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于振波:学术批评的价值在于学术良知——评孟彦弘《评〈走马楼吴简初探〉》及其他

更新时间:2019-02-05 12:38:30
作者: 于振波  

  

   振波不才,处在偏僻之乡,本来没有系统学习过魏晋史,先天不足,后天乏补,却贸然闯入吴简研究这一领域,为了完成学校的大跃进指标,为了生存,草草写出一些文章。写得不好,受人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罪有应得。然而,振波近来有些郁闷的是,频频有人曲解我的观点,然后再加以批评。试举几例如下。

  

   例1

  

   我认为吴简中的“刑手”、“刑足”是百姓为逃避苛政而自残的结果,“几乎与自然因素无关,而纯粹是社会原因造成的”。这段言论仅仅是针对“刑手”、“刑足”而言的,并没有提到其他残疾。[1]

  

   高凯曲解为:“关于造成残疾人员众多的原因,于文认为‘几乎与自然因素无关,而纯粹是社会原因造成的’。”[2]

  

   例2

  

   我认为吴简中的“里”是居民区,是民户编制单位,“丘”是耕作区,是土地区划单位,二者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由于私学是离家求学的外地人口,可能根据情况而临时居住在丘中或“县下”,比如本籍在长沙刘阳的私学谢达就居住在临湘都乡土沂丘,而本籍在南郡的私学弟子周基可能因为“任吏”而居住在西部新阳县下(拙著页74)。关于“……取禾……居在某丘”这类材料,我认为这些人属于屯田者,并指出“普通民户住在里中,户籍由里进行管理,而流动性较强的人口则暂住于丘,在官府的管理下从事屯田”(拙著页74-75)。

  

   上述两处议论被宋超强行扭在一起,曲解为凡“任吏”者都是暂居在丘中的流动性较强的人口,并加以批驳。[3]

  

   实事上,“吏”的成份非常复杂,职责不同,等级也有区别,有缴纳“限米”者,也有缴纳普通租税者,更有享受某种程度优惠待遇者,我何曾敢对“任吏”者的居住地一概而论?!

  

   例3

  

   我在讨论“丘”与“里”的关系时,引用秦汉名田制及唐代均田制的资料,旨在说明,“同一民户的农田未必仅限于本里周边地区,而是可能分散在本乡乃至本县的不同地方”(拙著页62),并指出吴简中“同里居民未必都在同一丘中占有土地,而在同一丘耕作的民户,也可能属于不同的里”(拙著页72)。

  

   侯旭东则将上述观点引申为:“于振波将丘视为耕作区,而百姓交纳各种赋税时均注明所属的‘丘’,若此,每户百姓所耕作的土地应该全部集中在同一丘内才可如此运作,否则会滋生混乱”,进而又把自己所引申出来的观点说成是我的观点,花费大量篇幅加以反驳。[4]

  

   也许,上述几例曲解我的观点,只是某些人的一时疏忽,而不是有意为之——但愿如此!然而,孟彦弘就不是这样了,他为拙著所写的书评,[5]肆意歪曲本人观点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无的放矢者有之,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者有之,极尽吹嘘自己、诋毁他人之能事!当然,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请让我慢慢道来——

  

一、肆意歪曲

  

   例4

  

   我认为两汉时期(主要是东汉)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四种用法,苛捐杂税只是其中的一种。由于“调”的上述诸用法在吴简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认定吴简中“调”的用法是东汉的延续,进而指出孙吴时期“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见拙著页92-95的具体讨论及页103的“结论”)。

  

   上述观点被孟彦弘曲解为:“再如关于调,作者认为吴简中的调不是户调,是沿续东汉以来的对‘苛捐杂税’的称谓(卷四)。”并在曲解的基础上对我展开批评(孟评页289)。


二、断章取义

  

   例5

  

   我在讨论吴简中的“调”时,引用《三国志》裴注《江表传》中的一段史料,以及唐长孺先生的观点。唐长孺先生认为,“惟输租布于郡”中的“布”理解为口钱、算赋、更赋的折纳物,同时也是这些赋税项目的简称。[6]应该说,在吴简出土以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秦汉以来的土地税主要是粮食和刍稾,所以唐先生把上述史料中的“布”理解为口钱、算赋、更赋的折纳物,在当时是合理的推断;然而,根据新近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中的嘉禾吏民田家莂,我们知道,与土地有关的租税,除了粮食而外,还有钱,布。正因为如此,我说“裴注所引《江表传》中的‘布’未必是‘调’,而很可能是正常的土地税”(拙著页89)。

  

   应该指出的是,唐先生并没有把《江表传》中的“布”认定为“户调”,我也没有否定唐先生的观点,只是对此条史料中“布”的性质提出另一种推测,并进一步强调这个“布”未必是“调”。孟彦弘大概没有看明白我的上述观点,却用了将近一页的篇幅,向我讲解《江表传》中那条材料的意思,讲解两汉的赋役制度——其实他对两汉赋役制度的理解的确无法恭维……总之似乎是在说,于振波没有看懂《江表传》中的那条材料,只有我孟彦弘看懂了,最后做出总结:“如果将此租布单纯理解成土地税,恐怕是不妥当的;至少不如唐先生的理解更为可取。”(孟评页288)

  

   例6

  

   针对有些学者认为吴简中的“私学”为依附人口,我在讨论吴简中的“私学”时,引用《晋书?王裒传》的一段资料,并得出三点推论,其中第二点推论旨在说明私学弟子不是业师的依附人口(见拙著页210)。

  

   孟彦弘只截取了第二点推论的前半部分,加以批评(见孟评页290)。大意仍然是说,于振波没有看懂《王裒传》中的那条材料,只有我孟彦弘看懂了。我想强调的是,西晋的品官占田荫客之制,随便翻一本中国通史教材,都可以了解,似乎用不着孟彦弘在这里谆谆教导!

  

三、拾人牙慧

  

   例7

  

   我认为,吴简户籍文书中的“刑手足”是百姓为逃避苛政而自残的结果(拙著卷七《苛政与自残》,页153-174)。孟彦弘的相关评论(孟评页287),读后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想起,类似评论早在“孟评”出炉之前,早已有人说过。[7]不知为什么,孟彦弘在“借用”他人成果时,竟然没有出注?

  

   例8

  

   我认为吴简中的“限米”是屯田者所缴纳的租税(拙著卷二《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页25-42)。孟彦弘的相关评论(孟评页287-288),大部分内容也早已有学者说过,[8]不知为什么,孟彦弘在“借用”他人成果时,竟然也没有出注?

  

   因为孟评这部分内容(例7和例8)与他人观点相同或相似,却没有出注,所以我称之为“拾人牙慧”,应该不为过吧?

  

   关于“刑手足”的问题,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目前只能说“刑手足”表示肢体断伤,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论,都需要确切的验证。[9]对此,我应该接受批评。不过,像孟彦弘这样拾人牙慧的做法,是不是有“贪功”的嫌疑?

  

   关于“限米”与屯田的关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谁提出有力的证据,足以否定我的观点。孟彦弘用“金民”缴纳“限米”的证据,指出:“像金民这样的手工业者有专门的名籍,政府对他们进行单独管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政府所需要的特定物品的制造。”(孟评页287-288)我想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者,有专门在官府作坊中劳动的工匠(“师佐”),也有民间手工业者,官府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同,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明白的,更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政府所需要的特定物品的制造”。不再赘述了。[10]


四、无的放矢

  

   例9

  

   我认为自先秦以来,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两个系统,吴简中“里”与“丘”的存在,说明上述两个系统在三国时期仍然延续。因为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哪位学者对先秦以来这两个系统的存在有过系统的论述,而这一问题又关系到对“丘”的性质的理解,所以不厌其烦,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这一部分内容确实很长,在全文(页43-76)中占用了大部分篇幅(从页50到页68第一行),然而这是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孟彦弘把这一部分称为“过门”,而且把拙文第一部分“对已往论点的检验”(从页44到页50)也算到“过门”中,又把拙文第五部分“孙吴时期里与丘之运作机制”(从页68到页75)说成“只用了三页的篇幅”,因此批评我“‘过门’实在是太长了”(孟评页289)。

  

   需要指出的是,拙文第一部分在利用新公布资料对高敏、宋超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检验,本身就是对吴简中“里”与“丘”关系问题的讨论,而第五部分整个都在讨论这一问题。拙著出版后,北京吴简吴简研讨班的绝大部分人都得到了我的赠书,而且迄今没有听谁说起我赠的书有缺页——既然如此,不知孟彦弘的“过门”加“三页”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想,“过门”的含义,应该是表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吧?而且,看来与孟彦弘持同样看法的可能还有宋超和侯旭东。本文开头提到宋超(例2)和侯旭东(例3)曲解了我的观点,现在想来,可能他们也把我的相关论述当成“过门”了吧?事实上,我在“过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拙著页48-50),迄今没有谁在反驳我的同时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想提醒各位,假使真的是“过门”,你可以不去看,但不可以随意曲解,这是学术道德问题!

  

   例10

  

孟彦弘在批评完我的“过门”太长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948.html
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6年11月24日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