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季金华:依宪治国下民主政治渠道的司法疏通理路

更新时间:2019-02-07 23:42:19
作者: 季金华  
”[6]因此,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宪法原则和规则的具体化表现形态,法律权利是宪法价值体系的制度化形式。代议机关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人民的意愿,代表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宪法意志的法律化,“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国会一直是美国民众宪法意愿的最可靠代表。美国历史上的著名宪法辩论,言论自由的涵义、平等与政治参与,都发生在国会之中,国会辩论达成的共识最终写进了美国宪法修正案。”[7]在社会持续平缓演进的时期,“现实的法律被多数人接受并被视作大众意志的表达,实施它们的法官从心底感到与同胞们的立法声音步调一致。”[8]因此,在社会变化平稳的阶段,立法基本上能够实现对大多数利益关系的合理调节,人们凭借着法律确定的社会期望结构计划自己事务、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利益关系给立法调整带来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国会并不能保证自己总是人民宪法意愿的代表,当国会自己的权力受到宪法挤压时,当一些利益集团对自己选出的精英代表施加政治压力时,国会的代表性就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民选代表并不能时刻、完整、合理地表达民意。代议机关的行为违背民意的可能性随着代议制机关的权力行使和代表的利益分化而变形。当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一定的程度,现实的利益纠纷需要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来整体解决的情况下,民选代表就会感受到立法的民意压力,就会引发立法程序的运行。在具体的立法程序中,不同选区的代表在议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活动中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立法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代表之间的辩论和博弈活动,法律议案通过意味着不同利益代表有可能在某些立法安排上达成共识,也有可能一些代表所主张的利益获得了多数代表的认同。所以,立法意志不一定就是人民的整体意志,也不一定是人民在宪法中体现的意志。这就需要建立某种审查和疏通机制来保障代议机关的立法意志和民众意愿的契合。当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体现出来的意志与宪法中体现的人民意志不一致时,法官选择宪法中的人民意志对宪法纠纷作出裁决。司法审查的目的是贯彻宪法中的人民意志,使其高于在某个时候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所代表的人民意志,以防止人民意志的随意变更。[9]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机关要从法院的合宪性判断和裁决中获得合法性,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确认人民意志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疏通政治立法渠道的过程。

   “如果没有立法,国家还可以按照传统和习惯法活动,而没有司法,则政治体系便不能维持——没有司法权的参与,国家就不能生存。”[10]鉴于现代司法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选择了司法审查机制,把清理政治堵塞、维护法律合宪性的神圣权威给了法官。在美国人民心里,联邦法院可能比国会更准确地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乾坤颠倒的世界,正是民选的代表在阻碍民意,反倒是非民选的法官成为表达民意的渠道。”[11]作为政治家的议员,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取向是政治成功和最终的选举胜利,因此,单纯地依靠定期选举和审慎的议会不足以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政治还依赖于立法者和民众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这种互动要得到维持,必须确保意见能够自由地形成和表达、利益能够自由地组合和主张。由于政府总是倾向于运用权力去压制或恐吓批评意见,因而需要通过给予平等的自由的特别保障来对抗政府的压制行为,而能够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就是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宪法历史表明,没有宪法裁决支持的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就会成为一种没有实际法律效力的宪法组成部分。[12]“与政治家不同,法院享有的自治和独立地位有助于它们凭借专业标准来确定法律文本的含义,他们不受政治方案的影响,也无须费心去击败对手,赢得选举胜利。因此,出现宪法争议时,宪法的意图而非政治家的意图胜出的几率更大。”[13]在德沃金看来,法官在法律帝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的世界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这是一种谈及政治的阐释性的、自我反思的态度,是一种表示异议的态度,而法官是公民异议最好的代理人,法院成为公民表达异议、政府自我反思的交锋碰撞的场所,这种异议与反思的良性互动为其法律帝国的存在源源不断地提供一种合法性基础。[14]

   在司法审查程序中,法院基于宪法的司法独立原则能够在个案审理中发现和解决法律中的民意缺失问题,实现对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对少数群体的平等关照。司法审查与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司法审查和民主之间的冲突是表面的,二者在本质上是共同的;司法审查是以实质民主为价值基础的,法官实施司法审查时深深地扎根于客观化民意之中。[15]当然,法院判断法律是否体现人民意志的权威依据是宪法原则,“基本权利构成法律秩序所依循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这些原则指引立法者对法律秩序的界定或塑造”[16];宪法中还包含着政治决策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宪法的意义就在于,把那些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从政治论争中剥离出来,同时,在这些原则构成的框架中,为变动不居的偏好或者对变动情势的反映留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挥作用的是多数决原则,同时需要保证的是,如果多数发生变换,或者有更好的意见,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但是,基本权利确立的那些原则却不受触动。”[17]实际上,“成功的司法判决应该是建立在宪法原则上而为全国所接受,而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举。只有具备这种民主正当性,法院的判决才能被其他政治部门和美国全体民众所接受、实施与遵循。”[18]因此,只有确保立法意志和立法行为不违反宪法原则,人民的宪法意志才能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实现。由于人民的根本意志主要是通过宪法原则表现出来,宪法原则的抽象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宪法原则中蕴涵的价值取向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因而宪法中的人民意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多数民众现实意愿、能够预计未来的民意潮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确认的人民意志必须是与宪法原则中的人民意志有着紧密联系的现实民意和发展中的民意,法院只要能够适用全国多数民众都愿意认可的基本宪法原则,习惯于遵从民众的宪法观念,就能够最好地维护自身的正当性,有效地发挥政治渠道疏通和民主补充的司法政治功能。[19]

   法院之所以能够发挥政治渠道疏通和合法性输出功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存在互补性。从经验主义出发,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依据服从动机的差异可以将权威分为:以理性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法理型权威、以经验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型权威和以情感为合法性基础的魅力型权威。[20]民主立法机关提供的公共意志是一种普遍的可接受性,是面向未来的理性,也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因为多数人决定有可能造成多数人暴政,所以公共意志并不是一种完全理性,还需要其他理性的补充,尤其是公民通过司法理性对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正。行政机关通过直接民主获取的民意属于具体的可接受性,是着眼当下的较高程度的理性。作为传统型权威基础的经验实质上是一种立足过去的生活理性,构成了对面向未来的理性和着眼当下的理性的补充、完善和纠正。而作为魅力型权威基础的情感,是一种与理性无涉的服从意识。

   司法权威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基础是理性和经验的有机结合。法院以法律作为审理案件、作出裁决的依据,法律蕴涵的理性来源于代议机关表达的公共意志,即人民的间接意志,只要依法审理和裁判,司法过程和结果就应该具有理性的权威。但是,法律所具有的理性对具体案件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而言,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并不能直接用来作为纠纷裁决的依据,非人格化的、普遍性和框架性的法律规则还必须由法官结合具体社会关系所处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习惯基础对其进行解释和重构才能形成可以适用的判决规范,这里的法律理性已经是具体化的发展理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法律适用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在司法机关也存在多种经验选择和经验整合的可能性。法官可以参照先例凝结的过去经验,也可以参考自己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心理倾向和常识判断方面的经验,来建构判决规则,形成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前提和可接受性基础。

   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能够对议会多数人决定的法律规则是否合宪行使裁判和纠正的权力,意味着法院拥有发现和确认人民的真实意志的能量,从而赋予了司法审查的至上性和终局性的权威。因此,法官个人对于司法裁决的合法性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厚实的基础上,因而需要寻求更加有力的支持,力图获得民众的认同,从而形成法官个人判断与社会一般共识的合意。有必要指出,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及其结果中形成的合意是不同于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及其结果中形成的公意的。凝集在法律文件中的公意来自于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中的积极而又明确的意思表示,而司法裁判承载的合意来自于民众消极的默示认同。

   总而言之,在现代司法社会中,法院在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拥有发现和确认人民意志的权威,可以凭借司法判断和裁判的至上权威,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来疏通政治渠道,为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提供合法性,同时肩负起保障公众自由、救助弱势群体和维持福利给付的公法使命,力图通过法律争议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因而,司法审查成为疏通政治渠道、补充民意、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利、保证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合法的权威机制,成为协调过去的经验和现时的理性、实现过去的民意和当下的民意有机结合的有效沟通机制。

  

三、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司法疏通模式


   雅典政治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雅典公民能够通过陪审法庭的方式参与统治,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必须由陪审法庭在具体的案例中解释和运用,原告与被告的要求能够提出引起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注意的公共决策的重要问题。[21]

作为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的现代宪法,对代议制立法机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指定任何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为救济冤屈而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第9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特定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贬损由人民所拥有的其他权利。”在美国宪法的价值构造中,人民意志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的效力,这也是司法审查最深刻的正当性依据。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基本坚守自由主义的立场,司法审查成为政治渠道有效的疏通机制,成为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程序权威,有力地维护了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权利。[22]进入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司法机关已经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主导力量,它及时地汲取社会公众对于合法性的认识和评判,向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渊源,在经济管制仍然非常强劲的背景下,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力保证了国会立法活动的民主性,推动了民主立法制度的发展。美国最高法院开始以能动主义的姿态,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活动,成为影响社会决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沃伦法院时期,从1953年直至1969年期间,最高法院总共宣布21项联邦法律和150项州法律无效,在反对种族歧视、维护种族平等、扩大公民权利范围、促进美国民权保障事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从1969年到1986年是伯格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时期,最高法院在这段时间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敏感问题,继续深入政治问题,保障公民权利,充当社会各类争议的最终裁决者,推翻了31项联邦法律和288项州法律。自伦奎斯特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最高法院将司法审查的干预范围渗透到权力制约、经济、个人权益和社会自治等诸多领域,对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议会立法和行政法规仍然保持高度的戒心,明确宣示即使限制本身是合法的,但过度的限制是不正常的。最高法院仍然坚持运用司法审查机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1995年到2003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99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