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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更新时间:2019-02-17 22:24:27
作者: 赵轶峰  

   内容提要: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关 键 词:历史编纂学  日本  亚洲主义  现代化论  历史哲学  historiography  Japan  Asianism  modernization theory  philosophy of history

  

   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虽远不及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但最晚在相当于中国唐代时期开始,历史记载就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可观的本土历史编纂传统,并时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传统与整个日本社会一样,在19世纪后期急剧转变。依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说法,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早一代人”完成了取代传统形式历史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建构,并借助发达的大学体制和组织水平很高的图书馆、档案馆,大量依据“西方的研究标准和西方的研究方法”的历史著作,以及西方历史文献的大量翻译,达到了“在研究上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水平。①全面评价巴勒克拉夫的观点不是本文的目标,这里借用他的话表示,日本现代历史学就基本性质而言是一种模仿西方历史学的建构——亚洲各国的现代历史学程度不同地具有这样的色彩,而日本被普遍认为是其中的捷足先登者。模仿西方建构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模仿现代西方建构的后发展社会相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形似多于神似。所谓形似,主要指日本史学的所谓现代转变,一般被认为以德国兰克学派历史研究者里斯(Ludwig Riess)到日本讲授历史学为标志,兰克学派所体现的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很快成为日本大学体系的主导方法,“实证主义”也从此成为日本职业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所谓神似未及形似,则是指西方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植根于历史哲学中,历史编纂学的具体工作方法以及历史观念,处于历史哲学不断的评析审视之下,故而西方历史编纂学能够不断实现自我反省,持续出新,而日本的历史哲学缺乏独到之处,其历史编纂学也不具备与西方同样深刻的反省能力。②在这种情况下,在思维深层对历史编纂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历史观。历史观与历史哲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但真正的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必须通过严格的逻辑方式展开并接受逻辑拷问,具有理论彻底性;历史观则可能并不具有同样的逻辑严格性,可能渗透、弥漫在其他多种方式呈现并且通常有更直接现实参与性的言论、著述甚至行为中,容纳更多的价值介入,并且难以用逻辑方式加以检验。一种历史哲学必定表达一种历史观;一种历史观却未必表达一种历史哲学。通过西方历史哲学可以相当透彻地了解西方历史编纂学;通过历史哲学却难以透彻了解日本的历史编纂学。因此,要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整体演变历程,需要对与其伴生的历史观做出梳理。一旦尝试这样做,立即可以发现,现代日本的历史观极其复杂,超过亚洲所有其他国家,如果试图在一篇文章中将各种历史观的历史与逻辑关系联通以构成一个统一的谱系,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分别梳理,然后对其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共性、纠结做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亚洲主义


   亚洲现代历史学是在欧洲势力东来和亚洲各国兴起各种形式的图强自救运动和思想学术变革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这一宏观历史背景,在19世纪末以后一个多世纪亚洲史学的演变中,始终发生作用。其中,亚洲主义就是一个形成较早而至今活跃的思想潮流。要理解日本史学纠结演变的复杂性,需要看到亚洲主义的影响。

   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主张与中国文化代表的古代社会传统切割,拥抱西方文化,实行社会改革,跻身“开化”民族行列,这成为日本现代化变革的巨大思想推动因素。这一论断竭力肯定西方文化、制度的优越性,主张脱亚入欧,但内里同时包含由日本重新凝聚亚洲各国,与西方抗衡的意识。随着日本国势强盛,而中国等周边国家日形敝败,由日本整合亚洲与西方抗衡的思想日趋显明,到19世纪70年代,“征韩”“征台”主张都在日本流行。甲午战争前后,亚洲主义成为日本社会一种重要思潮的时候,其主张差异纷繁,但皆笼罩在日本扩张倾向的总体社会氛围之中。其中,有的以民权合理性与伸张为原点,主张亚洲各国团结“兴亚”,在对抗欧洲殖民主义过程中实现各自平等的现代发展;有的以日本自身的国权、国势伸张为原点,强调惟日本有资格主导亚洲之兴起,日本代表东洋文明,主张日本侵略其他国家以整合亚洲,与欧洲列强争锋于世界。“中日提携”“兴亚”“与西方列强争衡”,强调亚洲区域文化自我,是所有亚洲主义的共同要素。③因为亚洲主义兴起时代的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亚洲主义的所有表述形态背后其实都含着日本主导亚洲的逻辑。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膨胀,为日本亚洲扩张战略铺垫的“战略亚洲主义”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樽井藤吉(又名森本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主张,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中国“合纵”并与朝鲜“合邦”,建成“大东”国,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④冈仓天心著有《东洋的理想》,主张亚洲是一个整体,而“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而且远在博物馆之上”。⑤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设计了逐步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步骤,其中包括使中国抛弃西藏、外蒙古等“外藩部”,“满洲、内蒙古按照这一基准都应该除外”,保全中国内地,使剩余的中国与日本“辐车相倚”,实际上成为日本的附属国。⑥孙中山、李大钊也曾谈论亚洲主义,孙中山初以为亚洲主义可以成为亚洲各国实现各自独立、平等发展的思想旗帜,但不久就看到日本政府的亚洲主义实质上是“大日本主义”,转而开始对日本亚洲主义进行批评;李大钊谈论“大亚细亚主义”时,也对日本亚洲主义的侵略内涵做了多方面批评。⑦

   亚洲主义既有多种表述形态和推演变化,其作用也颇复杂,但就其最突出方面而言,主要是充当了日本对亚洲邻国推行殖民侵略的思想基础,也影响了日本学术界的历史观。它的形成与欧洲殖民主义对亚洲各国造成的威胁密切相关,这在后来的评述者眼中常常被视为亚洲主义合理性的一个因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主义就与日本先已存在的亚洲扩张论纠缠不清,随后二者紧密结合。其中明显的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种族竞争意味,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竞争论。这种种族竞争的逻辑既不否定弱肉强食,也不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只是用亚洲人内部的弱肉强食取代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弱肉强食,把亚洲弱国的独立和主权视为亚洲强国的囊中之物。亚洲各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威胁下争取独立发展的诉求被日本的殖民主义和亚洲帝国诉求所吞噬。亚洲主义中所包含的区域整合主张,也因为与民族独立、人民主权的现代社会理念相剥离,成为展开日本国权主义的工具,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其在语义层面所包含的积极意义。最近一段时期,亚洲主义仍然是一种活跃的话语,⑧虽然已经脱离了二战前日本侵略别国的语境,却依然常在“亚洲”与“西方”两分或对立的预设语境中徜徉,⑨在讨论亚洲的共性和自我定位时,始终未能透彻阐明,为什么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全球联系已经高度发达的当下时代,还要如此强调区域主义的必要性、合理性,其与旧亚洲主义心曲的婉转应和也时时可闻。

   亚洲主义的倡导者大多并非职业历史学家,但这种观念却深度触及对于日本、亚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基本认识,它作为一种比历史观覆盖更广大的社会思潮,为19世纪末以来日本社会各种历史思考涂抹了一种基色:通过地域性思维解构世界主义的思维;通过亚洲文化乃至人种共性来深描亚洲各国历史关联性和共同命运语境;通过论证日本特殊性来彰显日本解放、领导乃至统治亚洲各国的合理性。前两种色素至今明显,后一种色素在二战结束后总体上趋于隐晦、浅淡,但并没有消失,包括其中的极端表述方式也没有彻底消失。例如在亚洲主义作为深层推动观念的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曾经盛行的“亚洲解放论”,即日本通过武力扩张将亚洲从西方人那里解放出来的论调,在二战结束后受到压抑,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活。⑩受到亚洲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未必皆有侵略他国的心理,也可能推动一些促进各国团结、往来和知识传播的事情,如善邻译书馆就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11)不过,亚洲主义不是一个刚刚拟出的空洞概念,是一种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切实产生思想和现实后果的观念。所以学者在回顾这一方面的历史时,不应将之与其流行时代的历史实况以及当时的普遍社会思潮,或者当时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走向相剖离。

  

二、东洋史观

  

   日本现代史学在世界史学界颇有地位,而其根基肯定不在于世界史,日本史作为其本国史,研究自然比任何其他国家史学家所做的更为细腻具体,但国际学术界对之关注有限。现代日本史学界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最多且获得评价最高的,其实在“东洋史”。(12)日本传统史学中并无“东洋史”名目,这是随着日本现代史学兴起的一种研究对象和方式理念,其兴起过程也与日本思想观念的现代演变以及现代历史推演相为表里。东洋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中国为主而排除日本的亚洲,其研究理念的技术特征是实证。

   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早期奠基者之一重野安绎是最早的亚洲主义团体“兴亚会”的成员,而日本东洋史学的主要创立者白鸟库吉是重野安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史学科教师时的学生之一。重野安绎与其他第一代推动日本历史研究理念与欧洲史学理念接轨的日本学者一样,既受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影响,也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主张历史学家“如实直书”,又因主持日本政府的国史纂修,始终保持与日本政府现实立场的一致性。(13)“如实直书”的纯客观立场本来与国家主义政治立场不可能一致,但日本现代历史学在发生期却实际上开启了一条学术实证追求客观真实与政治参与追求国家最大利益两种不同理念曲折融合的新传统。也就是说,作为日本现代历史学早期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在一开始就是实证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合体,而亚洲主义则提供了其展开的思想氛围。

“东洋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在1894年由那珂通世提出来的,他主张历史学应该分为“西洋史”“东洋史”“国史”三科制。(14)这种学科体制安排,与亚洲主义在观念深层一致,皆凸显东洋与西洋的两元对立。1896年那珂通世成为帝国大学(次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之后,这种三科制就成了日本历史学教育和研究的主流架构。20世纪初东洋史学完全成型之后,形成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两个学派。前者以白鸟库吉为代表,因其特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常被称为“文献学派”;后者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提出了一些宏观的历史论证,常被称为“实证学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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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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