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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

更新时间:2019-02-20 20:03:37
作者: 邵荃麟  

  

   [说明]在1941到1942年间,荃麟就鲁迅先生杰出的小说《阿Q正传》,接连写了三篇论文:《也谈阿Q》、《阿Q的死》及《关于<阿Q正传>》。它们已于1981年被编辑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2013年又被照抄收入《邵荃麟全集》第三卷。现核对原文改正了《选集》和《全集》中文字误漏之处,以便读者准确理解荃麟的原意。为醒目起见,文中个别字句亦以粗体字加强。

  

   《关于<阿Q正传>》一文着重讨论了什么是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与思想的正确方法。

  

小鹰附记

  

关 于《阿 Q 正 传》

荃 麟

  

   欧阳凡海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鲁迅的书》,这是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与思想的一本比较详细的著作。可惜还不曾详读全书,只是翻阅了一下关于分析鲁迅先生小说的几节,觉得很有些地方值得商讨,尤其是对于《阿Q正传》──这篇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杰作──的分析,是应该提出来谈一谈的。

  

   欧阳先生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鲁迅先生思想发展过程的关系上,来认识他的作品。这方法原是很好的,不过作者在若干地方显然太观念了。因此在结论上便发生了许多毛病,以至影响到对这篇伟大作品应有的评价。

  

   作者首先肯定《阿Q正传》的产生,是在鲁迅先生思想发生变化的时候,即是他世界观已经从原有的地位上向前移进的时候。这一肯定,是根据于鲁迅先生在写《阿Q正传》以前两个月所写的一篇杂文《知识即罪恶》中所表现的思想。作者认为,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是从“两大主要势力必然对立”这晦涩的感觉,发展到“两大主要的社会势力相互斗争的概括认识”,他明白地认识了“榨取者与被榨取者之间的利害冲突,已经不是口舌可以解决了”。这种变化表现在创作上的,即是他从《狂人日记》到《风波》,以“一贯的暴露与掊击”为主要精神的这一阶段,进到《故乡》中间以“寄与被榨取者正面的同情与爱”作为主要精神的阶段,他给“他所同情的对象相当地确定了社会经济的内容”,因而“想从被榨取者中去寻求积极同情的对象而加以正面的表现”,这样产生了《故乡》;而由于这种思想再向前跨进,使他这种积极热情,起了一种“目的意识性的变化”;他想使他的同情心发生积极的合理作用,这样就产生了《阿Q正传》。作者认为在《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不仅把握了整个辛亥革命的形势,而且“他还想追求革命的动力”,由于他想使他底同情心发生积极的合理作用,他便到“所同情的负担着封建的历史重担的中国农民阿Q身上去挖掘革命的种子”。追求革命动力和发掘革命种子,这是欧阳先生对于《阿Q正传》主题的认识,也是他最主要的论点,以下的一切分析,都是以这为前提而出发的。

  

   从这一论点出发,作者必然就碰到一个不易解答的难题:就是“鲁迅为什么不到閏土型的农民身上去发掘,而要到那带有农村流浪无产者性的阿Q身上去发掘呢?”对于这问题,欧阳先生只能这样来答复了:第一,作为中国人底劣根性的集中,以尽暴露作用的阿Q本身,必然的同时具有一种流氓无产者底弱点;第二……当鲁迅底思想还只达于《知识即罪恶》的阶段时,由于他新起的思想还不能有系统地清算旧有思想,是在尖锐的矛盾苦闷中,得不到确切的解决。‘工人绥惠略夫’式的农民很容易侵进来作为革命动力之部分的说明。阿Q身上有工人绥惠略夫的血液;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及鲁迅写《阿Q正传》时,为了切合‘开心话’,力求滑稽,便也加强了阿Q底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性格。”

  

   这答复显然是十分牵强。就第一点说,既然企图是在掘发革命的种子,则所谓中国人底一切劣根性底集中暴露,就没有着落(这两个不同的主题,要从一个人物身上去表现,显然是很难的)。而且一切劣根性底集中暴露,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一个流氓无产者的身上来写出。就第二点说,则鲁迅先生显然犯了观念论的错误,阿Q这形象的创造变成不是从现实中摄取来,而是受了“绥惠略夫”的影响。而且所谓对旧思想的清算,究竟是指什么,尤其难解。第三点,阿Q这人物的选择,只是为了切合“开心话”的目的,则岂非形式决定内容。然而鲁迅先生却自己说过,阿Q这人物在他心中已经孕育了几年之久,可见并不是译了《工人绥惠略夫》或决定为“开心话”撰稿才来决定这人物的。这样一来,上述各理由便不能存在了。

  

   欧阳先生既然假定了上述各条件,结果自然不能不指出“鲁迅想在阿Q身上发掘革命这一企图,显然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所谓“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句客气话,因为假定上面几点原因的分析是对的话,则不如直白地说,这企图是完全失败了。

  

   根据于上述主要认识,作者接着来分析阿Q的革命心理。“《阿Q正传》里阿Q底报复心理,并不象一般农民倾向革命的报复心理那样充满愤怒与仇恨,却被表现为诙谐,为滑稽,这里很明显的现出了鲁迅描写革命的破绽,这就是说,阿Q底革命心理,显然还欠真实性。”

  

   作者的意思,似乎阿Q应该是辛亥时代一个中国的革命农民典型,是一个意识觉醒的充满愤怒与报复的革命心理的斗士。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显然是对不了头。于是,欧阳先生感觉这人物“欠真实性”了。这种“欠真实性”的原因,据作者意见,是“由于鲁迅先生对于革命形成过程认识的不够”。他说:“他(指鲁迅)同情这种报复,谁都知道,他又非难这种报复的,他认为这是可怕的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由于鲁迅底思想还不能达于系统地认识革命形成过程的地步,便必然地忽视了农民底报复心理最高度的发展(或者没有估计这种最高发展的愤怒与报复之一时的可能性)。”

  

   鲁迅先生当时对于“革命形成过程的认识不够”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据我们所知,素来主张“以牙还牙”,“打落水狗”的鲁迅先生,对于报复精神一贯是很强烈而且很彻底的。虽然批判了绥惠略夫那种不正确的报复主义,但他却未曾以革命的报复认为可怕的结果,从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可以看出他那种被榨取者强烈的愤怒与仇恨,和不可遏阻的彻底的反叛的战斗精神。这种情感和精神一直贯穿着从《狂人日记》以来他的各篇作品──即欧阳先生所谓在冷隽的风格下他的各篇作品中间。然而何以鲁迅先生却都没有把这种愤怒与报复的强烈情感赋予阿Q呢?这在确定了以发掘革命种子为《阿Q正传》主题的欧阳先生,确实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他不得不把问题推移到另一论点上去,即是说,助长这种对农民报复心理高度发展的忽视的,“是他想用滑稽与讽刺作为《阿Q正传》的主要作风。阿Q报复心理在此作风下被透露出来,就更不可能带上高度的愤激,因为正面的愤激有严肃之感,与滑稽是不容易相调和的。问题似乎仍旧归结到作品的形式上,作者接着指出“在他一贯的冷隽作风上加以滑稽,加强地阻止了他那艺术形式的这种跨进,所以发生破绽”。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把阿Q的心理写成滑稽呢?作者上面虽然已经说过,是为了切合“开心话”的目的,但在这里又补充了一点意见:“原来鲁迅把阿Q写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糊涂虫,这实在也是《阿Q正传》底一个大毛病。”因为是糊涂虫,所以就不能不滑稽了,作者大概是这意思吧?他接着又说:“但这个大毛病恰巧和阿Q倾向革命的滑稽性相结托,而把那种滑稽性所应得的不真实感轻轻遮掩了。”

  

   阿Q的糊涂,这在作者看来似乎是阿Q典型性格上一大缺憾,作者列举出阿Q性格中的十二特点,认为都是具有一般性,即典型性的,“只有糊涂那一点是独特的成分,没有一般性,但正是这一点糊涂,使阿Q和另一些阿Q不同起来,加强了阿Q的滑稽之感了。而阿Q倾向革命心理中不够严肃的愤怒与仇恨这缺点,也就与这种滑稽气很相称配,而被轻轻地掩过了”。

  

   作者并认为阿Q的糊涂,不仅与一般中国人的阿Q性格不相同,即和小D,吴妈……这一些“阿Q”,也不相同。小D,吴妈都是精明得“针针见血”、“无微不至”(?)的,只有阿Q的糊涂才出于“中国人一般的特性”之外,这自然是典型性格上一个“大毛病”了。

  

由于这一论点,作者在分析全篇作品的结构时,便发现一个缺点,即作者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已经把阿Q的一般性叙述出来了,活在第六章以后的《阿Q正传》中的阿Q,“大体上说只是‘糊涂’这一性格的多方面的伸引,就是说阿Q倾向革命的报复与贪欲心理,也是以糊涂为基调的,所以才显得和阿Q底全‘糊涂’调和而生滑稽之感”。作者认为《阿Q正传》后半部的阿Q在性格上是贫弱的,而这种“性格上的贫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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