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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君权变化的政治含义

——英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观念基础

更新时间:2019-02-13 23:18:14
作者: 陈晓律  
而王权作为英吉利民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虽然斯图亚特王朝的胡作非为使其蒙羞,但其时间与英国王权存在的时间相比,毕竟是十分短暂的。因此,王权依然是英国宝贵的权威资源,而且,由于革命未能建立相应的正当权威,这种由王室形成的权威资源实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君主制得以复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王在议会”的传统,也使得议会拥有达成自己意愿的心理优势。

   由于议会一直将国王的钱袋子抓在手里,从“显摆”的角度看,相比欧洲大陆的王室,英国的王室还是比较寒酸的。无论其宫殿的建筑还是其他方面的花费,都远远不能与欧洲王室相比:比如彼得一世的冬宫,路易十四的卢浮宫,以及其他欧洲王室的建筑。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英国的王室在经济上一直不够宽裕。当然,从表面上看,英国王室还是如同欧洲王室一样的威风和强大有力,而其他几个共和性质的政治体却都处于衰落之中:威尼斯、荷兰与波兰。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英国的王室在17世纪的革命之后不仅在权力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物质上和整个社会环境的氛围上,也完全不能与那种欧洲式的王权进行比较了。⑦

   这样一种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地位,决定了英国国王从神圣的位置上被虚化,相对欧洲大陆而言要容易一些。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君主享有的特权领域越小,其权威越能持久而不受侵害”⑧。然而,权威再小,国王毕竟是国王。在国王的神圣光环去掉后,国王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国王的确开始从神转化为人,但国王依然是一种合法权威的代表。在走下神坛后,他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历史并没有提供参考答案。因为,即便在革命过程中,人们对查理一世的谴责也仅在于他违背了他身为国王应该对人民承担的捍卫人民自由的义务。但如果国王承担了应该承担的义务,那么,他当然应该在国家机器中继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无论如何,国王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中都不是一个普通的零件,但他应该在国家新的政治体制里充当什么样的零件,却必须取决于各国的政治发展需要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博弈的结果。

   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英国革命使主权转移到了议会,议会主权当然意味着议会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却并不表示议会能够完全取代国王的行政职能直接管家,主人与管家的职能交接需要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英国议会诞生于13世纪,但在16世纪前,议会召开的次数很少且不定期。16世纪后,因政府运作和战争所需花费迅速增长,国王不得不频繁召开议会。议会召开次数越多、征税越频繁,议会的重要性便愈加凸显。议员们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感越强,也越愿意参加议会。至17世纪,国王已意识到,必须与议会合作,国家才能持续运作,但王权和议会权力的冲突一直时断时续,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后,才达成稳定妥协。这种妥协确立了英国议会此后300多年的演进发展模式。光荣革命后,行政权和立法权都统一到议会手中。直至今日,这一点与其他现代国家都颇为不同。这种两权统一的政治架构使得英国在每届政府任期之内实现了高效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而高效率尤其体现在国债发行以及通过立法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这两方面。⑨而国王则逐步地开始成为“虚君”。

   这样一个过程是漫长的,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不是一个可以瞬间决定下来的事情。其过程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政坛在克伦威尔之后摇摆了一段时间,还是将国王推了出来。这一艰难的选择在于上面我们提到的内容:尽管推翻了国王的专制,但克伦威尔护国主的专制却比国王更甚。于是,人们不得不再次请出国王来维持国家的正常秩序。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在现代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中,国王应该统而不治,权威来自人民通过选举、政党和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愿。因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应该逐步地补齐这样一些零部件,才能使得在新的基础上构建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是英国的国情决定的,君主长期是英国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是权力的来源,而新兴的商业阶级在17世纪的几十年激烈冲突中也认识到,需要和原有的土地贵族势力妥协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分享权利,因而形成了保留君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这种君主,由于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实际控制国家的权力,大多数的权力都是名义上的,所以被称为虚君。

   但是英国的虚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英国人1688年在废除君主的绝对专制权力之后,也同样面临着对新权力机构的制约问题。实际上,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有效地得到制约,否则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也会给社会带来麻烦。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还不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君主的“虚君”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光荣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不改变旧体制形式的前提下,改变实质性的内容。而这种形式的不改变,也就使虚君具有一种给其余政治机构提供合法性的来源的作用。所以,根据英国的各种与宪政有关的文件,国王依然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立法机构的组成部分、法院首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等等,总之,从理论上讲,英王是一切权力的来源。不过,法律规定的王权许多都不由英王本人行使,英王只能按照议会和内阁的要求来办事。所以,英王的很多活动,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当然这种象征性,对于英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在光荣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英王无形中成了对现有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现代政治的其他制约手段还没有完善之前,王权传统的威望很自然地成为权力的一极,尽管这一极并不直接参与治理,但它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却十分重要,对于现有政治体系中出现的失误,国王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王室的特殊地位,这种看法显然具有重大影响。此外,由于这个虚君的存在,也使英国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某种可以长期妥协的合法空间。

   即便如此,这一“虚化”过程依然并不顺利。查理二世复辟后,尽管议会给国王一笔经费以保证国王能够进行“有效统治”⑩,但是,查理二世的治国之术并不高明,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屡次失误,还试图复辟天主教。由此可见,要让一个即便是议会扶上马的国王完全按照议会的意愿办事,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1678年的天主教阴谋(Popish Plot)之后,英国上下掀起强烈的反天主教运动。洛克的好友兼保护人萨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1st Earl of Shaftesbury,1621-1683)领导了排斥法案运动,力图将信仰天主教的约克公爵排斥在王位继承行列之外——这次斗争也是辉格党早期的重要政治运动之一。从1679年5月到1681年3月,排斥党人(Exclusionists)先后在议会提交了三次排斥法案,查理二世不得不动用特权以阻止该法案被通过。从1679年到1681年三年期间,查理二世先后三次解散议会——1681年3月的牛津议会(Oxford Parliament)被解散后,查理二世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了四年;直到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新的忠诚议会(Royal Parliament)才重新召开。

   这一系列折腾表明,斯图亚特王朝依然想恢复过去的权势,而其第一步行动就是改变英国的宗教格局。但在英国,试图复辟天主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地动天摇的事情。结果是议会主导了“光荣革命”。而在政治理论上,这一政治上的反复也使得政治理论的探讨不可能不继续进行下去。洛克的主张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英国的政治形式怎样才能适合新的发展形势。洛克与西方的很多思想家一样,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分为三种: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他反对权力无限的君主制,并非它不是一种“好的”制度,而是认为,它“完全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种形式”。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好英国这类政治体系中各个权力部门的关系?洛克认为,在一切场合,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就是最高的权力,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制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但在有些国家中,立法机关不是常设的,执行权属于单独一个人,他也参与立法。在这种场合,广义说来,他也可被称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者”。(11)无论对君主的权力如何限制,从一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言,一个集中的权力机构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而这样的一个权力执行机构,在当时的英国似乎除了国王,暂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尽管从长远来看,国王作为执行机构的首领,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但历史一再表明,政治发展要完全脱离原有的轨迹,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洛克反对君权神授,提出议会主权,主张置国王于议会控制之下的立宪君主制,反对绝对君主制,在某种程度上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时英国政治人物最理性的心态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确认了国王的不可替代——立宪君主制。换言之,国王走下了神坛,但国王依旧是英国国家机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国王,其作用在学界一直有所争议。英国学者罗威尔指出:“下议院逐渐把国王的权力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可是它虽然这样做,却没有严重削弱国王在法律上的权力。所以,国王在法律上仍旧具有他的前辈们所具有的特征。”(12)另一个英国学者贝蒂·肯波则指出,从光荣革命到1832年议会改革,英国国王和下议院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着。其中1689年至1716年是国王和下院“确定关系”的时期;1716年至1783年是两者关系保持“均衡”的年代;在1784年至1832年间,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遭到破坏。肯波所说的“关系”,是指国王和下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而且,肯波关于1689-1832年间国王与议会权力不断变化的描述,在英国史学界有相当的代表性。(13)

   也就是说,在国王走下神坛之后,国王权力的消解、国王与议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依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出现这种情况,隐含着某种我们所说的历史规律。这种规律就是,任何一个政治符号的产生与存在,都有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也有着某种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在英国,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国王作为一个国家行政首脑的功能,以及作为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性功能。在未能找到能够完全替代国王这些职能的情况下,国王继续存在于英国的政治权力中,就是一种理性而“合理”的选择。

   显然,国王要真正地成为虚君,除了观念的变化,还需要一个完全能够替代其政治职能的执行机构。这种政治机构,主要是行政机构的构建和运转,不仅对于英国的君权观念的彻底性极为重要,对于维持一个迅速现代化国家的正常运行也极为重要。

   首先,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极需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承担现代化的若干任务。正如一些英国学者所说,1688-1714年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急速转变的过程中——它必须尽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军事政权:高税收,一个不断增长的组织得很好的国内行政机构,一支正规的军队,以及能够作为一个欧洲大国而采取行动。(14)这样一个国家,其政治首脑以及行政机构的构建,显然不可能凭空出现,只能充分利用原有的资源。于是,在英国政权历经几番折腾之后,国王依然还是坐在了他原来的位置上。

然而,国王的地位显然不可能与此前一样了。按照苏联史家的看法,英国的君主制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二元君主制,最后到国会君主制。因为新兴阶级和传统的土地贵族不能再让国王掌握实权,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种说法“国王不能有错误”,也就是说,国王永远是坏主意的受害者。这意味着,国王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应由国王承担的责任,自然而然转到国王的谋臣身上。因为如果国王承担这种责任,就表明国王又回到了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来。但是,承担责任的人也应得到相应的权力,因此,王权在管理国家方面的权力就逐渐转移到国王的主要谋臣身上,更确切地说,是由国王的主要谋臣以国王的名义来行使这种权力,(15)而国王的谋臣当然知道自己应当对谁负责。所以,从表面看,国王依然依照惯例承袭了很多特权:可以批准议会法案,解散议会,任命上院议员,任免大臣,担任军队最高统帅,对外代表国家宣战、媾和、委任和撤换使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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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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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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