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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金融发展

更新时间:2019-01-31 21:33:11
作者: 李扬 (进入专栏)  

  

   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展现出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鲜明特色,其中最显著者,当推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出现且内洽地持续数十年。这一现象与发展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不尽吻合,因而又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之谜”。

  

   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城市化得以稳步推进和市场化得以不断深入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奇迹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这也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40年的最大贡献。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奇迹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这也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40年的最大贡献。

  

一、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时,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准确地说,对于国民经济运行而言,金融无非只是一个大“出纳”。那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都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由上而下、根据领导者的偏好和以实物量的平衡对应关系安排好的;金融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无非只是计算标准、支付中介和结算手段。所谓“钱跟物走”,形象地刻画了那个时代金融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这种状况,自1978年改革开放有了改变。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过程,当然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值得探讨。但是,就金融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主体多元化,二是资源配置媒介化。经济主体多元化,使(经济主体间)交易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资源配置媒介化,则使所有交易都必须经由货币来媒介。如此,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和支付中介的作用,便急剧凸显出来。此时,金融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被彻底颠覆,“物跟钱走”,成为新的资源配置机制。这时,大至宏观经济运行,小至企业的经营、居民的生活,均离不开货币的作用。

  

   在中国,这种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运行媒介化的进程,是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改革实现并逐步深化的。大致说来,这一进程,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推进渐进式分权改革和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实现;1993年之后,则全面蕴含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之中。

  

   中国的分权改革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旨在赋予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明确的产权,激发其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各级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规模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采取的都是渐进而非“大爆炸”的步调。这不仅表现在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而且还表现在改革的措施也是分步安排,并尽可能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来实施。

  

   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普遍存在的希望从计划经济一步“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幼稚想法相比,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无疑是务实、稳健和成功的。分权的过程向微观经济当事人赋予了产权,为其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框架,从而刺激了储蓄投资的动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试错、总结和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也就在这种渐进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中国40年的改革进程,以1994年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方面指的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因而此后的改革举措与此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一对关系——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在此前后存在着方向性的区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之后,“计划”和“市场”的争议基本结束。在改革的重点上,1994年之前重点讲“放权让利”而不注重改变产权制度,只关注“给好处”而不强调建立微观经济当事人激励约束机制的简单做法也得到纠正,企业改革开始强调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体制也开始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分税制”改革。从那时开始,不仅企业逐渐成为自我决策的市场主体,而且,通过“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管理权力——后来被国内外学者称作中国经济发展又一“密钥”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以及基于此展开的政府间竞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改革的不断深入,无疑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国有、非国有、外资等多元化主体转变。投资主体的这一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提高了投资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因而可以说,企业的“企业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支撑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进而支撑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进一步看,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在需求侧,这些改革使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以便储备支付能力。此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福利、养老一体化的体制相比,市场化改革可能还会造成劳动人口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因而会额外地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侧,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逐步取代,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激增自不待言,住宅、养老、医疗、教育等长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资、购买清单之外的广大“民生”领域,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进而,当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中国的投资更是进入了长期高增长时期。

  

二、金融“大爆炸”:鸟瞰40年


   与经济体制改革中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计划转向市场主导的取向一致,自改革开放开始,“大一统”于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的金融体系,便被渐次分拆为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日益复杂的金融组织体系。同时,一大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其他金融机构,如信用社、财务公司等,和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基金市场在内的各种金融市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金融资源的配置越来越多地由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

  

   这个被国内外研究者称作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进程,首先触及的是资金的价格。长期被扭曲地压抑在低位上的利率水平,随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并成为刺激中国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不过,与一般教科书的简单结论不同,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十分广泛且复杂,其中至少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居民的货币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制度变迁迅速与不确定性的增强,引致广大居民预防性储蓄比重提高;中国一直采取抑制消费信贷抑制的政策,导致居民负债率极低;等等。

  

   然而,中国储蓄率不断提高的主要动力,无疑归因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为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摆布”自己储蓄的渠道。

  

   1978年,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该行独揽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同时,它还是政府的一个部级行政机关。

  

   1978-1984年,与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开始了多样化的进程。此间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恢复和建立。

  

   随着金融管制的松动,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社也开始发展起来。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0年,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集体和个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在河北省挂牌营业,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组建城市信用社的高潮。同时,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相对应,从1953年便已存在中国农村之中的农村信用社的数目也迅速增长。1981年4月,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融资租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

  

   1985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个新的被分离出来的承接商业银行功能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宣告成立。这样,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以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为契机,中国进一步启动了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创新热潮。

  

   在商业银行方面,1986年,中国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重新开业。1987年,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宣告成立。继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营业。其后,又有民生银行、海南发展银行等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新成员。

  

随着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城市信用社在中国的城市中迅速普及,在最繁盛时期,总数曾达3000余家。农村信用社适应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飞速扩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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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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