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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彦:康德法哲学:框架、特征及其精神

更新时间:2019-02-06 15:59:14
作者: 吴彦  
我们感觉到世界越来越小,世界各个地方之于其他地方的那种神秘性不断地被驱除,我们越发地意识到我们“共同”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我们相互之间并不是隔绝的,而是有着持续且密切的联系和影响。正是基于此,康德政治哲学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世界主义,尤其是在现代政治哲学谱系中根本无法找到的那种超越“民族国家”和超越“主权”的观念,在康德这里显露无疑。而这正是新的政治哲学所要寻求的。因此,重新回到康德也成为现实政治思考的一个可资依赖的重要资源。所以,八十年代之后,涌现出一大批立足于《法权学说》来研究康德政治哲学的著作,其中也包括重新整理和编订《法权学说》的工作。

  

三、基本框架


   以上我们回顾了《法权学说》酝酿、遗忘以及被重新提及的历史。下面让我们来看康德法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个是外部框架,一个是它的内部框架。我这里所讲的外部框架,指的是康德的法哲学跟康德哲学的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的内部框架,则指的是康德法哲学的内部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外部框架。我们通常都把康德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确实,批判是康德哲学的精华。但康德对于他的哲学的整体规划其实并不只有批判。“批判”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预备,或者说一个入门。目的就是要澄清哲学的基础,为哲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体系”,以区别于之前那些没有经过批判、而完全是“独断”的“体系”。而《法权学说》就是整个已通过批判而被奠定坚实基础的“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然形而上学,这个部分主要在他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所有阐释;另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这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讨论议题。另外,道德形而上学又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法权学说,一个是德性学说。所以,就法权学说的外部框架而言,需加注意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批判与学说。所谓的批判与学说之间的区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经非常明了,在完成《判断力批判》之后,康德更是明言,他要进一步着手“学说”的工作,也就是说,着手体系建构的工作。而所谓学说体系的任务就是通过“理性”来建立“先天的法则”。理性立法的对象包括两个,一个是自然,一个是自由。对于自然的立法构成了自然的形而上学,而对于自由的立法则构成了道德的形而上学。法权学说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因此,我们在谈论康德法哲学的时候,绝不能混淆批判与学说的区分,以及康德分配给它们的各自任务。换言之,我们不能把法权学说看成是一种批判,或者以批判的尺度来衡量学说。我们只能把批判哲学以及它所得出的结论作为学说体系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法权学说体系是一种知识的合法的扩展,它与批判体系共享着同一个领域,那就是对于人类实践能力的检讨。法权学说将以此为基础,但除此之外,它将有它自己的建构原则。这种建构原则将不再是否定性的先验论证,而是通过实践理性批判而被揭示出来的肯定性的“自我立法”。这种自我立法将贯穿整个道德领域,而在人的外在自由领域中的自我立法就是法权学说所谈论的主题。

  

   第二、自然与自由。现代思想观念之区别于古典思想的典型特点体现在以下几项密切勾连在一起的观念:首先是自然的去目的化和机械化,由之而导致的自然与自由的严格区分,以及与之相伴的“是”与“应当”、“规范”与“事实”的严格区分。道德哲学家们也在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上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坚持道德拥有某种自然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往往被认为是欲望(desire),从而认为道德只是一种主观的状态而已。它的主要代表是休谟。另一个阵营坚持道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它并不建立在自然之上,因此道德的判断不是从任何实然状态——诸如此时此地或被一直遵循的对于某个事物的欲望——中得出来的,而是渊源于实践理性自身。它的主要代表就是康德。康德道德哲学最核心的特征也是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区分自然与自由,并试图通过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澄清自由的纯粹性,以免受任何自然要素的支配。康德法哲学便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区分。法,在康德那里,不是任何与自然相关的问题,而是与自由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它的基础不在自然,而在于自由。无论是它对于自由的保护,还是依赖自由而进行的自由的立法。

  

   第三、法权与德性。康德法哲学的第三个基本区分就是法权与德性的区分。前两个区分基本上都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被提出来的,法权与德性的区分则是在《法权学说》(具体来讲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导论部分)中被提出来的。就这个区分,康德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诸如外在行动—内在行动,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外在立法—内在立法,外在义务—内在义务。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区分法权与伦理的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外在”与“内在”,进一步讲就是一种可通过外在强制来加以实现的东西与一种无法通过强制来加以实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法权与伦理的区分中,“可强制性”或“强制的可能性”占据着一个核心的位置。在一个人的内在自由领域,强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的,在其中存在的只能是一种自我的强制,它是一个个人自律的领域。然而在外在自由领域,亦即就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个空间而言,个人自律将被代之以一种共同体的自律,因为就在外在自由领域存在着“强制”这一要素而言,对于单个人来讲,所存在的将不是自律而是他律,然而这种他律却是在一个共同体的自律之基础之上的他律,亦即“放弃野蛮的、无法的自由,以便在一种法律的依附性中,亦即在一个法治状态中一点不少地重新获得自己一般而言的自由”在这种“依附性”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他律,相反,就这种依附性是“产生自他自己的立法意志”而言,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他律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自律,一种共同体的自律。或者说是一种法的自律。因此,就法权与伦理的区分而言,康德将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所阐发的“道德自律”概念扩展为一种“法的自律”观念,其核心不再是单个人的自我立法,而是一个群体的自我立法,亦即国家的自我立法,人们通过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他们自己。据此,我们也可以用如下图示来标示法权学说的基本位置:

   其次,就康德法哲学的内部框架而言,主要是有关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这一点可以从《法权学说》这部著作的基本安排上看出来。在我看来,康德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以及由这个区分所引申出的“法治状态”这个观念,或许是康德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最核心的东西。也是他的法哲学不同于之前的社会契约论以及之后德国的法治国理论的根本要点之所在。同时,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他的整个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精神。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下这个框架,以及由这个框架所引申出来的康德法哲学的基本精神。

  

   有关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讲绝不陌生。在罗马法中,无论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还是后来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在对法做划分的时候,首先就会碰到两个最基本的区分:一个就是自然法、市民法与万民法,另一个就是公法与私法。那么,在这里,康德的这个区分是否就是罗马法的一个遗存下来的东西。可能并不尽然。事实上,康德在这里所谓的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保持着罗马法的基本结构,但实际上却是与之前的社会契约论所谓的“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的区分是一致的。所谓的私法就是在自然状态中普遍有效的法则,而所谓的公法就是建立政治社会之后所普遍奉行的法。

  

   但是,康德在这里跟之前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首先,在社会契约论者那里,比如在洛克和霍布斯那里,他们基本上都在使用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或者说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国家。所以,所谓的社会契约论其实是就“国家的起源”来谈论的,并且整个社会契约论的终点也是止于“国家”。它是不再往上走了的。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就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意图来讲,并不是他们感兴趣或旨在克服的东西。他们更没有兴趣去推导出一个所谓的“世界国家”,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样一种世界政府的观念是违背他们基本的理论意图的。所以,在康德之前的整个社会契约论传统中,其基本奉行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从个人的自然状态到各个分离的国家。而这些分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又处于自然状态。这也是整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整个世界的基本秩序,一直维系到我们现在。但是,在康德这里,他并没有使用从自然状态到国家这样一个模式,而是使用了另外一个词——“法治状态”(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法权状态”)。所谓的法治状态,康德也将其称为 “公法状态”,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法治状态跟社会契约论者之前说的那个“国家”差不多,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对于自然状态的一种克服。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看,“法治状态”更为根本,它是对于“所有”存在的自然状态的一种根本性克服,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克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而且还要克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所以在康德那里,社会契约论的终点就不能止于国家,而必须要再往上走,要进一步过渡到一种国家间的联盟乃至一种世界公民法。所以公法的秩序就内在地包含着三种形式:一是国家法,二是国际法,三是世界公民法。

  

   第二,康德跟社会契约论之间的第二个根本性差异在于,在洛克或霍布斯看来,人们是基于契约,或者说,是基于相互的同意(consent)而形成国家和政府的,也就是说,人们同意抛弃他们的自由而进入国家。所以在这里,个人的同意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这也是我们把他们称为社会契约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在康德这里,他换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非常重要,这是在他的《法权学说》第40-41节中提出来的,就是私法部分的结尾。他说,从自然状态中走出去进入法治状态,对人来讲是一种“义务”。而且我们甚至有权利将与我们发生实际关系的人强迫他们进入法治状态【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所以说,国家和政府的形成,其基础绝不是人们的同意。相反,国家和政府的形成构成了一种施加在人身上的义务,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要求”或“命令”我们应当这么做。那么这种命令的来源又是什么呢?康德说到,这种命令的来源在于人类理性对于人类基本处境的一种先天的把握:人类被置于一个有限的地球表面,所以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交互的关系,你的一个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人的行为。只要这种交互的关系存在,就必然会存在一种调整此种交互关系的正当法则。所以也必然需要一个权威对此作出裁决。因此,国家和政府的必然性内在于理性本身,或内在于人类的基本处境本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法哲学与社会契约论的这个区分清楚地指出了他们所依赖的基本前提的差异:社会契约论必然以预设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作为一个“类主权”性质的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而康德则必然需要预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先天的交互关系。换言之,他的前提必然是一种超越原子式个人的东西,而这都展现在康德法哲学的精神之中。

  

四、康德法哲学的精神:自由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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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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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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