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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彦:康德法哲学:框架、特征及其精神

更新时间:2019-02-06 15:59:14
作者: 吴彦  

  

一 导言

  

   本文探讨的主题是康德的法哲学。大家可能都知道康德的三大批判,这是学习哲学的人必须要仔细研读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康德的哲学通常被看成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蓄水池。在他之前的哲学都汇聚到他这里,而在他之后的哲学,则又多从他这里出来。并且,就文字的风格以及阅读的难易程度上看,康德的哲学也被人们看成是西方哲学的一条分水岭。康德之前的哲学作品,其中很多在语言风格上是非常优雅的,比如柏拉图的哲学对话录,他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伟大成就,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伟大成就。它不仅被作为哲学的作品为人们所阅读和研究,也被作为文学作品被阅读和研究。但是到了康德这里,哲学的语言就突然变得极其晦涩起来。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哲学训练,我们几乎很难进入康德的论说语境。哲学文本的这种晦涩特性,是从康德开始的,后来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至于当代的很多作品几乎都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们要来谈论康德的法哲学,必然要碰到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我们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不理解康德几乎就无法理解现代西方哲学,那么,他的法哲学在整个法哲学史中到底占据着什么位置,是否也跟他的批判哲学一样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呢?另外,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阅读经历,康德的东西非常难读,他的三大批判如此,他的法哲学著作也是如此。而且,我们越是精细地专进去读,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就越复杂和晦涩。所以,我们必然要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他的法哲学就其总体来讲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他的法哲学的基本框架如何?它所表达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尝试以极为简练的方式来澄清这些问题,并以之澄清康德法哲学的基本要义。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康德的法哲学。一是康德的法哲学著作,尤其是他晚年出版的这部《法权学说》(Rechtslehre)的“历史”,或者说,关于《法权学说》的“产生”、“遗忘”又“被重新提及”的历史。这对于我们理解康德法哲学的基本背景理应具有很大的助益。二是康德法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基本上也是立足于《法权学说》这部著作而被勾勒出来的。三是,康德法哲学的基本精神,对此,我将主要从《法权学说》这部著作的基本框架中考察其所透漏出来的精神。

  

二、《法权学说》的历史及围绕着它的争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康德一生写有很多著作,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整理康德的各类著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整理出版29卷,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部整理出版。其中前9卷是康德生前出版的著作,这个我们已经有了中译本。后面还有20卷,其中包括他的书信、学生的课堂笔记、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札记和笔记,内容涉及也非常广泛,包括形而上学、人类学、道德哲学等等。康德的法哲学著作在这个庞大的著作集中相对来讲是非常少的(当然在这里,我所用的这个法哲学一词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为在康德那个时代,还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学科划分,尤其是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划分,在康德那里,这两个词都很少被使用,而且在康德那里,Recht[法]这个词明显比politik[政治]这个词更加重要)。就康德整个一生来讲,就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著作而言,康德只写过三部,其它就只是一些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被整理者编入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第19卷,编者后来给这些札记取了一个名字叫《法哲学反思录》。这个文本除了专业的研究康德的人之外,很少被其他人所阅读。

  

   除了这些零星的札记之外(当然,这些札记对于理解康德的法哲学是有很大助益的),我们现在对于康德法哲学的理解,主要还是依赖他生前出版的三部作品。一部是1793年出版的《论俗语》,另一部是1795年出版的《永久和平论》,还有一部是1797年出版的《法权学说》。前两部作品其实是两篇论文,篇幅都不大,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也就七八万字的样子。虽然《永久和平论》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于我们现在仍然把这部著作看作阅读和理解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论题和某些著作的参考系。比如罗尔斯的《万民法》以及哈贝马斯在纪念《永久和平论》发表200周年之际撰写的一篇长篇评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与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存在密切的关联。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自称是康德的传人,所以,《永久和平论》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我们当代,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同时也被看成是康德除三大批判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一是因为篇幅短小,所以所能容纳的内容相对较少,二是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层面上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战争与和平),所以并没有触及康德法哲学中一些最核心的概念和问题,诸如法权(Recht)、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以及法治状态(rechtlichen Zustand)。所以说,《永久和平论》所讨论的问题只触及到康德法哲学的其中一块内容,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亦即公法理论。也就是说,《永久和平论》只触及到康德有关国家、国际法、世界公民法的看法。对此,我在下文将指出,对于康德的国家哲学以及他的永久和平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如何恰切地理解康德在《法权学说》中提到的另一个基本概念—— “法治状态”——以及这个概念在其整个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说,要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就必须要研读他最主要也是最系统的法哲学著作——《法权学说》。那么,《法权学说》到底是怎样一部著作呢?

  

   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讲可能并不陌生。就读法学、政治学和哲学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部著作。这部著作最早是由沈叔平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这套丛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其中不乏一些翻译精品,比如霍布斯的《利维坦》,陈康先生翻译并作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些作品,很难有超越他们的翻译。但是恰恰是这样一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康德这个经典哲学家的作品上,所翻译的几个文本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康德的法哲学作品:一部是沈叔平先生翻译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另一部是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面收录有康德的《论俗语》和《永久和平论》这两篇集中论述政治哲学的文章。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的《永久和平论》在论述共和国那节的最关键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如果只依据他的本文来读,我们几乎无法理解在康德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共和国观念。另外,沈叔平的译本就翻译本身而言,并没有太大问题。或者说,问题并不出在他自己,而是出在他所选择的译本。他所依据的是1887年的黑斯蒂(William Hastie)的英译本,英文原名是《权利科学》(The Science of Right)。但是这个译本虽然行文非常流畅,但却并不精确,到目前为止,在英语世界这个译本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人使用了。所以,沈译本也不免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康德文本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术语,他并没有能力把它们给译出来或给标示出来。因此在阅读这个文本的时候,有时候读起来就有自相矛盾或无法理解的地方。后面,李秋零先生在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时候,对于这三个文本,又做了重新的翻译,《法权学说》收录在《康德著作全集》的第6卷,《永久和平论》以及《论俗语》则是收录在第8卷。李秋零先生的这个译本相对来讲是比较可靠的。不过,其中还是有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做研究之后发现的问题,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对其中的一些译名作出过检讨。

  

   以上是有关康德法哲学著作的中译情况。接着,我们再来看《法权学说》这部著作本身的历史。

  

   康德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不会想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就把它撰写成文字拿去出版。他的很多想法都是经过长期的酝酿,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的考虑,才最终把它们敲定下来的。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酝酿了十年,从1770年到1881年,在这个期间,他几乎没有写作任何其他作品。同样地,《法权学说》也是他长期酝酿的结果。不过它的酝酿时间要远远长于《纯粹理性批判》,其中的原因我们无从得知,并且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个酝酿期是一直持续着的,并没有中断,而且是几度易稿。从康德的书信以及他撰写的一些著作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在他开始酝酿《纯粹理性批判》的两年前,就是1768年,他就想撰写一本《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在构思《纯粹理性批判》的这十年间,康德一再写信给他的朋友提到他马上要完成这部著作。但是直到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三年后,他才完成了一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著作,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4年)。在出版《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年后,康德在写给他的朋友许茨的信中又说到,他已经毫不犹豫地转到道德形而上学的研究上去。但是这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另一部讨论道德基础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后来又过了近十年时间,也就是康德73岁的时候,康德才出版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形而上学》,它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法权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简称为《法权学说》,第二个部分是《德性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德性学说》。

  

   但是,在《法权学说》出版之后,人们对它的评价并不高,甚至有贬低的味道。人们普遍认为,相比较于康德的其他作品,这部作品显然缺乏足够的原创性和革命性,读起来似乎是一些旧的课堂讲稿整理而成的一部匆忙之作,为的是在终老之前完成一直以来的夙愿,亦即出版一部完整阐述其道德哲学的体系性著作。然而,因为年迈和身体的原因,致使文本的构思并未达到深思熟虑的程度,同时,大量的文本错误和未完成的痕迹充斥其间。这与康德之前的严谨风格多有出入,这就不免让人做出这样的推论:这决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甚至是一部并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恰如叔本华所抱怨的那样:“它好像并不是这位伟人的著作,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著作”。这样的评价并不限于叔本华,而是被康德同时代的好多人所普遍接受,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阿伦特在其有关康德政治哲学的讲座中,还是表达着同样的观点,并试图在康德的另一部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寻找所谓的“康德的政治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法权学说》自其出版以来的两百年间,从来没有被严肃和认真地对待过,同时,它更是没有产生像三大批判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它的历史就是一部遗忘史,与之相应,在《法权学说》中得到集中体现的那种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乃至因这部著作和它的姊妹篇《德性学说》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更完整的康德式道德哲学体系,在这两百多年间也一直处于被遗忘的境地。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后。当然,这种变化的动因一方面可能来自思想本身,尤其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式的政治哲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复兴,因为他们所共同宣称和依赖的资源都是康德,因此重新回到康德,尤其是回到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便成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可能也来自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之后技术的空前发展,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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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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