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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利己主义的复杂道德属性

——兼论西方学界二元对立架构的错谬

更新时间:2019-02-22 13:53:17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西方学界由于恪守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立架构,在利己主义问题上陷入了“有人性无德性”的悖论,一方面把它视为“自然人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又往往断言它是“不道德”的。但仔细辨析自利、利己、利他三个概念会发现,人们的自利本性不仅会追求单纯有利于自己的自我利益,而且也会追求有利于他人的自我利益,从而在自利意愿中形成彼此兼容的利己和利他动机,并在冲突局面下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或者做出将自己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利己主义选择,或者做出将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利他主义选择。

  

   利己主义是人生在世的一种常见伦理态度,同时也构成了西方道德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深入分析会发现,由于概念辨析不清、混淆是与应当、特别是恪守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立架构等缘故,西方学界的诸多论说却包含着某种怪诞的悖论,一些学者把利己主义说成是人的自利本性的直接体现,片面地认为它是唯一基于“自然人性”、并且“合乎理性”的伦理立场,甚至据此将利他主义看成是“不合理”的伦理立场排除在“自然人性”之外,否定了后者实然性存在的可能性,而另一些学者又倾向于认为利己主义本身仅仅具有不道德的属性,甚至否定了它像利他主义一样在符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前提下也有可能呈现出正当的积极道德价值,结果造成了人性与德性之间截然断裂的荒谬局面。本文试图主要从元价值学的实然性描述角度出发,通过辨析利己与自利概念的微妙异同以及澄清利己主义在现实冲突中的生成机制,指出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的漏洞和扭曲。

  

   一、利己、利他与自利的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利己”与“利他”由于“利”所指向的对象不同,构成了一对既相互区别、又鲜明对照的概念,按理说很难随意混为一谈。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作家安·兰德了。她一方面把利己或自私说成是某种值得赞赏的“德性”,另一方面又给利他主义贴上可“道德食人主义”的骇人标签;结果,为了让这种反潮流的二分法更贴近人们的伦理直觉而不至于引起强烈的反感,她就试图把人们在危急时刻冒着一定风险帮助陌生者这类明显属于利他主义的行为也划归利己主义的范畴,[①]从而让“己”与“他”之间的严格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或许部分地由于这种偷换概念的缘故,她倡导的“理性利己主义”尽管在西方社会也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但迄今为止在西方主流学界却还是较少受到认真严肃的理论对待。

  

   然而,不愿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混淆利己与利他概念的西方学界似乎又犯下了另一个逻辑上的低级失误,不仅往往把人的自利本性与利己的动机直接等同起来,而且还据此进一步主张,这两者在逻辑上就是完全排斥利他而与之互不兼容的。当然,与安·兰德的混淆相比,这种混淆应当说还情有可原,因为这两个概念的核心语义的确相当接近:如果说“利己”是指较狭隘意义上的“单纯有利于自己”的话,“自利”则是指每个人都会在最广泛意义上拥有的“趋善避恶(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集中表现在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认为是有利而值得意欲的好东西,避免自己认为是有害而厌恶反感的坏东西,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弥补自己的缺失,维系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自由。所以乍看起来,我们好像也没有必要非得将这两个都包含“对自己有利”意蕴的术语再进一步区分开来。

  

   但问题在于,西方学界在不加辨析地混同了自利与利己的概念之后,又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架构中推出了一个结论:既然以趋善避恶作为自利本性的人们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们就不可能再形成利他的动机,更谈不上去从事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己利益的利他主义行为了。在这方面,对西方现当代哲学影响很大的霍布斯提供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案例:他在把“善和恶”定义为“表示我们意欲和厌恶的语词”的基础上,明确将“自然权益”说成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欲、运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本性的自由”,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指认了人人都有的趋善避恶的“自然人性”了。然而,他同时又把这种自利的本性和狭义上与利他动机正相对照的利己动机混为了一谈,宣称“人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而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所以,“自然法……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对于保全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因而并没有给利他的动机以及行为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相反只能通向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以致人人都会“凭借武力或机诈来控制所有能够控制的人,直到没有强力可以危害自己”。众所周知,霍布斯甚至还基于这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惊叹“自然人性竟然使人们如此分离,相互侵害和毁灭。” [②] 更不幸的是,正如下面的讨论可以表明的那样,西方学界迄今为止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二元对立架构的阴影笼罩,反倒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本文的目的主要不是针对利他主义的存在可能性展开正面的辩护,所以这里仅仅是在解析利己主义悖论的语境里指出以下两点:第一,不管上述二元对立架构在“自利”与“利己”概念的语义相通中听起来如何顺理成章,却很难解释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大量存在为了有利于他人不惜舍弃自己利益甚至生命的利他主义行为。毕竟,简单直白的人生事实是任何复杂深奥的理论都无法抹煞的。同时,这种架构在这样否定了利他的动机以及行为的时候,似乎也以反讽的方式让利己的动机以及行为同样变得没有意义了:既然利己与利他总是相互对照而言的,倘若人生在世原本就没有利他这回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非要彰显利己主义的“合乎人性”乃至“天经地义”呢?第二,正如霍布斯的惊叹潜在表明的那样,上述二元对立架构还不动声色地把某种不道德的负面价值加在了利己的动机以及行为之上,因为无论后者对于一个人保全自己的生命具有怎样积极正面的效应,它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好像只是在于诱发人们之间的相互侵害和毁灭,以致不但利己与利他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人性与德性也仿佛是不共戴天的。说穿了,正是针对后面这种不仅在西方学界、而且在普通人中也十分流行的观念,安·兰德才不惜采取偷换概念的手段,也要把利己或自私说成是值得赞赏的“德性”。于是,上述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已经至少在两个方面让利己主义陷入自败的境地了。

  

   有鉴于此,我们要想破解利己主义在西方语境里陷入的这种怪诞悖论,首先应当依据人生在世的基本事实,不仅将利己的动机与利他的动机严格区分开来,而且也将自利的本性与利己的动机严格区分开来,同时凭借这些区分如其所是地把握它们之间复杂微妙的内在关联: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的所有行为,归根结底都是出于他们趋于自己意欲的好东西、避免自己讨厌的坏东西的自利(self-interested)本性,而其中既包括了那种把只是单纯有利于自己却与他人无关的好东西当成了自己意欲的善来追求的利己(selfish)动机,也包括了那种把有利于他人的好东西当成了对自己也有利、因此自己也意欲的善来追求的利他(altruistic)动机;所以,无论在利己的动机与利他的动机之间,还是在自利的本性与利他的动机之间,都不存在西方学界强调的那种由于概念上就彼此不兼容而形同水火的二元对立架构,毋宁说三者之间在相互区别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最终构成了本真意义上的“自然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入辨析自利、利己、利他三个概念在核心语义上这种既微妙有别、又彼此相通的内在关联,指出西方学界针对它们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要么生硬僵化地设置二元对立架构的逻辑错谬,构成了我们澄清道德哲学领域中包括利己主义悖论在内的许多难解之谜的关键所在。

  

   二、利己与利他的实然性并存

  

   在当代西方道德哲学中,单向度地主张只有利己主义才符合人性、利他主义却属于不可能的学说,首推所谓的“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它主要从心理学描述的角度指出,人们的自觉心理动机仅仅是促进自己的利益,此外就不会再形成其他的意图了,即便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旨在利他的举动,归根结底也完全是基于利己的动机。有鉴于此,利他主义的伦理态度居然要求人们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明显背离了“应当蕴含能够”的原则;所以,期待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利他主义的选择,也就是“不合理”甚至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了。[③]然而,深入分析会发现,恰恰是这种貌似顺理成章的推论本身,才犯下了把事实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混为一谈的逻辑错谬,走进了自败的死胡同。

  

   无需细说,心理利己主义的立论前提也像霍布斯那样指认了人性逻辑趋善避恶(趋利避害)的自利原则:人们在从事一切行为(包括利他行为)的时候,都是趋于“自己”想要的善,避免“自己”反感的恶,或者说都是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可是,当它从这个描述性的前提出发进一步得出利他主义缺乏实然性基础无从成立的结论时,却又从利己主义的规范性视角严重扭曲了“自己”的含义,狭隘偏颇地主张一个人在自利的本性中试图促进的“自己”利益,仅仅包括那些只是单纯对自己有好处而对他人没好处的自我利益,却完全不包括那些对他人有好处而自己同样也意欲的自我利益。于是,按照这种二元对立的诠释模式,我出于“为你好”的考虑从事的任何哪怕是确实有利于你的行为,要么是希望你将来也能够做出“对我好”的回报,要么是完全基于我“自己想要”这样做的意欲,所以归根结底都仅仅是来自于我的利己动机,而不能归因于我的利他动机,因为自利的意愿已经排除了我也形成利他动机的任何可能性。

  

   不难看出,这个推论的致命漏洞在于,它在二元对立架构的影响下不仅混淆了自利与利己的概念,而且还把自己与他人、自利(利己)与利他嵌入到了概念上就是不兼容的相互排斥之中,从而进一步预设了一个非此即彼的荒谬前提:只要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某个行为的,他就不可能同时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从事这个行为的。然而,立足于日常生活经验会发现,这个前提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无从成立的:哪怕我是出于“自己想要”这样做的自利意欲、或是出于希望你将来也“对我好”的利己考虑从事“为你好”的利他行为的,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不会在自利的意愿中同时也会形成利他的动机,并且与利己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促使我去从事确实对他人有好处的利他行为吗?换言之,即便在一个人是基于自己的意欲或是为了利己的目的从事利他行为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因此就断然否定他的自利意愿中还有可能包含着利他的动机,因为这个人完全可以在凭借自己的个体需要把利己之善视为值得自己意欲的好东西的同时,也凭借自己的道德需要把利他之善同样视为值得自己意欲的好东西,并且通过从事趋善避恶的自利行为加以实现。比方说,我觉得荔枝既好吃又有营养、对自己有利,同时又希望身为朋友的你能够享受它的好处,于是热情鼓励你品尝它——诸如此类的人生现象难道是凤毛麟角的罕见案例吗?更有甚者,就算我在鼓励你购买荔枝的时候抱有减少我的积压货品的利己动机,这在逻辑上也不足以完全排斥我在自利的意愿中同时还抱有希望你能从品尝荔枝中获得好处的利他动机,从而让两者和谐地结为一体。说穿了,只有二元对立架构才会误导人们以为:利己与利他在本性上就处在势不两立的不共戴天之中,以致一个人只要考虑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再有可能兼顾到他人的利益了。

  

事实上,在现实中,就像以自利为本性的人们会在个体生活中产生种种利己的需要以维系一己性的存在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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