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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解放”前后的顾颉刚

——大变动时代个人的出处与选择

更新时间:2019-02-06 20:29:25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1945年抗战胜以后,国共内战及最后的政权易手,对生活在其中的许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局,即使是成名成家的大学者,也都充满了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无奈。这里我将“解放”二字打了引号,并不是要表达为 “所谓解放”之意,而是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件;在《顾颉刚日记》中屡屡出现的这个词[1],也正是作为事件在使用。如1949年5月25日:

  

   今晨起身,家人传言,共军已于上午四时由兴国路进市区,解放矣!继广播电台报告共军布告八条,知一切采取缓进政策。……自本月五日闻炮声,至今日解放止,战事凡历二十天。昨共军沿铁路至西站,天黑乃来,闻有内应。蒋要打一硬仗给外国看,结果打不成,所谓“兵败如山倒”也。此君“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惟苦了万千老百姓耳。(6/462)

  

   5月27日:

  

   看报,上海全部解放。(6/463)

  

   本文所谓“前后”的起止,大致始于1948年淮海大战,中共对南方已形成很大的军事压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顾颉刚到西北讲学期间,其妻张静秋不断来信来电催其返沪,以应对时局。大致止于1954年北上入中国科学院 [2]。对中共来说,这个时期完成了对全国的控制、结束了朝鲜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经历了土改、镇压反革命,真正开始体会到了新政权的力量。

  

   顾颉刚,出生于1893年,1920年北大毕业;1923年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学说;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以《古史辨》的出版为标志,顾颉刚跻身于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史学家行列。所谓“一出大学,立即成名”者[3]。1980年逝世。从他大学毕业算起,以1950年为界,正好是前后各三十年。从学术生命来说,解放以后,正是他的后半生。对他的后半生,我们研究得很不够。[4]

  

   总起来说,顾颉刚的一生,是学者的一生。他自己最看重的,是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成果。他在其《日记》1948年末,写下了这样下了一段话:

  

   此次归家,整理成泉寄来之予存北平稿件,喟然而叹。劫馀之物,今加整理,尚犹累然盈数架。时不我待,年已望六,劳动之后,便感疲劳,自今以后,予之时间不复可浪费矣。所愿社会工作从此断绝,著作生涯急遽展开,恢复我北大毕业后迄九一八前之旧生活,计日程功,年成数种,毋蹈受人欺骗之覆辙,以真实之成就贡献于人群也。卅七,十二,廿三,颉刚记。(6/395-396)

  

   在他看来,大学毕业到九一八事变(按,疑应指七七事变),这十多年是他学术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他虽然在成名后有众多的社会活动,但他看重的,仍是学术。在上面这话的下面,他又说:

  

   归沪后看《一多全集》及《新原人》,知闻一多、冯芝生等在抗战期中均有成就。若一多不干政治,则将来之成就将益大。我则在抗战中有退无进,以较闻、冯,实滋愧汗。此后改变作风,尚可不使后人叹息予也。同日又记。(6/396)

  

   《日记》1949年5月末,记有该年八月的心情,称:

  

   自抗战起,予固不能作正常工作,然所写文字亦不少,约计之如下……共计一〇三万言至一一一万言,尚须工作一年方得清讫。不知此后一年能工作否?卅八年八月记。

  

   念兹在兹的,是他的学术工作,是他的学术成果。他对从政是有些抵触的。1949年,胡适名列战犯名单,顾颉刚在1月27日《日记》中说:

  

   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推原其故,盖先生办《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一班朋友藉此多做了官,乃将之拖下水去,而先生则受人之捧,为人所利用也。捧之害人如此。(6/410)[5]

  

   这一学术追求、对政治的态度,基本决定了他应对时局的方式。

  

一 抗战胜利后的“人生规划”


   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望六之人,顾颉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1946年3月27日,他在给顾廷龙信中称:

  

   姪此后不拟作职业之教师,故苏、沪、徐、平皆须有住处,读书写作则在苏、徐,搜集材料则在北平,经营出版事业则在平沪,务求争取主动,不随人流转,则数年之内当有系统之著述问世。至于政治漩涡,则力为逃避,实以此中龌龊,无益于人而有损于己耳。[6]

  

   职业上,他不想作职业教授,不想再教书[7];政治上,是逃避,或曰超然(见下)。作为“望六之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有系统之著述问世”。当然,这个规划的物质基础或经济基础,就是对大中国图书局等出版社的经营;他想靠经营大中国出版教科书、通俗读物和地图来维持生计。

  

   大中国格于形势,无法正常经营,他不得不就诚明文学院之聘,作教书匠时,他是很痛苦的,因为花的时间太大,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日记》1949年9月30日:

  

   得诚明信,除校勘学及传记研究外,又派任中国文学史一课,一星期凡九小时,须去二、三、四、五肆天。如此,这半年中将全为诚明牺牲矣。如无生计之驱策,我决不允。(6/522)

  

   在这样密集的排课下,他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寻找可以安静下来、集中时间读书的可能和机会。《日记》1949年10月13日:

  

   同济属予到海光图书馆读书作文,此地甚静谧,且由上海银行供给饭食,可镇日工作,允之。拟自下星期起,每星期一、六两日往。(6/533-534)

  

   虽然不得不写讲义,而且也知道讲议的销量远比严肃著作的销路为好,但他仍严格区分讲议与著述的不同。《日记》1949年10月8日:

  

   念予廿馀年来所任之课,可编为讲义酬世者,有《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校勘学诸种,异于中国古代史、《诗经》学、《尧典》、《禹贡》诸考之为我著作。然愈是讲义销路必愈好,足为稻粱之谋也。此可先编。(6/531)

  

   有人认为,在临解放时,顾颉刚实际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似乎肯聘他的,也就是像诚明这样的私立学校,甚至难听些说是些野鸡学校。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我们已谈到,抗战胜利后,顾颉刚是不愿作职业教授的,所以他到处讲讲课,不过是为多一些收入。到形势日困,大中国无法正常经营时,他不得不接受了诚明的聘书,并且一周有四天的课,不可谓不重。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接复旦之聘。《日记》1949年10月14日:

  

   厚宣来,为复旦聘予。予现任大中国及诚明职,不为人所注目,亦足苟安。若任职复旦,则众目所集,将使予生活不得宁定矣,却之。

  

   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也在聘他。在生活困顿时,他考虑接山大之聘。《日记》1949年6月30日末,附有是年七月的记事:

  

   青岛解放后,接管山东大学者为罗振寰(今名竹风),北大国文系毕业,曾上予课。山大本无历史系,下年拟创立,又拟设史学研究所,与拱宸、纪彬联名邀予前往任职。予已不想教书,惟大中国前途尚不可知,而予家连生三孩,开支日大,万一支持不下则将何如?上海门户之见甚深,非予教书之地。青岛风景佳胜,适于读书居家,山大历史短浅,尚未造成学阀系统,或可移往。拟俟北平南旋时,迂道往视,能兼则兼之,否则或一年前往一次也。卅八,七,九记。

  

   7月20日:

  

   山东大学赵纪彬、杨拱宸、刘雁浦都来信,劝予前往,拟先至青岛,再去北平。惟日来京沪路天天受炸,未知能成行否耳。

  

   7月21日:

  

   得赵纪彬信,知青岛文教部部长王哲,北大出身,……高教处处长罗竹风,北大中文系毕业,曾上我课,故接管之始,即嘱拱宸出名,邀赴山大,办史学系及研究所。(6/489)

  

   8月7日:

  

   晚得山大信,聘予为文学院长。(6/500)

  

   11月30日:

  

   前日得林冠一函,又约往西北大学任教。复旦则谷城等屡言之。予如年壮力强,当然可多跑几处,奈年已望六,体亦渐衰,而著作之志复甚强何!(6/554)

  

   1951年8月30日:

  

   华东师范学院要我专任沿革地理或史料学课,四面托人来请。予体力就衰,现已有四事,如何又添此一事!决意辞之。(7/104)

  

   9月10日:

  

   谷城送来复旦聘书,乃系专任,予何能为,只得退去。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便是院校调整。《日记》是年9月21日:

  

   华东学委会分发予至复旦,作专任教授,如此,则大中国只得全部放弃,文管会又不便领薪,只此一份薪水能顾我全家生活乎!厚宣告予,予同恐予去,但政府延揽人才,不宜辞,又嘱予访唐守愚。(7/277)

  

   10月5日:

  

   得季龙书,复旦副校长李正文仍争取我作专任教授,已嘱校长陈望道与教育部接洽。此又是一难题。(7/283)

  

   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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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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