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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9-02-02 09:17:11
作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同志和调研组分别赴广东、浙江、海南、贵州、湖北、山西、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基本情况

   2018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围绕到2020年推动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的阶段性目标,下功夫推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坚持党管农村,加强乡村振兴组织领导。各地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意见和阶段性规划,成立党政一把手牵头的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省积极开展农村基层党建“头雁”工程,撤换调整不称职、不胜任村党支部书记498人,派驻在岗第一书记3696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加强。河南省高质量推进农村“两委”换届,实现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村占比40.3%,积极推广村级重大事项支部提议、“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和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基层民主决策机制,并通过设立村级监督委员会,健全基层党风政风监督检查机制,实现农村重大问题由农民自己决定,推动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

   坚持因地制宜,培育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各地坚持将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线,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河南省持续推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097万亩,粮食产能稳定在1200亿斤以上。安徽省加快“两区”划定工作,在全国率先完成52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1900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广东省设立全国首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山西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着力培育杂粮、畜牧、蔬菜、果业、中药材、酿造等特色农业产业。湖北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2018年前三季度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8300亿元,同比增长8.9%。海南省、浙江省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切入点,积极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海南省依托热带农业资源和农耕文化,推进61家“共享农庄”试点建设,浙江省建成单个产值10亿元以上的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55个,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突破500亿元。

   坚持汇集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各地坚持将人力资本开发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积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安徽省、山西省实施乡村本土人才培育计划,着力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等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实用技能人才,目前山西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21.22万人。广东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目前共培育农业龙头企业3805家,培训新型职业农民3万人。湖北省、江西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各类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湖北省推动实施以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为主要内容的“三乡工程”,2018年以来已带动3.1万名各类人才回乡创业,江西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养的4.7万名大学生中有37.1%成为村“两委”干部,42.5%在农村创新创业。贵州省不断健全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引导农技人员下乡村基层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服务,目前在基层服务的农技人员有18994人,累计培训农技人员10万人次,培训农民222万人次。

   坚持文化引领,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繁荣。各地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坚持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着力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贵州省按照县有图书文化馆、乡镇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大院的要求,推动构建乡村文化网络体系,2018年以来先后为71个乡镇1000个贫困村和142个数字文化驿站配置了公共数字设备。湖北省投入资金200亿元,新建改建市县文化场馆150个,建设乡村基层文化广场1万个,不断推动文化设施向基层延伸。广东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新模式,2018年省财政投入“戏曲进乡村”专项经费705万元,到基层演出1278场,有效增强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河南省大力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运动,建立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一约四会”制度的村占比超过90%,有效改善农村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各地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广东省按每村1000万元的标准支持粤东西北地区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3%。海南省实施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建立起覆盖全省的垃圾清扫保洁体系、收集转运体系和无害化处理体系,其中琼中县率先推动了富美乡村水环境治理PPP模式。江西省积极推动实施“厕所革命”,为73.5%的农户配备了冲水式卫生厕所。贵州省启动重点生态区位人工商品林赎买改革试点,推动解决了生态功能区内人工商品林处置难、收益难的现实问题,实现了社会得绿和林农得利双赢。浙江省持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现2.7万个村庄整治全覆盖,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养生养老等新产业,目前乡村文旅产业总产值已达到353亿元,真正实现了生态美和百姓富的统一。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乡村民生保障水平。各地紧紧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河南省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行政村通自来水率达到85%,在41.3%的行政村建立了幼儿园,实现行政村通宽带互联网百分之百全覆盖。广东省2018年投入教育经费338.4亿元,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普及度,将农村子女参加义务教育、入读高中(含中职)和大专院校的生活补助提高到每人每年3000元、5000元和10000元。湖北省累计建设乡村公路3.8万公里,农村低保标准达到5194元,特困救助供养标准达到9265元。海南省将贫困人口大病起付线由8000元降低至4000元,对11种大病开展专项救治,将25种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提高至80%。浙江省已全面消除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全国省区最小。

   坚持融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扶持政策。各地着眼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河南省把乡村振兴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2018年累计投入1299.4亿元支持乡村振兴。海南省在加大财政投入保障的同时,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7亿元用于乡村振兴。贵州省加大乡村振兴金融支持,截至2018年6月,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万亿元,农业保险向13.5万户农户支付赔款1.71亿元。广东省推动完善用地保障政策,预留7.5万亩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支持乡村振兴,将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资金全部用于乡村振兴,支持村级组织和农民工匠实施乡村小型工程,推动实现农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安徽省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承包地确权面积8057.1万亩、确权农户1215.9万户。

  

   二、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各地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局良好,取得初步成效,但乡村振兴仍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距离广大群众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进一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最大短板。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难度增大,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仍有2个地级市、21个县的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农民收入仅相当于珠三角地区的66%、73%、67%,截至2017年底仍有59.5万相对贫困人口未脱贫,贫困发生率1.52%;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2.58:1缩小到2017年的2.31:1,但绝对差额却从8063元扩大到18077元;贵州省尽管农民收入连年保持较快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仍达到3.28:1。农村地区发展普遍滞后。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投入不足与重复建设问题并存,其中乡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是突出短板,目前安徽省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不到50%,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乡镇不到50%;广东省尚有70%的自然村没有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教育、医疗、卫生、文体、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高是面临的突出问题,乡村基本办学条件较差,教师编制存在结构性矛盾,且待遇较低,面临着资源不足和普惠性不够双重矛盾;村级医疗卫生室尚未实现全覆盖,医疗设施设备不足,运转经费保障水平低。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山西省剩余贫困人口中无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占比43.1%,大病、慢病和残疾群体占比31.6%;江西省瑞金市2017年实现脱贫摘帽,已将到2020年的省级和赣州市级财政奖扶资金用完,巩固提升完全依靠本级财政统筹,困难较大;不少地区客观存在着贫与非贫在帮扶政策上的“悬崖效应”。

   乡村要素投入和部门协调推进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乡村振兴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一些地区一些年份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法定要求没有落实。乡村振兴过度依赖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渠道有待拓宽,土地出让金、政府债务资金等用于乡村振兴的比例较低,由于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意愿不强。乡村公益性设施用地紧张,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供给不足,农业设施用地建设标准低、审批手续繁杂,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必要的配套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审批难度较大。激励引领规划、科技、经营管理等各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政策尚不完善,特别是熟悉农村、了解农业的乡村规划人才缺乏,农房建设无序,有新房无新村,规划脱离实际,乡村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之间的协调性不够。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缺乏法治保障,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仅在试点地区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缺乏上位法支持,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尚未打通。一些地方制定的乡村振兴政策文件较为原则,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财政、发改、住建、环保、农林等部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仍有待进一步协调,条块项目和资金需要进一步整合。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一些地方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要项目、等资金、靠上级的思想,“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政府干、农民看”等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够,组织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陈旧,干部拍板多、农民声音少,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和主战作用不够。乡村本土实用技能人才缺乏,农民自主创业、自我发展能力弱,成为制约农民发挥主战作用的重要因素,目前安徽省共认定农村各类实用人才158万人,仅占农村常住人口的5.4%,河南省农学专业学生数量从20年前的6%下降到目前的1.7%。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经营体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一些村既没有村集体企业,也没有集体积累资金,河南省2017年无经营收入的村有34288个,占总量的74.5%。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发展缺乏有能力、有热情的带头人,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尚不够紧密,辐射带动农户能力有待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仍需提升。乡村产业振兴基础仍不牢固,农业有产品无品牌、有品牌无规模、有规模无产业问题依然存在,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结构不优,农产品供给仍以大路货为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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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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