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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恶棍”政府为何往往会发“善行”?

——从主权型国家的演化看有限政府的定位

更新时间:2019-02-19 22:55:32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有限政府说根基于主权型国家理论,主权型国家根本上把国家视为主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具有私恶的性质。正是基于对这种恶行的抑制,最小国家理论就开始流行于西方社会。但在现实世界中,任何统治者也长远利益的考虑,同时它的行为也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相应地,本质上具有掠夺性的主权型国家往往会演化为兼顾垄断租金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性质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限政府又不能仅仅承担守夜人的角色,它在现代社会尤其会承担诸多的经济功能。

  

一、引言

  

   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引起了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争,而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实际上就对应了裁判型和主权型两类国家。一般地,基于契约主义的视角,尤其是基于契约方地位的维度,我们可以在起源学意义上将国家区分为主权型和裁判型两种类型:当契约方地位呈现明显的不平等时,权利的受让方是强势者,从而产生主权型国家;相反,当契约方地位呈现平等关系时,权利的受让方是新成立的公共机构,从而产生裁判型国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持裁判型国家观的传统儒家社会却明显形成了“官”和“民”的二元社会阶层,国家成为“官”对“民”进行专制的工具;相反,持主权型国家观的西方社会却明显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政权结构,“民”可以对“官”进行有效的监督。

  

   有限政府说将国家视为“恶棍”,这是源自对主权型国家的性质理解。事实上,主权型国家的原型是家庭,家庭内部子女和家长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家长是家庭的最高主权者,他取得了至高权威并以君主制的方式治理家庭;子女则自然地服从于他们的父母,换来的回报则是存活下来并得到抚养和教育。由此,在主权型国家中,特定的主权者取得了国家最高权力,国家成为主权者维护其权威或统治地位的暴力工具,从而带有强烈的掠夺性,也即是性恶的;相应地,国家组织所设定的政府及其他公共机关主要是“充当国家和主权者之间的联系……是主权者的执行人”,[1]从而根本上也是服务于主权者的利益。

  

   同时,尽管主权型国家具有“私恶”的本性,但是,由于主权者往往会为自身及其家族继承人着想,也会通过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而关注长远利益,从而使国家内在的“恶”得到抑制和缓和,甚至会承担一些有利于被统治者利益的事务。例如,卢梭就写道:“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依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毫无理由了。”[2]正因如此,根基于主权型国家说的有限政府就不能等同于“最小政府”,特别是在有效社会规范和监督体系下,现代有效政府也会承担诸多的经济功能。有鉴于此,本章就主权型国家的特性及其演化作一理论上的系统梳理和剖析。

  

二、国家主权观的演化及其根本特性


   西方社会的主流思维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中,由此衍生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相应地,它倾向于从基于力量均衡所形成的现实情形来审视和解读国家的性质,从而长期以来盛行的是主权型国家说。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的国家经历了这样的演变:(1)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和共和时代的罗马主要体现为人民主权或议会(元老院)主权等世俗主权,公共事务基本上都是由全体公民及其代表共同决定,这个时期相对比较短暂;(2)中世纪的拉丁世界盛行的是教会主权或上帝主权,此时,上帝及其世俗的代理者教会被视为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君权也出于神授,因而教权高于俗权,这个时期比较漫长;(3)随着世俗生活的流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形成,古代的世俗主权观开始得到了复兴,但围绕世俗主权的归属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一)国家主权归属的演化

  

   一般地,社会力量的分布往往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过程,相应地,国家主权的归属也呈现出分散——集中——分散的更替轨迹,这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异化演变过程。事实上,正是基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这种主权观又经历了原始世俗主权——教会主权——现代世俗主权的演变。世俗主权观是人们破除了神学的束缚而追求物质利益之后才开始兴起的,由于对物质利益的众多以及世俗力量的不平衡,世俗主权的具体归属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有鉴于此,这里就中世纪后期以降西方世俗主权的归属作一简要分析,这涉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动;究其原因,各种社会力量都会为获得这种主权地位而展开竞争,因而主权的最终归属根本上体现了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结果。

  

   首先出现的是君王主权说,这体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文献上,且与世俗君王力量不断提升的社会背景相适应。其中,较早对之进行阐发的是布丹,他认为,国家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而通过契约人们的主权已经无可改变地转移给了统治者;因此,拥有主权的君王在权力上就不受程序性或实质性的约束,不管主权型政府坏到了什么程度,国民都不存在抵抗的权利。显然,布丹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霍布斯等人。

  

   随后出现的是人民主权说,这体现在18世纪法国和美国的文献上,且与当时反抗世俗压迫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斗争相联系。其中,系统地把权力所在地从诸如君主或议事机构这样具体政治实体转移到集体(即“人民”)这一抽象物的是卢梭,他将包含了个体意见、利益和偏好之公意的理性的社会集体视为唯一合法的主权权威,从而把主权直接交到一般大众或他们的代表手中。

  

   最后出现的议会主权说,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英国的文献上,这是对欧洲大陆人民主权推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问题进行反思的产物。其中,白哲特就对法国和美国的人民主权制度进行了反思,强调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才可以交付统治国家的重任,后来的奥斯丁(J.Austin)和戴西(A.Dicey)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立宪主义,强调了议会在制定法律中的主权地位。

  

   此外,社会主权在演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异体,如独立运动时期的美国社会通过借鉴和发展了洛克的契约思想,设计了一种人民和其他实体都没有主权地位的制度;这样,在人民主权盛行的后启蒙时期,美国通过权力制衡的方式把国家与人民的直接控制分割开来。

  

   从国家主权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清晰地可以看到这样两点:(1)国家主权的主体归属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动过程:现代人民主权以及议会主权实际上是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国家主权观的回归;(2)特定时期的主权归属根本上是由社会力量对比决定的,从而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其本质。其实,从演化角度看,国家组织可以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扩大的协作系统形态,只不过契约的某些参与者后来逐渐篡夺属于公众所有的权力,从而使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结果,不但国家的性质改变了:从“天下人之天下”的仲裁者角色变成了“朕即天下”的具有独立利益的主权者角色;而且,政府的主要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先对社会成员利益的协调转变成了对社会成员利益的掠夺。

  

   即使是在基于多数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人民主权国家中,国家也不能完全体现为和谐协作的共同体;相反,它往往会蜕变为多数人统治的工具,并在公意的口号下损害其他“少数派”的自由和私利,这也是当前民主制所面临的根本性困境。正是在主权意识的支配下,国家和政府就不再仅仅体现为“善”性,而是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带上了浓厚的“恶”性。当然,“恶”性国家是人类社会从自然不平等上升到政治不平等的对应产物,也体现了国家性质及政府功能的扭曲。事实上,正是有鉴于异化发展,洛克就认为:“世界上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和暴力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野兽的法则,而不是服从其他法则,从而奠定了永久混乱、祸患、暴动、骚扰和叛乱的基础。”[3]

  

   (二)国家基本性质的变化

  

   从国家组织的演变史看,资本主义之前的国家基本上都呈现出较强的“私恶”性质,决定社会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力量而非正义。明显的例子是,重商主义时期的英王室可以利用许可证的发放权来谋取高额的垄断租金,法国的柯尔贝尔政府更是将征税权出售给了“包税者”。显然,“包税制”就反映出一种赤裸裸的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并潜含了两大恶果:(1)“包税制”允许包税商为了自身利益从给定区域的居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税收,因为包税者在每一个税收年度开始的时候向政府交纳一个固定数额的款项,对于超过这一数额的其他收入则完全归他们自己所有;(2)当时实行的“人头税”也主要由农民来负担,因为贵族、公务人员和神职人员是可以免于这些直接税的,而土地所有者也可通过低估他们的财产而少交。此外,人头税的管理也非常无序和多变,往往取决于“包税商”的积极主动和坚持不懈以及他们对支付能力的随意判断,在同一教区的有效税率甚至在0.33%-33%之间变动。

  

   正因为国家属于少数统治者所有,才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更有甚者,长期以来,政府官职也是可以承包或买卖的,从而成为君主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韦伯就写道:“官僚在经济上的地位,类似于企业化的包税者。承包官职,甚至包括将官职交给一个最高投标者,实际上经常出现”,“成为一种正规制度的官职买卖尤其见之于近代国家,例如教皇国以及法国、英国;买卖的官职不只限于冗散闲职,有时也包括非常重要的职位(例如军官的任命),此一现象一直到十九世纪还有。”[4]同样,在古代中国的动乱时期,卖官制也成为一种悠久的传统,通过“输粟拜爵”来取得社会地位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是一些商人往往采取“商而优则仕”的生活态度,通过捐官、买官等种种途径来取得社会地位;而且,这些商人一旦取得了这种社会地位,也就进入了官僚体系,他们身份和社会地位就发生了改变,也就转而开始站到了新的立场—商人的对立面。

  

然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发展却使得社会权力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金钱权力的崛起和壮大,使得金钱权力代替政治权力在社会决策中逐渐起到支配作用;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也使得弱势者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联盟策略对抗强者。这样,传统基于等级的政治不平等就开始缓和了,而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基本人权等随之也得到重视和维护,从而促发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进而,信息时代和智力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权力发生进一步的变动。事实上,在商业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力量源自对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早期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因而集中大量资本的资本家就获得国家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这就是资本统治或资本寡头社会。但是,随着知识生产要素在技术创造和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分散性的知识导致社会权力的分布也日趋分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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