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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刘义强:“根”与“径”:重新认识村民自治

更新时间:2019-02-12 23:37:51
作者: 陈明 (进入专栏)   刘义强  
一直无法走出自治“落地”的困境。至少现在的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从家户主义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那如何解决家户利益同村落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成为走出村民自治困境的核心方向。围绕家户主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村民自治的再研究与再探索:

   3.1 村庄共同体的回归

   家户是中国传统农村的自治单元,自治的实践单位从传统家户自治的属性来看应该是村庄共同体,即自然村,这种共同体与“行政村”的差别是巨大的。我们一般说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基本单元一般来讲是自然村或者村庄。所谓的熟人社会,其实是家户经常性互动的社会,是由家户利益的认同边界决定的。在边界之外是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只有在这种熟人社会内部,才会出现家户利益的交换与妥协,自治的日常实践才有根基。农民的“公共精神”其实是不超过村庄共同体的。所以,要在村庄共同体之外寻求农民利益认同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强大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这也是基于行政村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无法有效实现的重要原因,但承认这种村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自治就能够有效实现,它只是把相关的公共事务同农民的家户利益进行了有效的对接,使得公共事务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3.2 共同体经济的存在

   村庄共同体的回归仅仅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第一步,自治能否实现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同家户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在“单元下沉”研究中所忽视的。这里的公共利益是有限定的,主要是指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以前的研究比较集中于集体经济,那是放在“行政村”的单元来看的,而在村庄自治中同样需要“集体经济”。为了区别于之前集体经济的提法,笔者将村庄共同体对应的经济形态概括为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经济与集体经济有一定的区别,集体经济中的集体主要是指行政村,集体属性的主要标志是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其实,伴随着自治单元的下沉,集体经济的单元也可考虑下沉。共同体经济的存在,一方面将“公共”的概念真正同农民家户边界进行整合,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成为一种具体的触手可及的“实惠”摆在农民家户面前,“公”与“私”之间有了重叠。再者,共同体经济的实现对于家户利益必须是增益性的,至少是独立于家户利益之外而不是汲取性的。比如,为了解决村庄公共项目的治理费用短缺,通过每家每户按人头的方式缴纳公共治理费用就是一种汲取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甚至可能由于某一家的不合作而导致整体制度的失败,制度的脆弱性非常强。另外,不能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视角来衡量家户主义的中国农村。例如,在现代公共治理理论中,村庄人居环境的治理有益于每个家户,本质上是增进农民的家户利益,农民不应该反对。这种思维是一种理论的提前预设,而不是农民的家户主义思维。如果让农民出资来治理村落的人居环境,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独立型的共同体经济主要表现为收入方式独立于农民家户利益之外,如具有公共性质的村庄土地、水塘、林地,可以通过承包或出租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作为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资金。例如安徽省北部的一个村庄,利用耕地“小块并大块”的政策,在保证农户承包土地不变的情况下,将多余耕地出租,租金作为村庄进行公共建设的支出,很好地实现了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问题。增益型的共同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在尊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合作经营。如有些村庄实现全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家户不但可以通过这种合作经营的方式获得较单个家户经营更高的经济收入,而且村庄也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解决共同体的自治经费。例如山东东平的很多村庄就是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方式解决自治经费缺乏的问题[10]。此外,还有一种赋予型共同体经济形式,即政府或其他实体长期提供资金支撑,但这种共同体经济不具有普遍性[11]。

   3.3 行政性力量的纠偏

   村民自治的出现同国家在农村的行政性目标联系在一起,但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则是追求一种相对于行政力量之外的民主自治状态,以减少国家的治理成本,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一目标来看,自治同行政力量之间存在冲突。实际上,一种良性民主自治状态的实现,需要多种政治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支撑。在家户主义盛行的村庄,这些支撑可以说是无法自发实现的,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而培育的引导性力量来源于行政力量。在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与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强势行政性力量的存在是导致村民自治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行政与弱自治”便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关系。但根据多年的观察,农村社会内部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景象——弱行政与弱自治。很多学者的研究之所以有“强行政”的认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自治与行政的对立面来看,自治强化的过程也是国家行政性力量弱化的过程,强势行政力量介入农村社会必然导致农村自治的失效。因为在理论层面,自治本身是对行政性力量的限制,同时是实现与行政性力量——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方式。这种认知来源于标准民主理论,将自治的过程简单地等同于民主的过程。这与早期将村民自治作为我国政治民主实践的突破口这一判断也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自治的内涵要大于民主的内涵,且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具有自身的规律与逻辑。二是从村干部行为的视角来判断,由于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承担乡镇下派的行政性事务,导致村干部对上不对下,自治也就成为一种“空谈”。这种认识忽视了关键性的内容,即自治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村干部和村委会,更不是村干部自治[12]。村干部的行为并不对村民自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伴随着农业税的废除,行政性力量已经基本从农民日常生活中退出,对村民自治并没有太多的干预,反而是干预太少、太弱。摧毁村民自治基础的不是行政行力量而是市场化和农村社会基础的转变所共同锻造的家户主义力量。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一般是不需要国家干预的,“皇权止于县”,县以下是自治。清末以及民国时期希望实现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有效控制,并没有取得成功,出现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其原因在于国家力量的渗透往往是在排斥村庄既有良性治理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破坏了村庄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不仅难以与农民的家户利益保持较好的契合,反而造成了国家制度建设与农村发展之间的悖离式关系。“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13]67而“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3]68。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家户利益、政治与革命的完美契合,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于农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伴随着人民公社的推行,国家的力量愈来愈强大,农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与结构被长期压抑。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基础与结构被释放出来,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再次很好地结合起来,自治的力量逐渐恢复。

   然而,伴随着农村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快速渗透以及国家逐渐从农村社会的退出,市场逐利本性同家户对于扩大的市场货币需求结合在一起,快速消解了农村社会的自治基础,农村社会几乎成为市场化的“沦陷区”。基于共同体的认同、规范与价值迅速消解,这种消解的过程既是农村公共文化衰落的过程,也是“弱自治”的过程。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整合再次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局当中。要解决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农村现有的自治力量以及社会性力量是不够的,公共利益无法与家户利益相抗衡,缺少权威认同的社会组织也同样一筹莫展,这就需要国家“在场”。这种“在场”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政策资源以及基层行政性资源为农村社会自治资源的再造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重点是行为规范的引导、利益的协调以及对于市场趋利倾向的纠正,以实现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在自治过程中的均衡。

  

   4 结语

   村民自治困境的根源在于长期对中国农村社会本源型制度研究的忽视,很少关注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基本制度原型与文化结构。所以,以前的多数村民自治研究缺乏“根”,很多研究成果是华而不实的。尤其是过分突出治理而忽视自治,偏离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价值认知。治理应当存在,如基层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基层治理,实现多元共治。但也应该看到,治理是政府的一种管理与服务方式的创新,政府是整个治理中的“元治理”[14]。不能用治理的范式来取代自治的范式,基层群众的事情是在村庄共同体内部实现自治,实现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生活状态。同时,家户主义的存在,也使得超越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治理缺少参与动力。从根本上说让农民持续参与村庄共同体以外的治理事务是不可能的,那些公共性事务的治理更多是政府公共职能的体现。当然,自治的实现会直接体现为公共治理的效果。新时代的村民自治研究应该将重点之一放在如何界定自治与治理,以纠正过往这种混淆带来的研究混乱与理论混用。此外,自治单元的界定、共同体经济的实现方式、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市场化与自治的关系等都应该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村民自治研究应该进行一次整体的反思与重构,自治的能量始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这也是基层民主的内生力量。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的“更加重视社会自治”,因为社会自治的程度才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15]。在公共治理泛滥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片净土”来重新认识村民自治,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自治。

   ①对于村庄共同体回归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表现为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科技大学一批学者的研究,提出“村庄治理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案例的不同区域村庄形态的研究成果。当前主要集中表现为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一批学者与博士,以家户制为制度原型开展区域性的村庄形态研究,已形成长江小农、岭南小农、黄河小农等大规模的村庄类型调查。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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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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