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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光:先秦哲学思想视野中的杨朱生命个体思想探略

更新时间:2019-02-12 02:12:58
作者: 王敏光  

   内容提要:杨朱主张应把生命个体摆放于首位与优先地位。通过庄子的思想视角我们可判杨朱在先秦道家发展过程中的承上启下地位,其对庄子有着较大的影响,庄子对杨朱思想给予了深度解析;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极端的自私自利,缺少为群体、为天下的刚健精神;荀子认为杨朱学说意旨的主导是如何更好的“君人”,但荀子与杨朱对此的着眼点存在着差异;韩非子以其刑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来评议杨朱思想,认为杨朱学说多说教,不具备转化为现实执行力的条件。

   关 键 词:先秦哲学  杨朱  生命个体思想

  

   虽然现存杨朱有关其人及其思想的资料较少,但我们仍可从先秦诸家的阐释中得知杨朱学说在先秦时期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何以轰动一时的学说,却在同时代人及后人眼中屡遭批判,甚至被视为极端学说,以致遽然消失?孟子等人的猛烈批判固然是失传原因之一,但其根本原因我们还需从杨朱自身思想理路中加以探究。

  

   一、庄子思想视域中的杨朱生命个体思想

  

   杨朱在《庄子》中作“阳子居”共计出现五次,作“阳子”一次,杨、墨并行出现四次,我们通过庄子思想视角可展现杨朱在先秦道家中承上启下的地位,也可见杨朱对庄子的影响,及庄子对杨朱思想的解析。在《庄子》中杨朱(阳子居、阳子)以学道者身份出现,首次见于《庄子·应帝王》篇,阳子居向老子讨教明王治国之道,老子针对杨朱的困惑,言: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①

   此段材料记述了阳子居向老子学道的情形,杨朱修身、治国之道,固然是以生命个体身心的养护为前提,但此过程并不是对生命个体自然本性的扭曲,而是顺应生命个体本性,采取“自然”与“无为”的方式对待生命个体,此主旨在先秦道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庄子看来,杨朱思想似乎是不符合自然与无为思想,但把老子思想主旨归结为“游于无有者”,显然是被庄学化后的老子思想。另一则有关杨朱向老子学道的材料出现在《庄子·寓言》篇。庄子以老子为引介把杨朱归结为老子弟子,说明杨朱思想有着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但在庄子评述中,杨朱与墨子学派并举,说明杨朱虽受老子思想影响较大,但却独树一帜。此也彰显出先秦道家思想在战国早中期主要以杨朱思想形态流布于世。

   另外《庄子·山木》篇提供了杨朱(阳子)受逆旅之人启发而大悟的材料,向我们展现了庄子视野中杨朱思想的另一个侧面。阳子游历到宋国时,碰到一得道之人,有妾二人,一丑一美,但此人一反世俗界常人的看法,贵丑者而以美者为贱。面对阳子的困惑,此人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②阳子从此番论述中幡然醒悟,得到“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③的感悟。美、恶作为一对对立哲学概念首现于《老子》中,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④,对于是否存在客观美、恶标准,老子没有给予过多论述,老子此思想意在批判世人对所谓美的过多偏执,及对恶的忽视。在老子看来,美、恶之间存在着转换。庄子所描述的逆旅之人显然是得道之人,逆旅之人对于世俗美、恶标准给予了批判,认为美、恶只是相对概念。老子与庄子对美、恶看法的不同在于前者指出美、恶是相对的,重在批判世人只执着于美,而忽视恶;而后者主张美、恶不仅仅是相对的,并且进一步认为不同生命个体应具有不同的美、恶标准。杨朱从逆旅之人对美、恶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修养自我生命应当“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从杨朱对此的认同中体现了其对老子自然与无为思想的延伸。贤与不贤的分歧是滞于名利的世俗看法,在杨朱看来,以名显于世是以名与贤对生命本性的损害,对其他生命个体而言也是一种损伤,此与杨朱生命个体思想相吻合。

   在《庄子》书中另一组记载杨朱的材料,是以批判杨朱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反映了庄子对杨朱学说的定位,另一方面表明了庄子对杨朱学说中极端理论的批判。在庄子看来杨、墨是:

   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⑤

   在此庄子把杨、墨学派的理论视为与名家“坚白论”一样,是无用之言。杨朱对名与实的论述是直接从名对生命个体生存的作用谈起,认为名是生命个体生存的牵累,生命个体不应当外求于名,而应该着眼于当下生命过程的快乐,但对于名与实的辩证关系,杨朱并没有给予进一步深入论述。因此,我们从总体上来看此段有关杨朱的论述,与《庄子》内篇对杨朱思想的评价基调不一。《庄子》虽总体反映庄子思想,但考虑到《庄子》外篇与杂篇有些许庄子后学思想渗入其中,且杨朱学说虽流布一时,但潜含着对生命个体极端重视的倾向。因此,笔者认为此对杨朱的评价,当是庄子学派对杨朱后学的评判,杨、墨并提,这在《庄子》外篇与杂篇中多有映现,如:

   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⑥

   此段主旨在于对世俗圣、智观点的批判。以庄子思想理论倾向来看,认为杨、墨均是逞口舌之利,是为有损于生命个体德性的行为,此与《庄子》内篇认为杨朱由于受到老子及具有道家思想倾向逆旅之人启发而得悟相一致,依此,笔者认为杨朱生命个体思想的主导应是在合于老子自然与无为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

   再如在《庄子·胠箧》中列举了使自我本性失去的五个因素,是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趣舍,皆“生之害也。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⑦,庄子列举此五个方面是与老子所言“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蕴含义理相通,同是对物欲之害的批判。杨朱在养生方面追求的是“全生”,反对“以物累己”,而这里则明显是批判杨、墨孜孜外求的理论主张,应当是庄子对杨朱后学为“全生”而“全生”的评判。另外一则是通过庄子与惠施的对话,对儒、墨、杨、名等家理论孰是孰非展开讨论,庄子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⑧惠施给予的回答是“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⑨惠施指出了当时诸家争论的实际状况,庄子认为各家的理论均是追逐外物,丧失本然自我的做法。

   综合来看,庄子思想视域下的杨朱思想,应有以下区分: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杨朱,是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道家学者,杨朱把老子哲学中整体化、模糊倾向的个体思想,阐释为具体的、至上的生命个体,把生命个体置于一切事物及其关联中的中心位置,但这并不是仅仅以自我生命个体为中心,而是在珍视自我生命个体前提下,对其他生命个体以及群体给予的关照之链。而《庄子》外篇、杂篇中的杨朱,则受到了庄子及庄子学派的批判,其实其中呈现的杨朱思想是杨朱后学极端发展的体现,把杨朱“全生”、“贵己”、“乐生”、“任死”等方面的生命个体思想给予了极端化诠释。这在庄子看来,此逐于外物之理论及行为,自然是对生命个体本性的一种戕害。对生命个体的重视无可厚非,但这种理论往前走一步,则易踏入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考虑他人之境地,走向享乐、纵欲的极端。

  

   二、孟子对杨朱生命个体思想的评判

  

   虽然孟子对杨朱学说给予了无情批评,但我们仍能从《孟子》中得见杨朱学说名满天下的情形,杨朱及其学说在《孟子》中计出现三次。孟子从当下现实情形与逻辑推理两个层面论证了距杨、墨的必要性,在孟子看来,如若任由杨、墨学说流行,天下将出现“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⑩的情形。因此,孟子把辟杨、墨视为孔子门人时代担当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孟子认为杨、墨之说危害在于“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11)。孟子认为杨墨之说以淫辞迷惑世人,窘祸人心,致使人距离自身的善心越来越远,进一步导致天下混乱不堪。

   在孟子看来,杨朱学说的偏颇之处在于“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12)杨朱的“为我”具体体现为生命个体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执一、偏执的片面之论,虽得一但却因此而失去更多,给社会带来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孟子进一步指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13)。孟子所处的时代,传统的礼法遭到无情践踏,各种学说流布于世,尤以杨墨之说为昌。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杨朱学说主旨概括为“为我”,依孟子内在思想逻辑来看,仁、义、礼等乃是来自于“天”这个最高价值体,是内在于人的潜在善性,之所以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的善性被遮蔽了。而孟子认为儒者的真正任务就是把被蒙蔽的善性开显出来,以期重现天下行仁政而百姓悦的治世。

   孟子所理解的杨朱“为我”是指把生命个体放在了所有关系中的第一位,且所做一切均要以生命个体为出发点与基点,此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自然不符合孟子所说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伦理,孟子认为假如没有以仁、义为主旨与核心,要治理好天下是无法实现之事。孟子进一步认为杨朱的“为我”,与自身所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4)大丈夫境界有着根本区分。

   朱熹受孟子论说的影响认为杨朱之学只理会自己,不知“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15)的道理,对于为何由“为我”导致“无君”,朱熹沿着孟子的思路分析为:

   盖杨氏见世间人营营于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独洁其身以自高,如荷蒉接舆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洁身而自为,则天下事教谁理会?此便是无君也。(16)

   朱熹认为杨朱之流虽然也深查到了时代危机感,但缺乏担当精神,而只顾自身的修行,只能归结为隐者一类人物,有着出世倾向,这显然是不符合儒家学说为群体、为天下,进而鞠躬尽瘁的刚健精神。孟子与朱熹均认为每个生命个体只顾自己,而不言其他,就会出现仁、义、礼缺失的无序社会,这在孟子与朱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故他们断定杨朱之说必将导致“无君”,“无君”天下定会大乱,每个生命个体自然无法生存。因此,在孟子与朱熹看来杨朱之说看似为己,实是害众。

   笔者认为孟子与朱熹看到了杨朱学说的一个路向,但没有注意到杨朱学说虽不愿奉一毛于天下,但也不愿取其他个体之一毛,且即使把天下奉于一人亦是不取。依杨朱逻辑思维推演,何尝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对此,另一位理学家杨简曾说:

   孟子谓“杨子取为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此非杨子本心。杨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子非取为我,惟不取不于,各安于无事而已矣。(17)

杨简此段评述从杨朱整体思想出发,客观诠释了杨朱思想,较为合乎杨朱思想文义,杨简认为杨朱“为我”的前提在于不取不予,这样生命个体之间就不存在对名利等外物的争夺,生命个体之间自能相安无事,此无事正是取老子所言“以无事取天下”(18)之义,是先秦道家所倡导的治国方式之一。杨简思想的主导毕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他虽然对杨朱学说给予了客观审视,但他最终把杨朱学说还是归结为“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来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19)杨简认为杨朱学说虽然从理论论证上合乎情理,但由于明显受到老子“小国寡民”理论的影响,把自身理论视野仅仅限于一狭小区域之内,民少而又至死不相往来,这在儒家看来与为一己之我无本质上的区别,与儒家所设想的“小康”“大同”所涵盖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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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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