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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吴刚:阳光司法视域下警务公开的限度

更新时间:2019-02-03 19:45:05
作者: 高一飞 (进入专栏)   吴刚  
在七日内将破案结果、犯罪嫌疑人及追缴赃物等情况回告报案人、控告人。结案后,撤销案件的,制作《撤案告知书》,在七日内将决定及理由及时告知被害人和报案人;案件转为治安案件或作其他处理的,在撤案同时将具体情况告知被害人和报案人;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制作《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七日内将移送案件及受案的人民检察院、涉案财物移送等情况及时告知被害人和报案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其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并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交犯罪嫌疑人,由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措施文书或讯问笔录中签收。

  

   二、特殊执法信息的公开

  

   前文所述警务公开的具体内容,是针对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由于公安机关职能范围广,不同的职能可能同刑事执法有所交织,由此形成的特殊执法信息作为警务公开具体内容的重要补充,同样应当予以公开。具体包括通缉信息公开、特殊求助信息公开以及重大刑事案件舆情回应中的信息公开三个方面。

  

   (一)通缉信息的公开

  

   通缉信息是指关于公安机关缉拿依法应当予以逮捕的在逃犯罪嫌疑人的信息。通缉信息作为刑事执法类警务信息,公安机关应主动向社会公开。[④]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和人口流动的活跃性日益显著,案件侦破和嫌疑人抓获的难度增大,公开通缉信息,尤其是以互联网的形式公开通缉信息,对于查明犯罪、抓获嫌疑人,进而有力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公开通缉信息符合通缉制度的应有之意。为了解决案件侦破的僵局,公安机关借助利益驱动机制向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收集信息,激励潜在的知情人提供案件侦破或抓获嫌疑人的信息,以悬赏换取侦破线索。因此,通缉不应仅仅局限于公安机关系统内部的通力合作,更应当向社会公开通缉信息,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解决追逃举报方面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推进。

  

   其次,通过互联网公开通缉信息更具效益价值。这一举措充分利用网络的无限性和广泛的参与主体,有效拓宽了案件线索的来源,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工作有效开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网络形式公开通缉信息,网民通过对公安机关网络通缉令进行解读,就会有意无意地注意到通缉令上的人物特征,并通过各种途径将所见所闻即时反映到个人微博或者网络论坛上,公安机关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对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筛选,便可及时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提高侦查效率,节约排查与抓捕的人、财、物力。

  

   再次,通过互联网公开通缉信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公安机关把涉案嫌疑人的相关情况通过网络及时向社会通报,不仅向社会公众昭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心,增加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同时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维护社会稳定。另外,通过网络公开通缉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其他具有犯罪意图、企图犯罪的公民产生威慑,在执法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发挥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

  

   传统的通缉方式是公安机关有选择地、适时地在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公开通缉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并在适当范围张贴、散发通缉令。然而随着传媒技术迅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通缉信息在当代难以有效传播,被互联网公开通缉信息逐渐取代。但通过对部分地区互联网公开通缉信息建设进行抽样调查[⑤],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统一集中的对外公开平台。一方面,基于公安机关办案需要,全国在逃人员网上公开系统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公民无法进入查询。另一方面,从公安部到各省(直辖市)公安厅(局)官方网站,通缉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进度不一。在全国层面,公安部官方网站的“公安部通缉令”一栏[⑥]为空白,没有公安部A级或B级通缉令的信息公开。通过站内检索“通缉”一词,出现的多为在逃嫌疑人落网的新闻,真正的通缉信息只有三条,且是在公安部进行专项打击行动时发布的通缉令,没有实现通缉信息公开常态化。在地方层面,广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官方网站[⑦]设有专门的“网上通缉”链接,但公开的信息陈旧,没有及时更新。在抽样样本中,只有浙江省公安厅网站开放专门的通缉公开平台[⑧],60条通缉信息的发布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至11月10日,更新相对及时。抽样调查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公安局和福建省公安厅网站尚未设立通缉信息公开平台。

  

   第二,缺乏明确的公开通缉信息管理主体。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警察网[⑨]刊登转载的公安部A级和B级通缉令共计15条,信息陈旧,发布时间为2010年10月22日至2012年3月9日;同时,网站首页刊登的“免责声明”宣称:“被通缉人已经缉拿归案、死亡,或者通缉原因已经消失而无通缉必要的,该网站并不负责实时核实。”名为“抓通缉”的网站在“公安网通缉犯名单”和“网站在逃通缉犯”两栏发布、转载的通缉信息合计371条,虽然该网站信息充分、更新及时,然而其并非公安机关官方主体,且网站声明“本站为娱乐资讯网站非官方权威”,故其通缉信息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有损司法权威。

  

   第三,通缉信息的行政权属地域性与网络空间的“无限性”存在矛盾。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依照行政区域的划分赋予了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的权限,但是通缉信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导致网络通缉的效力范围具有不确定性,极易产生侵害被通缉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的风险。

  

   为此,通缉信息的公开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公开,在程序上应当严格限制发布权限,由省级公安机关收归权限,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综合考虑犯罪的严重性以及案情的紧急性和必要性来发布网络通缉令;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可以委托公安部发布。建立统一的信息收集、发布平台,按照地域和级别对通缉信息进行分类,对平台和信息进行有效维护和及时更新,对嫌疑人自首、已被抓获或死亡的通缉信息及时撤销,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大网络监管整治力度,规范通缉信息公开主体,对于无发布资质的无关网站予以取缔,维护司法权威。

  

   (二)打拐信息公开

  

   打拐信息公开是特殊求助信息的一种。特殊求助信息是指由求助人发起,以治安案件为主要内容,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与帮助的信息。以“打拐信息”为典型的特殊求助信息公开经历了由民间自发到官方权威发布的阶段。“微博打拐”拉开了打拐信息规模化公开的序幕。2011年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发布的一条“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被用户大量转发,成为当时的话题焦点,平面媒体后续相继跟进争相报道。原公安部打拐办公室主任、现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所办的微博“@陈士渠”是首个官方实名认证的打拐微博,由陈士渠及其同事共同运营,线上整合信息,线下核实行动,引领打拐信息的规模化公开。“微博打拐”借助庞大的受众群体,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应当注意的是,民众自发的打拐行动由于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核实,有时会伴随着侵权行为的出现,诽谤或炒作不实信息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有些谣言将真实的打拐信息认定为“谣言”,阻碍案件的正常侦办。

  

   2016年5月15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启动,该平台为儿童失踪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提供了有力保障,打拐求助信息公开取得长足发展。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在阿里巴巴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开发了一个名为“团圆1.0”的手机应用系统,此平台用于收集和发布全国各地一线打拐民警即时上报各地儿童失踪的信息。公安部、省、市、县四级共5000余名打拐民警有平台发布权限,获取儿童失踪信息后第一时间上报,当地公安机关一旦决定将打拐信息对外公开后,在几百公里范围内,每一个有新媒体APP的民警就会迅速收到推送提醒。同时,所有信息都会同步更新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的官方微博上。2016年11月16日,该平台二期新接入支付宝、UC、手机淘宝、YunOS系统、腾讯QQ、百度、一点资讯、今日头条、360手机卫士、滴滴出行等新媒体和移动应用,进一步扩大了平台信息发布渠道和范围。该平台主要针对儿童失踪后公安机关尚未发现有效线索,而犯罪嫌疑人有携带儿童快速逃离的情形。对于广大群众反映的儿童失踪线索,平台第一时间部署涉案地打拐民警进行即时核查,确属失踪的,积极督促涉案地公安机关尽快找回儿童;失踪儿童已找回的,将失踪原因及找回情况及时反馈;属于谣言的,通过平台及时辟谣,形成了与广大群众的良性互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的启动,是特殊警务信息公开机制的重大创新,能发挥特殊的作用,与民间打拐相比,具有特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首先,公安机关掌握丰富的人口信息。一方面,公安机关收到儿童失踪报警后,立即通过内部系统对求助人和当事人的户籍关系进行核查,对报警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确认属实的,由公安机关向社会公开特殊求助信息,能够有效防止虚假求助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公开特殊求助信息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公安机关公布的求助信息经过其筛选与核查,能够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接受社会反馈信息的有效性。

  

   其次,公安机关具有科学的调查手段和机动的组织构架,涉嫌犯罪的,能够实现治安案件与刑事司法程序之间的快速衔接。公安机关通过发布信息获取线索后,能结合已有的人口流动信息、监控视频等信息优势对整个案件进行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发挥线索的效用,确定当事人的动向,迅速启动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准确搜寻。对于跨地区的案件,还能够充分调动警务资源,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协同配合,提高搜寻效率。同时,对于涉嫌犯罪的案件,公安机关能够及时由行政程序转换为刑事司法程序,展开侦查,固定证据,以保证侦查行为的合法化、规范化,在解救儿童的同时打击犯罪,节约司法资源。

  

   另外,公安机关作为打拐解救儿童的重要主体,在公开特殊求助信息的同时,也有可能获得相对应的寻亲信息,对于一些案件中被解救但尚未查找到亲生父母或监护人的儿童,公安机关可以在第一时间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减少公安机关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手续流转,帮助被拐儿童及时回归家庭。

  

   公安机关公开特殊求助信息,有利于树立全新的警察公共关系理念,塑造良好的公安民警形象,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特殊求助信息的公开,本质上是求助人、公安机关和社会群众的三方沟通。沟通的常态化和交流的三方化,一方面能够实现警民沟通,树立民警亲民的好形象,密切警民关系、实现警民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维护好社会的稳定。

  

   (三)重大刑事案件舆情回应

  

《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的相关内容表明[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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