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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军伟:论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

更新时间:2019-02-06 00:26:33
作者: 郭军伟  
即在苏格兰议会正式召开的4天前,“詹姆斯爵士和莱辛顿(Lethington)爵士在法夫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政治和宗教上都较为保守的贵族阿索尔(Atholl)伯爵、克劳福德(Crawford)伯爵、格雷(Gray)爵士、伊内米斯(Innermeath)和亨特利(Huntly)爵士都参加了这次会议”。(16)其中,他们有四人出席了议会。经过苏格兰临时政府的积极努力和筹备,苏格兰议会于1560年8月1日在爱丁堡正式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议会人数达到了180人。其中,第一等级教会贵族出席人数总计27人,包括1名大主教、5位主教和21位男修道院院长。第二等级贵族出席人数为32人。第三等级皇家自治市代表出席人数为22人。令人惊奇的是,男爵出席议会的人数达到了99人。(17)与以往议会相比,这次出席议会的人数是史无前例的。大量男爵出席议会,大有“入侵”议会的趋势。这表明苏格兰王国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正发生着重大变化,预示着依附于第二等级的男爵和自由人将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18)

   在爱丁堡会议上,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成为议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此,1560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法令,“承认了新教信条,废除了教皇权威和早期针对异端的立法”。(19)8月3日,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苏格兰王国内,议会批准被新教徒所公认和确信的《信仰宣言》(The Confession of Faith)公开发行。因为,这些信条是健康的、合理的信条,是基于绝对可靠的上帝的话语。苏格兰贵族和信仰基督耶稣的臣民,应该将这神圣的福音传递给他们的同胞,以及所有信仰上帝的其他王国和民族。”(20)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新教在苏格兰王国内取得了合法地位。为进一步厘清苏格兰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8月4日,苏格兰议会又通过了废除教皇对苏格兰王国宗教事务管辖权的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过去,教皇在苏格兰王国的管辖权和权威对苏格兰国王和王国共同体造成了损害。因此,今后,罗马教皇在苏格兰王国内不再拥有管辖权”。(21)这标志着教皇在苏格兰王国宗教管辖权的彻底丧失,不仅教皇做出的有关宗教判决对苏格兰将失去效力,而且教皇也丧失了在苏格兰所享有的荣誉。在苏格兰王国中,国王将根据议会制定的有关法律来裁决宗教事务。此外,该法案还对苏格兰天主教教士的权力做出了规定,废除了苏格兰主教和高级教士对宗教事务的管辖权。8月6日,苏格兰议会再次通过了废除偶像崇拜法案。通过上述法案,苏格兰长老会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实现了教会的国家化,为苏格兰新教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几个月后,苏格兰大使前往伦敦和巴黎,但他们却空手而归。玛丽一世拒绝批准苏格兰议会通过的有关法案。因而,上述法案未能真正实施。1561年夏天,玛丽一世由法国返回苏格兰,她对苏格兰的外交政策和在宗教事务上的调整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和反对。直到1565年,苏格兰议会改革的成果才得到部分实施。

   两年后,在苏格兰新教贵族的压力下,玛丽一世被迫退位,议会改革迎来新的契机。1567年12月1日,苏格兰议会再次召开,进一步讨论了有关宗教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三个等级再次通过了废除有关教皇在苏格兰的宗教权威的法案。该法案首先重申了1560年8月苏格兰议会通过的有关宗教法案。在此基础上,苏格兰议会进一步申明了教皇权威的危害,即“教皇在苏格兰王国的权威不仅对伟大的上帝构成了伤害,而且损害了苏格兰国王和共同体的权威”,(22)因而必须将其废除。同时,苏格兰议会立法权得以确立。在苏格兰议会改革过程中,议会决议的合法性是天主教贵族和新教贵族展开激烈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则从法理上阐明了议会立法权的至尊地位,他指出“苏格兰议会的立法权来自于上帝,而非国王或女王,也非源于宪政理论。”(23)这一学说一方面为苏格兰新教贵族驳斥天主教贵族奉行的“君权神授”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树立了苏格兰议会的权威,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6世纪末期,随着苏格兰男爵阶层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苏格兰议会改革被进一步推进。在苏格兰议会中,他们开始逐渐摆脱对大贵族的依附,在教士、贵族和自治市市民之外形成了第四等级。苏格兰男爵起源于近代初期兴起的富裕农阶层。16世纪以降,由于教会地产的不断衰落,男爵通过对教会地产的攫取和管理,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苏格兰议会改革前,男爵已俨然成为各郡的领袖。1560年,在爱丁堡议会上,苏格兰男爵涌入议会,占据半数以上议席。在这次会议上他们递交了出席议会的请愿书,明确表达了本阶层的政治诉求。在请愿书中,他们陈述了其宪政地位被完全忽略的事实,提出了参加议会的四点原因:“1.由于要讨论的有关宗教信仰和全民利益与男爵和世袭地产保有者有关,所以,他们派出大量代表参议是合理的;2.在议会中,男爵和世袭地产保有者能在提供建议和选举方面做得更好;3.制订公正的法令以减少对他们的约束;4.根据现行的古代议会法令,他们认为他们有权知道有关共同体选举的全部过程。”(24)此外,苏格兰男爵还提出了出席各种委员会如立法委员会(Lords of Articles)和贵族大会议(Convention of Estates)(25)的要求。经议会批准,苏格兰男爵赢得了参加立法委员会和贵族大会议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其政治参与的连续性。

   为争取参加议会的权利,1567年10月,在苏格兰议会上,男爵重申了这一诉求并赢得了选举权。苏格兰议会法令明确规定,首先,“作为苏格兰贵族组成部分的男爵,无论是基于法律还是理性,他们都应该在议会中有选举权”。其次,“每个郡应该以选举方式产生1~2名能够胜任且智慧的男爵”出席议会。(26)1580年代,苏格兰王国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为男爵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机遇。迫于财政压力,1587年,苏格兰召开议会,颁布了郡特权法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苏格兰代议制度,确立了郡代表选举方式、传唤方式、代表资格等。该法案对苏格兰政治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议会第四等级男爵的形成。至此,持续20余年的苏格兰议会改革最终完成,对苏格兰王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历史影响

  

   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在苏格兰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是苏格兰近代历史的起点,被西方历史学家誉为“苏格兰历史的分水岭”。(27)经过一系列议会改革,苏格兰王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由教士、贵族、市民和男爵组成的四级议会;在外交方面,打破了与法国长期结盟的外交格局,与英格兰的关系趋于缓和,为不列颠王国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宗教信仰方面,废除了教皇的权威,确立了新教信仰自由,为新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首先,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使苏格兰议会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苏格兰议会从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向近代早期的四级会议演进,成为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的显著特征。自14世纪初期苏格兰议会形成以降,教士、贵族和市民一直是构成苏格兰议会的基本社会成分,三个等级共同讨论王国重要事务是议会运行的基本模式。进入16世纪后,苏格兰政治力量出现了迅速的分化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苏格兰乡村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教会贵族的不断衰落,大量教会地产流入男爵手中。因而,苏格兰天主教逐渐走向穷困,丧失了其在信仰和财富方面的重要地位。与此相应,苏格兰男爵在王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地位不断增强。在苏格兰乡村社会中,男爵已成为领袖。在地方司法活动中,他们扮演着重要角色。(28)诚如苏格兰历史学家罗杰·梅森(Roger Mason)所言:“没有男爵的合作,现代君主将无法实施其统治。”(29)但是,直到1560年苏格兰议会改革前夕,男爵却一直依附于议会第二等级,缺少独立参加议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1560年苏格兰议会改革,为男爵摆脱对议会第二等级的依附,独立参与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1567年,苏格兰男爵获得了议会代表权。1587年,随着郡选举体制的建立,男爵成为苏格兰议会中一个独立的政治等级,即第四等级。至此,通过三次改革,苏格兰议会从三级会议转变为教士、贵族、市民和男爵组成的四级会议;同时,近代苏格兰议会运行机制得以确立。这为17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发展奠定了历史起点。17世纪,苏格兰议会尽管在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和议案审议程序等方面臻于完善,但苏格兰议会的社会成分和运行机制仍沿袭着议会改革时的基本形式。直到1707年苏格兰议会与英格兰议会合并,苏格兰议会一直因袭着一院制运行机制。

   其次,1560年开启的苏格兰议会改革终结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与法国结盟的历史,引发了西欧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从历史上看,苏格兰与法国的结盟起源于12世纪。1168年,苏格兰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r.1165-1214)帮助法国国王抗击英格兰的军事行动成为双方结盟的基础。1295年,苏格兰国王约翰·贝列尔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r.1285-1314)为反对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72-1307),双方签订了同盟条约,确立了苏格兰和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该条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若遭到英格兰攻击,另一方须进攻英格兰。该同盟自成立以来,苏格兰和法国国王曾多次加以确认。14世纪末,该联盟重申无论苏格兰和法国只要任何一方与英格兰发生冲突,另一方均给予军事支持。在两国同英格兰的冲突即苏格兰独立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和苏格兰同盟发挥了重要作用。1560年,爱丁堡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苏格兰与法国同盟的最终解体。(30)通过苏格兰议会改革,苏格兰改善了与英格兰的王国关系,结束了与英格兰长期对抗的局面,为两个王国建立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就没有18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王国的联合和不列颠王国的形成,更遑论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最后,苏格兰议会改革废除了教皇权威,确立了新教的合法地位,为苏格兰新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苏格兰议会改革之前,苏格兰新教的发展经常受到教皇、国王和国外势力打压和干预。16世纪上半叶,在加尔文新教思想的影响下,苏格兰男爵倡导信仰自由,“拒绝承认教皇权威、圣餐变体论和为死者祈祷的效用”,(31)使宗教改革思想在许多郡中流行开来。新兴富裕农和富有的商人作为宗教改革的“孵化者”,(32)推动了苏格兰长老派的长足发展。至1542年,亲英格兰和改革派的观点大行其道。同时,苏格兰加强了与英格兰的联系并赢得了英格兰的支持。然而,1543年,玛丽·德·吉斯成为摄政后,苏格兰政权再度落入亲法国和教皇派贵族手中。为限制苏格兰新教力量的发展,苏格兰颁布了异教法案。为加强与天主教势力的联系,在法国的支持下,苏格兰摄政废除了与英格兰订立的《格林威治条约》(The Treaty of Greenwich),(33)即婚姻协议。为争夺对苏格兰的王位继承权和支持苏格兰新教势力,英格兰出兵苏格兰。英格兰军队所到之处,“废除了教皇权威,捣毁了修道院”,(34)给苏格兰天主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是,苏格兰新教的法律地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其发展的重要障碍。1560年苏格兰召开议会,首先,通过了新教信仰法案,确立了新教的合法地位,为苏格兰新教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其次,废除了教皇权威,实现了教会的国家化。这对苏格兰新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本质上看,1560年苏格兰议会改革不仅是苏格兰宗教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而且也是针对教皇和天主教的一场革命。

①Alexander Wight,An Inquiry into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Parliament in Scotland,Edinburgh,(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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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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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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