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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庆鹏 郝宇青:互动与互御: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9-02-13 23:08:01
作者: 唐庆鹏   郝宇青  

   内容提要:互联网走向世界以来,研究者们就一直困惑于其对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对现实中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缘何呈现蓬勃发展与问题重重两种极端情况并存的困惑。对此问题,从人的主体性维度加以审视,发现其根源在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一对基本的矛盾统一体:互动与互御。正是通过网络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公民得以发展其能动、自主、自由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实践能力,从而获得了自身主体性的拓展。但是,公民主动参与网络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主动与被动的逆转,存在受动甚至被操纵的风险。这种互御情形相伴互动而生,是互动的异化力量,表现为身份之御、信息之御、表达之御以及价值之御。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返马克思主义大厦,从马克思主义对人主体性的科学解读中寻找答案,包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审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坚持实践原则发展公民主体性以及基于制度、文化刚柔两个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政治价值互联网的发展。

   关 键 词:网络政治参与  主体性  互动  互御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政治生活而言,过去“技术上的困境使得大量市民无法参与到政治过程”,而现如今“互联网沟通技术的革新使得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①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可以满足人类社会民主进程之所需。”②然而,“互联网走向世界以来,研究者们就一直困惑于其对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影响。”③究其原因,随着实践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本身的诸多问题逐渐暴露,例如:非理性、无序性、极端化、暴力化,等等。由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口水很多,亮点很少”。④

   那么,网络政治参与为何会呈现出蓬勃发展与问题重重两种极端情况并存的格局?如何合理解释并有效治理以实现网络民主政治持续发展?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由来已久且彼此争议的研究脉络中探索,一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或“内嵌特殊规则”,网络的技术优势“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影响”,⑤而网络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则就是技术发展的消极附属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⑥另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是“社会决定论”(social determinism),认为不应将技术凌驾于历史之上,“不管它有多大威力”。网络政治参与困境根本上是现实政治问题的投射,因为在网络民主“镜子的后面,不论是在公民的生活世界,还是在权力的前院或中心,实际的生活依然继续着。”⑦但是,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等人注意到,“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社会决定论者中:技术本身对于政治化使用没有影响”。⑧

   可见,对于网络政治问题,强硬的技术决定论者与社会决定论者都依循各自的逻辑给出了自洽但并不完满的解读:前者对技术自身过于关注而忽视社会背景的影响,强调技术→社会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后者则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然而,对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化争论,显然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充分胜任网络政治生活复杂性的研究。实际上,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都是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了真相的一部分,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网络政治生活中,技术与社会发挥着交互影响的作用。我们认为,技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中心点就在于人,从人本的思想出发,将有助于我们整合认识技术与社会的交互影响。因为,在由网络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中,人自然是最核心的存在。技术为人所用,社会也由人及其关系组成。因此,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就在于从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出发,特别是正确认识与处理人与媒介、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媒介与人的关系上,人无疑是主导者,是最重要的主体。而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网络空间的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相应的,网络政治参与就是人的主体性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具化。当然,在这其中,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受到媒介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和制约。由此推之,从人的主体性方面考虑,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政治参与的蓬勃发展与问题重重正是政治生活中人的主体性发展状况的体现。

  

   二、互动:网络政治参与中公民主体性的发展

  

   主体性揭示的是人作为主体的条件和质的规定性,一直以来都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众说纷纭,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尼采等都曾对此进行过深刻地思考。从最一般意义上归纳,人的主体性包含人所具有的自主、自由、能动和创造等特性。我们知道,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推之,人的主体性也必然是通过社会关系建构而成。更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一种内在的社会模式,它通过社会中的无数互动来实现。⑨因此,人的主体性成长既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作为主体的人从来没有被孤立在一个独立的环境中,而是不断地与周围的世界进行互动。简言之,人的主体性状况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确证、发展,并且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互动来体现的。

   这里所谓的互动(interactivity),又称交互,也即相互主动性,指的是在一定情境中各方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的过程。在关于互联网的学术叙事中,互动一词极为常见,通常被用于描述人机、人际关系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互动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刻。“实际上,数字技术的标语就是互动。”⑩甚至,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网络媒介的同义重复(tautology)。确实,互动是网络时代人的主体性“自我延伸”的显著标志。在这里,“被动消费的时代结束了:我不再仅仅盯着显示屏了,我还不断地与之进行互动,进入一种对话的关系(从频道选择,参加虚拟社区讨论,到直接决定某种‘互动叙事’的情节结果)。”(11)

   互动同样也深刻铭印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展现。对此,格鲁斯曼(L.K.Grossman)曾生动地描述道:“普通市民通过敲击按钮、在线键入或者语音智能输入……将能够向总统、参议员、国会议员以及地方领导人表达自己希望他们做什么以及做事的优先顺序。”(12)在这里,公民不再是政治信息和政治意志的被动受者,而是能够主动生产并传输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诉求甚至影响政治决策的主动施为者。这样,公民个人、公民与政治系统相互之间藉由互联网媒介的串联,形成了一个互动关系结构。从公民个体的角度看,正是通过网络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公民得以发展其能动、自主、自由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能力,从而获得了自身主体性的拓展。总之,网络空间是人的主体性建构的产物,随着网络互动实践的发展,网络空间的政治参与活动反过来又拓展了人的主体性。那么,基于互动关系基础上的公民主体性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政治发展的双重交互逻辑线来解释。

   从互联网本身出发,一些学者看到,“和以往各种技术相比,网络似乎更具‘民主’特性,……这些特征让互联网具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13)互联网的政治吸引力显然与其自身的诸多技术优势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互联网具有虚拟现实、快捷传递、巨量信息处理以及联结沟通多样等技术特性。而正是“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让公共领域摆脱物理束缚,更具时空上的弹性。……随着虚拟公共领域的发展,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将不断增多。”(14)网络技术客观上有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虚拟现实的技术客观上拓延了政治参与空间,快捷传递则让低成本与高效率政治参与成为可能,巨量信息处理使得政治系统回应政治参与效率(这反过来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效能以及鼓励政治参与行动),而联结的多样性则极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可及性。由此,互联网的政治价值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学者甚至宣称:“无联结即被剥夺”(To be disconnected is to be disenfranchised)。(15)总之,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相对于旧式媒介,互联网在政治互动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包容、主动以及可接入的沟通模式。

   可见,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客观上为网络民主发展创造了条件以及新的可能性空间。网络技术优势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拓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但不是全部原因,网络公民政治参与还受政治发展自身的逻辑作用。从政治发展的逻辑看,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上层建筑的发展状况取决于经济基础。近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总体上也呈现出“令人鼓舞,却又步履维艰”的波浪式前进过程,(16)也即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是政治发展的世界性趋势。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发展既意味着宏观政治系统的进步,更体现在微观公民个体的成长。对于后者,主要以公民的权利变化为衡量标尺。马歇尔(T.H.Marshall)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公民权利发展大体上经历“民事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则归于20世纪”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17)权利的成长建构公民身份,这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和标志。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公民权利实现了整体维度上的扩展,而公民政治参与相应地在实践中也呈现扩大化趋势。可见,从政治发展的逻辑看,政治参与扩大化也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技术进步和现实政治发展的双重逻辑作用下,公民政治参与机会得以拓展。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两种逻辑之间同时也是交互影响的:技术在改进公民政治参与的物理形态的过程中,会诱导自由、平等、自治等价值层面的政治发展,而现实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又必然会提出改进公民参与方式、手段等技术方面的要求。由此,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公民的主体性通过不断发展的互动实践而得以历史性地展开。

  

   三、互御:网络政治参与中公民主体性的沦失

  

   然而,随着现实的发展,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反思。例如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无法真正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反而会导致个人自主性的丧失,形成一种柔性的、隐性的数字监控。(18)由此,一些学者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重新审视互动性问题,认为互动很难描述动态复杂的使用者/界面关系,甚至“这一标语正失去其标志性,因为互动一词越来越不足以反映我们在计算机显示屏上的体验。”(19)原因何在?盖因人在网络空间的参与活动可能会发生主动与被动的逆转。齐泽克(Slavoj )、罗伯特·帕福勒(Robert Pfaller)等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存在于人与媒介关系中的有趣现象,他们通过将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被动性(passivity)合并,创造了互御性(interpassivity)一词来概念化这种现象。(20)

何谓互御性?究其构词来看,互御即互动的被动性。其中,互动是前提情境或启动条件,而被动性则指向了一种结果状态,显然齐泽克等人试图通过这一合成词来表达由互动开启或促成的一种被动状态。就其内涵而言,互御通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关系模式,包括个人的活动或情感合意性转移到另一个存在或客体——后者因此充当前者的所在所为(“act” in one's place)。(21)这个定义通俗而言,就是我主动地与客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也可能是客体本身在替我体验的过程,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变成了被动的主体。为通俗解释互御这种情形,预录笑声的例子经常被学者们提及。情景喜剧中的预录笑声(canned laughter,又译罐装笑声),是一种听觉策略,通常被设计为幽默的标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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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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