文化——五四运动虽然反对旧道德,但实际上受道德主义思维的影响很重,“志士受迫害而死”无疑更容易引起知识界同情,而李超身前无甚业绩,只有“女学生”这一身份标识,也只能将她往女权志士的方向塑造)。作为女学生,求学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家庭的压力,李超之死使她们同仇敌忾,剑指旧家庭制度,是作为公共事件的李超之死一开始就选定的突破口。

   一直关注女子解放和家庭问题的新文化领袖们迅速地捕捉到了这一契机。与清末女子解放话语相比,新文化同仁们更加强调“个人——家庭”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把家庭视为压迫妇女的起点。按照这种逻辑,走出家庭自然是女子解放的起点和关键之处。与秋瑾式的、具有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的女侠救国模式相比,更多地强调走出家庭这一环节,并不意味着目标的压低或道德期待的削弱,恰恰是因为新文化人比他们的前辈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更深,对压抑个人之因素更难以容忍。(皇权专制法儒帝国素有“家国同构”的特征,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内在逻辑具有相通性,创立民国和反袁运动后,虽然皇权专制的实际影响还一时难以消除,至少反对皇权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共识,而家庭专制比皇权专制更基础也更隐蔽,许多论者站在传统人伦道德的角度上为之辩护,而这正是新文化人要极力解构的。)《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集中火力推出《易卜生专号》,把娜拉这一典型人物当作个人反叛家庭的标志推介给公众,可谓在策略上准确地抓住了主要受众——青年学生的心理(女学生固不待言,即使是男学生,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从相对闭塞的空间来到崭新的公共地带,也容易为后者吸引而隐然把前者当作逃离对象)。

   同为反抗者,“娜拉”区别于“女侠”之处在于弱化了传奇性叙事,更多地从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和主体尊严出发,女性可以堂堂正正地为自己而活,像苏菲亚、秋瑾那样杀身救国固然可嘉,但不作强制性的道德要求,也不作女权合法化的前置条件。正如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所说的那样:“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她觉悟了自己也是一个人……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28]但是,仅仅引入西方的娜拉是不够的,正如当年的革命党人期待中国的苏菲亚一样,新文化人也期待着中国的娜拉,而李超之死在这个节点上提供了极好的议题。

胡适在《李超传》末尾点题道:“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工夫做他的传呢?因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胡适还由此引起四个问题:“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教育问题”、“女子承袭财产的问题”、“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29]李超悼念会之规格甚是隆重,北京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罗家伦、陈中凡、李济深等担当发起人。[30]11月30日追悼会现场,“男女约共千人以上,会场几无容足地”,“赠送诗文挽章者不下三百余份”[31]。12月13日、17日、22日刊发了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蒋梦麟、孙继绪五人在追悼会上的演说词。陈独秀的态度最为激进:“社会制度,长者恒压迫幼者;男子恒压迫女子;强者恒压迫弱者。李女士遭逢不幸,遂为此牺牲!”[32]要求彻底改变社会制度以避免悲剧重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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