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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历史研究基础知识指要

更新时间:2019-02-04 22:17:53
作者: 孟彦弘 (进入专栏)  

  

   2004年,应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的安排,给该系研究生作了如题讲座。我想,讲自己关于某个题目的研究心得,一来太过专门,未必对每个学生都有用;二来这类心得往往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读者自可参阅。思之再三,决定讲一点常识性的东西,虽卑之无甚高论,但于刚入学术之门的学生或不无些末裨益。

  

   本文是历史系的学生根据讲课录言整理,刊发于研究生院的《学术讲座荟萃》第17辑(2004年5月27日)。在正式出版的《社科大讲堂·史学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收入此文时,蒙相关人员告知,我通读一过,略加订正,但文字如有歧异,仍以发表者为准。2012-4-14

  

  

   我们在谈论历史研究工作时,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学术基础怎么样。那么,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才算是登堂入室,可以进一步做研究工作呢?我想,这个基础就是要懂得和掌握做学问的一些常识。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研究宋史的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曾经说,做历史研究需要掌握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年代和目录。没有这四把钥匙,你就进不了门。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能读懂古书;所谓读懂,首先是能够句读。句读,简单地说,就是能对古书加以断句。这并不容易,吕思勉先生在二十年代曾写过一部《章句论》,现在收入他的《文字学四种》,八十年代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大家可以认真读一下。对学习唐代以前历史的学生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严重,因为唐以前的主要材料都已经经过了标点,不少还作了校勘,我们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但宋以后的材料很多,不少是没有经过今人整理的,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在句读时会遇到很多问题,无法断句,这里遇到的一只主要拦路虎就是职官。不清楚官衔的名称、意义,句子就很难点开。五十年代,曾经由顾颉刚先生(他是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牵头标点《资治通鉴》。参与标点工作的都是一流的历史学者,像周一良、聂崇岐、何兹全等先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但是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后 ,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就给他们挑了很多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职官的问题,把衔名官称点断了,点错了。吕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在《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里,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篇文章。这样一批大学者,当时不少是二级教授,都是研究历史有名的专家,包括专门研究职官方面的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都会遇到困难,大家就可想见在古书标点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无论研究那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编年。首先要搞清楚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事件、材料相互之间的时间关系,这样才能知道它们的前后变化和相互影响。所以历史研究没有年代、没有编年,就无从谈起。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史上有确切纪年,是始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现在李学勤先生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试图给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确定一个大致的年代序列。所以你看这个工程的报告简本,即《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最核心的就是表,时间表;文字是为说明这些表的。

  

   有了确切或相对确切的年代,我们才可以研究历史的变化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年代方面还有一个换算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书来换算,比如陈垣先生编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影印本,《中西回史日历》更详细一些,不过此书在62年印过后,再没有印过,不容易见到。现在一般可以使用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用这些书时,要自己编一个六十甲子表,夹在书里,方便查对。专门一些的,比如张培瑜编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三千五百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这些书,我们将来讲工具书的使用时,再详细谈。不过,这只是简单的中西历日换算。实际上,古代的历法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年表来换算,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地理方面,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发生或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地理。地名的变化有时非常大,特别是到了后代,文人的文集里出现的地名往往是古地名,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文人喜欢用古地名,放着当时的名字不用,却要用历史上某个时候的名字。至于是用历史上哪个时代的名字,又与他的个人喜好有关,他用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的汉代的名字,也可能是隋唐的名字,也可能是宋代的名字。所以,地名搞不清楚,你就难以确定这个材料所说明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这样,他所谈的整个问题就都搞不清楚,让人一头雾水。

  

   再一个就是目录的问题。目录学,最简单的,就是要告诉你应该读什么书。我们今天有标点本的古籍,版本问题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或者说不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但在以前,在没有标点整理以前,版本问题非常重要。一部书流传了若干年,其间不断地翻刻,在刻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一个版本好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辽金元史,在用材料的时候,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不用《四库全书》的本子。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最初共抄了七部,我们现在使用的一般是文渊阁的本子,是台湾影印的。现在出版的各种所谓《四库全书》的材料,包括电子版的,都是这个本子。而这七套《四库全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大陆在国图藏有一套文津阁的本子,杨讷先生曾把其中的集部,与文渊阁本核对了一下,发现二者差别很大,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就文渊阁本来说,它在碰到辽金元时代少数民族人物名字的时候,往往乱改一气。用这个改过的本子,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它讲的到底是历史上的什么人。所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一般不要用四库本。宋人,特别是金人、元人的文集,最好要用《四部丛刊》本。《四部丛刊》是解放前张元济主持出版的一部大型的古籍丛刊。他选的本子比较好,比较早,比较原始。这部丛刊中收入的金元人的文集,大多没有经过清人的改动。假如你用四库本,问题就非常之多。现在因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了电子版,可以检索,所以大家纷纷直接引用四库本,连标点古籍都用作底本,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四库全书》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本。在整理古籍或引用材料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即使用它作检索,在引用时也一定要尽量与其它的版本核对一下。

  

   这样讲,并不是说四库本一无是处。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书叫《博物志》,我们文学所的一位老先生范宁把它整理出来了,就是《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他在整理的时候参考了很多版本,包括一些很早的版本。但他没有拿四库本作参照,结果他认为一些地方讲不通,讲不清楚,他认为是错了的,他估计应该是什么字的,你去对一下四库本,会发现往往就是那个字,跟他推测的差不多,可以读得文通字顺。在编《四库全书》时,那些馆臣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考证》,书目文献出版社在1991年影印出版了。这是他们在编《四库全书》时所做的一些文字校勘、考证工作的汇编。这部书中有关《博物志》的考证,只有三五条。这说明《四库全书》编纂时所用的《博物志》的底本是比较好的。而新校本的整理者没有见到这个较好的原始底本,又没有参照四库本,结果有些问题就没有能够用版本校勘的方法加以纠正。所以,在用材料的时候,一般我们不主张直接用四库本,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本。如果把它当作十分可靠的版本来引用,是不太严肃的。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因为《四库全书》比较少见。现在有了电子版,很多著作都引四库本,这是很不好的。大家在做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材料时可以用电子版的《四库全书》来检索,但检索之后一定要用比较好的本子核对一下,千万不要不经覆核而直接引四库本。

  

   目录就是要告诉你,需要读什么书,该书什么版本比较好。前人要掌握读书门径,主要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是研究中国文史学问的入门书,是一个津梁。《四库全书》收录的文献是相当全面的,特别是元以前的书,基本上都收了。而那些没有收的书,又以各种方式收入到了其他丛书中。如果一本书,你在《四库全书》里查不到,你就要去查另一本书,叫《丛书综录》,是上海图书馆编的一个丛书目录。现在,阳海清先生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部《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补充了后来的一些丛书目录。所以现在你要查什么书,通过这几个目录书基本上可以查到。可以先查《丛书综录》,因为它也收了《四库全书》的目录,查不到的话再查《丛书广录》,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比较罕见的书了,可以再去查各个图书馆编的善本书目或古籍书目。另外,上海图书馆还编过一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不包括线装古籍,也很有用。上海图书馆编过不少非常有用的目录,给我们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也许跟长期主持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先生有关吧。

  

   通过目录书我们就可以知道都有些什么书,需要读什么书,这是读书的门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份量很大,于是又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是不收提要,有的话也只一两句,主要是目录,这样就比较便于携带和使用。当时的学者要研究一本书有多少个不同的版本,就随身携带这个《简明目录》,见到不同的版本就标到上面去。这样就在《四库简明目录》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标注版本的目录书,比如朱学勤、莫友芝、邵懿辰,都作过这样的标注。朱学勤的标注较少,也较简单,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了朱氏批本的钞本,这是陕西师大黄永年先生的藏物。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最为常用,这个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在解放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邵氏的这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是我们了解、研究版本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目录。莫友芝的标注,即所谓《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标注的书也很多,但是流传得不如邵氏的广。后来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藏书家叫傅增湘,号藏园。他经眼的书非常之多,也极富收藏。他就以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底本,把自己知道的版本往上过录,形成《藏园增订郘亭知见书目》,前些年中华书局把它出版了。到目前为止,这部目录在所收版本数量和质量上基本上是最佳的一部。我们要查一本书的版本,首先就可以查这部书。

  

   因为《四库全书》收的书籍数量太多,对于一般学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书目,所以清末名臣张之洞在四川督学的时候,就编了一本《书目答问》,后来在民国时期由范希曾做了补正。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经影印过,现在最常见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但没有作者、书名索引。后来三联书店又出过,似乎加了索引。我没有用过。

  

张之洞编这本书,就是要解决“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书本答问略例》中语)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告诉你,有那么多的古籍,不是每一本书都要下同样的功夫,有的书要详读、细读、反复读,有的则只需浏览。所以,要知道最基本的是什么书,在这些书中,什么版本比较好。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影响也很大。不少大学者都是通过这本书,按图索骥,找书来读的。陈垣先生讲他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就是按照《书目答问》来读书的。所以在解放以前,包括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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