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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亚海:法律共同体的中国特色素禀及其宪法构造

更新时间:2019-01-31 00:04:36
作者: 罗亚海  

   【摘要】 法律共同体作为行为构造的共同体,既有普适意义上的共同体品格,也具有语境下的独特素禀,本文在立足共同体通识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了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法律共同体所应该具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思索。法律共同体的构建不能无视法律共同体所具有的普适品格,也不能脱离尊重人权和保障自由的法治理念。同时,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基础和本土化法治资源之上,应具有特有的品格和特征。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最高规则,法律共同体的宪法塑造需要宪法对共同体的整体性与终极性、范畴的多样性、自足性与互助性以及最高性作出制度安排和价值锁定,并据此形成以宪法为总价值载体的宪法秩序。

   【中文关键词】 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宪法构造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共同体天然的具有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继承性,而“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1]。共同体是社会理论的起源性概念[2],根据学者考察,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拉丁文communis,而英文的概念(community)产生于14世纪,[3]中国共同体思想学界认为源于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报告》[4],意在建立同舟共济、合作发展的国际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共同体源于中共十八大报告[5]。在2018宪法修正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入宪,很多学者将其解读为中国外交的一项原则,可以塑造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格局。我们认可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也认为共同体注定是多样化的,在理论上,共同体这一术语是对自古以来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发展的高度概括和最近总结。[6]这可以被解读为基于结构的共同体、作为关系的共同体、作为规范结构的共同体和作为有精神导向的行为构造的共同体,具体而言,可以具化为法律共同体、财产权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法律承受者的行为,经由间接的、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受到引导,个体行为由此被协调为一种行为构造,即我们所称的“法律共同体”。[7]将个体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是规范,而这些规范事实上是一个规范集合。[8]国家同样也需要通过某种秩序即国家法律秩序而得以构建,因此国家可以被视作由法律治理的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实现法律共同体的宪法塑造。

   在人类的共同生活中,国家的作用无所不包,国家在满足人类需求并为之提供保护的构造也愈来愈多样化。[9]而在法治社会中,诸如共同体该如何构造、法律共同体的品格、法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正当性基础、国家需要服务于何种目标及其系统正当性等问题都是法律共同体的构造所应该思考的问题。基于某种情境的法律共同体的反思及其构造,首要的就是宪法规则体系问题及其宪法秩序实现问题。[10]法律共同体的构造不在于某个主体对某种方法的使用,而是要把法治的历史进程持续性注入到法律共同体的诠释中。对于宪法的形而上思考,一方面要立足当下社会现实中独特的宪法语境及其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到西方不同类型宪法及其蕴含的独特价值。[11]

  

   二、法律共同体的普遍态势和品格

  

   (一)超越个体结构连接的真实性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以感情、习惯和记忆等自然意志而通过血缘、地缘以及习惯等形成的社会有机体,这个观点表达了对个体连接真实性的认可。据此,我们认识到法律共同体既具有普适意义的通识性品格,也具有特殊语境下的素禀积累。法律共同体理论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法律共同体必然源于传统法律文化,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就是要与中国以“和”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的现代表达。第二,法律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要重建尊重个体自由和与全面共同发展的共同体,而不是基于个体利益的资本共同体、或者货币共同体或者其他。法律共同体必然是共性和特性的交织,但是共性是首要的特征。第三,共同体是基于个体结构的真实连接。根据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人类共同体源于——或者至少在概念或者正当性上——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的契约或者类似于契约的关系。社会契约论的假设在“休谟问题”面前虽然变得苍白无力,但是个体的真实连接是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是“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也是认同与制度的统一。

   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认为,需要对共同体在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层面的意义给予重视。基于这种认识,法律共同体也应具有语境基础。共同体所蕴含的原则要求法律制度要体现公平正义,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要做到权责均衡,内外兼顾。[12]正如鲍曼所希望的: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公共体的话,那它只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13]法律共同体更是以关注人的平等、自由与发展为目标,在共同体框架内,以宪法精神所锁定价值为基础的立法、行政、司法行为都要以保障权利、发展自由为使命,同时,还要体现出权利及自由的边界意识及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权利的约束理念,并据此形成基于权利义务体系的法律行为的协同一致。

   (二)法律共同体的伦理目标

   法律共同体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涵盖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14]。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在法律共同体的视野下当然的表现为现代法治文明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即使在不同语境下,也应该坚守法律最低伦理的目标。“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神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成果。”[15]因此,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要将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文明的原则和内涵有效地融入到制度中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伴随着现代立法的产生与发展,立法已经突破了西方文化的范围,成了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6]

   本文并无意于具体制度的陈列,而在于宪法引领制度的思索。法律共同体的伦理目标包含实体权利的伦理和程序权利的伦理两个方面。因此就实体法制度伦理而言,宪法制度在构建法律共同体上要体现出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等的要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立法伦理,要切实保证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保障公民各项权利的落实,保障改革于法有据。另个一个方面,法律共同体也不能忽视程序伦理的意义。法律共同体要求宪法立法秩序必须是上下有序、内外协调、各种不同渊源之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要彼此衔接,和谐统一。[17]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共同体产生的必然性,“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的”[18]这种善的现代内涵就是当代法治文明所具有的法治伦理,对政治共同体所言如此,对法律共同体所言也是如此。

   (三)法律共同体对国家正当性的塑造

   国家职能及其价值构造依赖于法律共同体的塑造,国家正当性理论经由了父权制、契约论和现代国家正当性等发展阶段。在伦理学的视角下,国家的正当性源于法律对国家目标的法律共同体构造,如法律制度对和平和秩序的保障,防御个体对私欲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掠夺,对个体之间进行必要的救助和补充以及对正当秩序的贯彻与执行等。[19]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国家的正当性在于是否以及基于何种动机,法律共同体的国家秩序在现实中能够得到接受和同意。

   共同体首先是人的组合,人的利益剔除个性化的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宗教利益以外,还要有超阶级、超民族、超越宗教的共同利益。法律共同体的国家职能塑造中,法治体系及其制度要为个体人格的展开提供共同协作的条件,创建自治生活的领域;同时法律共同体要赋予国家保护和维持和平秩序的功能,国家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在此,法律共同体需要保证“政治意识的形成只能(并且应该)在公民个体由理性引导的良知决定那里找到最终根源”[20]。

   法律共同体对国家正当性的塑造还要体现对国家目的的设计,国家目的应该涵盖最低限度的伦理标准,民主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21],法律共同体有利于塑造新型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具有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并不单纯的体现为宪法文本和宪法性文件,而是更应具普适性的精神,它要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基础,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规则,因此法律共同体的品格与特征,要体现宪法的构造意义。

  

   三、法律共同体的中国特色素禀和社会合法性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律共同体

   为了将人类行为整合到某种人们称之为“共同体”的行为构造中,人们就需要统一的、客观的规范体系。[22]法律是实现宪法秩序的重要保障,但绝对不是唯一保障,法律共同体的宪法塑造要求宪法制度要充分接受现代法治文明的先进价值理念,并充分吸纳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涵,要体现出共同体构建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法治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23]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要充分的实现现代法治精神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性结合,构建符合现代法治文明,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基础。

   从儒法合流到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体的成长历程体现出法律共同体构建的中国特色进程。儒法合流本质上而言体现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封建法下的儒法合流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讲是其理念基础与现代法治文明相脱节的问题。现代社会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的结合将集中的体现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宗教和法律的关系等。中国的传统法律观念以特定群体特征为外观,诸如传统社群中的互惠、互助和共享的财产权观念等,都是基于共同体一致的差序格局观念都体现共同体意志。中国法律文化不具备宗教法的基因,因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基因将是法律共同体中国宪法构建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法律共同体理念要体现法治的“和谐”理念。“和谐”的内涵是丰富的,包括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人与自然、国家和国家之间多重含义,[24]宪法维度下法律共同体要引导和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法律机制、人与社会的和谐法律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机制和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法律机制。

   (二)本土化资源与法律共同体

   法律共同体的构建要求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仅是对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提供脚注和制度补充,而且要在重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切实地实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法律共同体的构造需要对中国昔日和现实予以真切和真实地关怀;过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要)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一样具有语境的合理性。[25]中国古典思想充分地展示了本土共同的基本风格与气质。[26]本土化资源对法律共同体而言是多样的,本处仅就典型问题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法律共同体的构建,要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一国两制的法律体系构造、党的领导以及中国新阶段改革和立法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法律共同体所谋求的宪法秩序首要的是国体问题,但是在国家性质界定中却有“一国两制”的制度存在。因此法律共同体的构建要体现出法律制度在国体问题上的中国特色,构建实现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的宪法秩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上要体现宪法的智慧,需要构建符合共同体精神的民族关系。

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于当下的理论问题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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