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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瑶:表达权的语义学阐释:一个批判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9-02-07 23:59:54
作者: 谢小瑶  

   【摘要】 按照言语行为理论的在言行事观点,当构成在言噤音时,即意味着表达权受到限制。通过对广义噤音与狭义噤音、整体噤音与部分噤音、整体广义/狭义噤音与部分广义/狭义噤音的三重分析,可以发现,将在言噤音作为表达权的言语类型,会导致言者与听者关系过于“紧密”,最终使表达权滑向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而呈现出一种繁冗理论。对此,表达权的极简理论提供了解决方案,即通过“发意行为”和“发音通道”来解决此困难。然而,该理论过于强调程式化结构,使言者的言论与听者所在的共同体的情感、价值发生抵牾,同时也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事实上,就目标而言,表达权的极简理论是为了达致一种至善生活,但极简理论蕴含的多元价值所产生的冲突无法借助价值共量的方法得以化解,而需诉诸德性公民内在的道德与能力制约。

   【中文关键词】 表达权;在言行事;极简理论;至善生活;德性公民

  

   放眼当下世界,凡色情资讯,如色情文字、图片、影像、表演等,绝大多数国家无不加以禁止,有的还诉诸宪法、刑法等制度层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色情资讯不仅会助长社会上的暴力倾向,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而且还会造成歧视妇女和侵害平等权的后果。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就近乎以控诉的方式论述妇女言论的“噤音”[1](silencing),此为著名的“噤音效应”(silencing effect)。无独有偶,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瑞·赫伦·兰顿(Rae Helen Longtan)移用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2]指出,此“噤音”让妇女不敢、不能表达自己,造成对妇女表达权的限制,[3]此即所谓的“兰顿命题”(Longtan's Argument)。兰顿论点的核心主张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言论表达不只是一种言辞信息的发出,其二,言论表达包含着“行动的力量”,且要求意义为听者所理解。[4]惟具备两者,才能洞察色情资讯为何会侵害女性的表达权,把握其中的确切意义。兰顿的判断能成立吗?

   学界有关言论自由方面的研究可谓卷轶浩繁,不胜枚举。近年来,国内一些宪法学者集中论述了言论的价值与功能、言论的类型(如政治性言论、诽谤、色情言论等)及其界限、表达权与其他权利(如隐私权、被遗忘权)的关系等。这些研究对人们从权利视角了解表达权及其产生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导引意义,但其存在的缺憾亦显而易见。第一,这些研究对言论表达作简单化的概念定格,遮蔽甚至忽视了对其背后所潜藏的言者与听者间意义关联维度的考量。比如,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表达权不仅包括言语说话,也包括利用各种媒介找寻、接受或传播讯息或想法的行动自由。[5]其中,意见表达是否有言辞意义上的规范要求?它与听者的理解负担是何种关系?第二,这些研究过于倚重对具体规则的考量,很难为表达权受限制的内涵指向提供一般性的语义解答。譬如,在论及政治性言论时,学者们通常会聚焦于对“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分析;而在论及诽谤性言论时,则着眼于“实质恶意原则”(actual malice)的适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在法哲学及语言哲学领域,围绕色情资讯与妇女权利保护问题,相当一部分学者分析了麦金农提出的“噤音”,其中,有的阐述兰顿所凭借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适切性,有的论证言语与行动相区分的可能性及弊病。[6]应当承认,已有的论述可谓精彩纷呈、胜意叠出,为本文后续探讨带来了诸多启发。不过,对麦金农、兰顿及其批判者使用的分析工具、各自依循的逻辑,现有的论述则表述不明。[7]

  

   一、表达权是在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吗?

  

   不论是“噤音效应”,还是“兰顿命题”,皆认为言论并不单单是一种言辞的发出,还潜藏着言者的行动。“言辞是一种建构性的行为与实践,而不是其所体现的思想表达。人们不是看这些语词说了什么(尽管确实说了),而是看这些语词做了什么。”[8]色情资讯的存在之所以侵犯了女性的表达权,是因为它使得女性无法“在言行事”,进而产生“在言噤音”(illocutionary silencing)。[9]麦金农、兰顿为何会有如此判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了解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奥斯汀检讨了将言论语句区隔为“描述”与“施为”的弊病,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在言行事与由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10]

   以言表意,亦即“言辞”(rhetic)或“内容”(content),泛指一切符合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相当于言说的“指称”(reference)和“意义”(meaning)。例如,当看到天空中的雨滴落下,甲说:“天下雨了”。在言行事,是对以言表意层次的推进,不仅要求言者的言论具有音素、语素、情境,而且还要求言者实施了行为,并为听者理解和接受。[11]例如,英国女王在轮船命名仪式上声明“此轮船名为伊丽莎白”。当女王说出这句话时,同时也完成了“命名”这一行为。由言取效,则是言者藉由言论影响他人,且他人实施相应行为。由言取效行为会对听者的行为、思想或信念产生共鸣性效果。[12]譬如,甲对乙说:“这世界充满尔虞我诈,活着没意思”,乙听完,深有感触,随即纵身跳进大海,结束自己的性命。

   经由上述,人们要问的是:色情资讯何以会让妇女的在言行事受限制?概括来讲,有以下几点。首先,在言行事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沟通工具,其价值并非源于自身的存在,而是源于其藉由工具承载的意义来“建构现实”(construct reality),[13]导引人们的行动。色情资讯以文字、图片等具体形式构造出“妇女在社会活动中随从、满足于性欲望的现实形象”,[14]使妇女无法通过言论正常地表达诸如拒绝、抗议性侵、指证色情暴力等态度,从而导致妇女的某些言论变得“不可说”(unspeakable),进而使妇女遭致在言噤音。[15]其次,言论表达从来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它需要言者与听者间具有意义体悟的“交互性”(reciprocity)。[16]藉由言论,听者方能辨别出言者的独特声音,才能知晓言者正在做的事,而这就是一种在言行事。[17]返回色情资讯问题,由于“言词与图片成为性的一般化体验,对男人来说,色情文艺中的女性正成为女性性意识以至性体验的生动原型”,[18]所以,一旦言词与图片成为占有和使用的对象,且以女性的性形象为内容,并形成“交涉氛围”(communicative climate)以至“权威性言论”(authoritative speech),那么,听者冀图听到妇女的真实言论可能变成一种笑谈。[19]更甚者,还会引致听者的理解与妇女的一些言论意图完全背离。最后,从探求真知的目的来看,言论表达体现着个体自身能力的强弱。若个体言论只是处于以言表意层次,那么,他/她也就踯躅于发出声音的能力,至多不过是他人理解的发出声音的能力。个体具备在言行事的能力,不仅能够使他/她获得知识,还能够使他/她通过言论影响他人,使他人自觉行事,继而通过言论追求真理。换句话说,个体拥有在言行事的能力,不仅能够使他/她的行动获得指引,而且能够使知识跨越人口与世代而传播。[20]然而,色情资讯的泛滥,以及人们所谓的“对自由的容忍”,不仅会造成妇女言辞上的“不能”,还可能摧毁我们业已建立的不分种族、性别的平等秩序,使妇女重新回到男权社会主导下的“附属”(subordination)地位。在此背景下,追求真理、民主将变成某个阶层、群体仗势欺人的借口。[21]

   在实然状态下,表达权受限制的确表现为噤音,但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发生噤音即意味着表达权受限制?一些学者正是基于此疑虑对兰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一,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在言噤音都与表达权受限制相关。比如,由于《婚姻法》明确规定“重婚无效”、“未满二十二周岁的男性不得结婚”,《选举法》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得参加选举”,因此,重婚者、不满二十二周岁的男性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都无法在言行事。依兰顿的观点,这些人显然受到在言噤音。但此判断是非常荒唐的。[22]另外,一味将表达权等同于在言行事,还可能形成“言词冗余”的尴尬局面。比如,甲对乙说:“我封你为丞相”,又对罪犯丙说:“你可以免于刑罚”,此时,难道乙和丙就真的拥有相应权利吗?第二,兰顿将在言噤音与表达权受限制画上等号,忽视了噤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23]在实际生活中,有一些噤音人们是能接受的,而且是习以为常的。比如,甲在一广场对当下的经济发展问题高谈阔论,但多数听者没听到或听不懂。依兰顿的观点,甲明显受到在言噤音,只是这种在言噤音能等同于表达权受限制吗?当然,如果甲的言论受到外力的强制干涉,如驱赶、封杀,此时,甲的表达权受限制自当无疑。为此,格林将噤音归纳为两种:广义噤音(broad silencing)与狭义噤音(narrow silencing)。前者系“非因外力干涉产生的噤音”,后者系“因外力干涉产生的噤音”。在格林看来,兰顿的噤音论断只是属于狭义噤音。实际上,广义噤音是可被接纳的,而这恰是兰顿未注意和未清晰说明的地方。[24]第三,兰顿认为,色情资讯不仅会让妇女的一些言论无法体现在言行事的初衷,还会导致人们对这些言论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结果。对此,格林认为,既然人与人之间借助语言产生对彼此基础性的了解,那么,有谁会将妇女所说的“不”理解为“同意”?[25]

   面对批判,兰顿给予了回应。首先,不能将在言噤音简单地等同于言者的言辞无法行动。任何对话都需要如麦金农提及的“言辞条件”(words that set conditions)或“特定制度结构”(specific institutions structure),即不仅需要言者的表达有明确的意义和指称,还需要听者对言辞的“理解力”(hearer's uptake)。[26]本质上,那种不为人理解的言论与街头小贩的吆喝嘈杂声并无差别,而这种缺乏听者理解的言论,恰恰就构成在言噤音。其次,格林所说的狭义噤音其实是指“因外力干涉而产生的言辞噤音”,而广义噤音则是指“非因外力干涉而产生的在言噤音”。格林在此处遗漏了“因外力干涉而产生的在言噤音”的狭义的“在言噤音”。[27]譬如,听者之所以没有听到或听懂甲的言论,原因是外力的阻止和干涉。因此,兰顿认为,格林遗漏的恰是“色情资讯使妇女在言噤音”这一主张中“在言噤音”的真意。[28]最后,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讲道理、有语言了解能力的听者面前,妇女是不可能发生噤音一事的。但这能否应对妇女“在此时此地(now and here)或某时某地(sometime and somewhere)遭遇噤音”,以及“每时每刻(everywhere)遭受噤音”的威胁?[29]难道只有所有具备语言理解能力的人都不将妇女说的“不”视为“拒绝”时,妇女才算遭到噤音?为便于论述,本文将“在此时此地或某时某地遭到噤音”称为“部分噤音”,而将个体“每时每刻遭遇噤音”界定为“整体噤音”。

   综合格林、杰克森与兰顿的争论,至少有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第一,为何只有在言行事能阐释表达权的意义,而以言表意、由言取效却不能?第二,在言噤音是否能包含表达权受限制的所有内涵?兰顿以狭义噤音无法应对部分噤音的主张来反驳格林对噤音的理解,这是否能成立?

  

   二、表达权的理论基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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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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