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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

——近代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

更新时间:2019-01-30 23:51:34
作者: 郑毅  

   内容提要: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为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地位而创建的战殁者祭祀场所,地位在一般神社之上,其思想基础是日本民间的御灵祭(怨灵信仰)。随着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靖国神社的宗教色彩逐渐由内战中的镇魂场所(“镇魂慰灵”)转化为对外侵略战争中固化战争记忆的彰显场所(“彰显英灵”)。这一职能到二战时期,被进一步构建成为固化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国家装置”,成为浓缩日本对外战争历史记忆的“圣殿”,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动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鼓励与“英灵”收藏作用。

   关 键 词:靖国神社  战争记忆  日本国家神道  历史认识  侵略战争

  

   伊势神宫在二战前日本社会是国家神道教的主神社,以祭祀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和农业的守护神为日本民众所尊崇。靖国神社在二战前是完全由国家供养,“社领一万石的别格官币社”的特殊神社,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是仅次于伊势神宫的政治与神道合体的国家神社。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地位极其特殊的神道场所,以“英灵祭祀”的神道形式,将为天皇、为“神国”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者的亡灵,演绎成了一种全社会的共同信仰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成为“国家物语”中的舞台和英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圣殿”。在将对外侵略战争正当化和圣战化的过程中,生成和形塑了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荣耀感与圣战意识。

   1945年12月15日,美国占领军当局发布了由十三条禁令组成的《神道指令》①,严格禁止所有神社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靖国神社成为普通宗教法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庇护和支持下,逐渐恢复其特殊的宗教地位,在固化日本近代以来战争记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民族国家战争记忆“存储器”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政治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中韩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抗议。此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政治特征与外交符号,也成为东亚国际社会关注的国际性焦点问题。深入研究战前靖国神社通过英灵祭祀将对外侵略战争战死者亡灵,演绎成帝国日本“国家物语”的历史过程,是探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内部构造的关键点,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

  

一、靖国神社是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生成的原点

  

   明治政府是1868年取代德川幕府而成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靖国神社是由明治新政府在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新政权和新国家历史“记忆的场”的合体,在这里新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以确认,同时又强化形成了一个新的集体记忆。

   德川幕府在禁绝基督教之后采用的是佛教国教化制度,佛教与融合了民俗信仰的神社神道并存(神佛习合),对于幕府时代的庶民阶层而言,作为“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将军要比天皇更为人们所尊崇。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转换,明治新政府首选利用日本本土传统神道来衬托天皇的政治权威,神社悬挂的长条旗上开始出现“正一位稻荷大明神”的字样②,以谕示天皇的神格地位。为收拢民心,明治政府逆转了神道神社与佛教寺院的宗教地位,新政府中设置神祇官以统辖全国的神社,同时建造新神社以否定德川幕府的宗教价值观。

   法国历史学者皮埃尔·诺拉指出:“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白银的唯一记忆是黄金),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1]21靖国神社前身东京招魂社设立的根由,就是与近代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相关联,也可以说靖国神社是伴随着日本两大政治势力——幕府将军与维新派武士之间内战的一种孪生物,其实质是为了配合政权的更迭而派生出来的政治性宗教力的表现形式,是日本传统神道与新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一种产物。以鸟羽伏见之战而开始的内战被称为戊辰战争,这一年是公元1868年,以干支纪年为戊辰年,故幕府军队与维新派武士之间在鸟羽伏见发生的战争仍然以“戊辰”命名,成为新旧历史转换的一个记忆标志。围绕新旧政权交替,内战一直持续到次年即1869年5月函馆之役而结束。通过这样一场时断时续的内战,实现了统治权由传统武家向天皇家的转移,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为昭示自身权力受让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对为新政权战死者进行招魂祭祀,就成为明治政府的头等要务。新政府一方面向东京的神祇官发出命令,对鸟羽伏见之役以来的战死者进行调查并制成名簿,为举行“招魂祭奠式”做前期准备;另一方面,新政府着手寻找举行仪式的合适场所。最初的候选地是东京上野山中的宽永寺,第二候选地是东京九段坂,即现在靖国神社的所在地。明治政府军方代表大村益次郎率6名军方代表在考察后确定选址该处,东京府将此地列入建筑用地以修建“招魂社”。合祀的对象限定在为“王事”而殉国的亡灵,且合祀范围不仅是戊辰战争的牺牲者,凡今后为了皇室暨为了国家而献身的人都属于合祀的对象,这也就是以此为宗旨而设立作为永久性祭祀设施靖国神社的初衷。

   从亡灵合祀范围的限定和设立永久性祭祀为国死难者的初衷来看,靖国神社从设立之初就有别于其他普通的祭祀神社,它被赋予了国家神社的政治地位,而合祀的对象也是强调在为国献身者的政治身份上,靖国神社成为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一个特殊宗教设施,成为日本新政权培育国家主义精神的宗教基地,成为塑造所谓“为国献身者英灵”的特殊场所。由于靖国神社被赋予“别格官币社”的特殊地位,这意味着“在维新前后的动乱中天皇一方的死者,即便是一名士兵也是被与楠木正成(武神)同等对待的破格礼遇”[2]75。借助这样一个特殊的“记忆之场”,可以达到还原战争正当性的话语叙述,同时通过这样的“记忆的场”可以实现新政权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默契”,社会成员受到一种鼓励忠诚献身的暗示,国家为忠诚献身者提供了成为“神明”“英灵”的承诺和渠道,而靖国神社就是承诺实现的见证场所。“明治时代以后出生的日本国民,只有在靖国神社里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作为靖国神社祭祀神灵的唯一条件,是要为天皇陛下战死。至于这些人在生前是怎样的人,则一切不必追究,‘光荣战死’是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的唯一条件。”[3]14

   1869年6月29日,由时任明治新政府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主持在东京都九段坂“招魂场”举行了第一次的“招灵”仪式。仪式由神官为先导,新政府的高级官员、华族和各藩代表齐聚拜殿前“为3588名战死者的亡灵举行合祀”[4]71,按照神道仪式完成“招魂祭”标志着“东京招魂社”的建立。“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教宣布诏》,急迫地将新制造出来的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神道教义确定为国教,由神祇官进行宣传布教。”[2]641871年明治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神社是“国家的宗祀”(相当于国家公共祭祀设施)的政策,将日本社会以传统民俗信仰为基础的祭神之所,赋予国家层面祭神的性质。1879年,根据日本陆军省的提议,明治政府太政官三条实美答复将“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5]33。为突出靖国神社的特殊宗教地位,明治政府确定靖国神社为“别格官币社”③,与供奉有古代武神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以藤原镰足为祭神的多五峰谈山神社、以和气青麻吕为祭神的高雄山护王神社等同享“别格官币社”地位。靖国神社被赋予如此特殊的宗教地位,标志着它在日本国家神道制度体系中的地位特殊且显赫,同时也是近代日本社会永久性国家层面慰灵体系确立的标志。

   旧幕府政治权力向维新派武士主导的明治政府的权力转移过程,是一场改变了几百年统治方式的变革,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新政府的接受程度,与政治权力变更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引导和控制社会内部对这种政治权力更替的历史记忆,是新政府整理变革后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首要政策选项。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为“王政复古”而献身的人被新政府以传统神道仪式,在特定场所“招魂”“祭祀”行动的本身,就能给社会以一种荣耀性的记忆暗示,既鼓励和褒奖了社会成员为天皇献身的神圣性,又使社会成员在参与新政府的变革运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征服者所具有的威力以及国家所呈现的魄力都建立在群体想象力基础之上。尤其需要注意,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想象力的影响,群体才得以建立起来。”[6]66东京招魂社最初设立是服务于国内的政治需要,将传统神道祭祀活动转化为国内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附属物,意味着神道与近代国家政治的结合。而将其改名为靖国神社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由靖国神社主持的神道活动就从国内政治层面转换为国际政治层面上的“神道政治”了,对外侵略战争的阵亡者亡灵借助靖国神社的合祀而堂堂正正地成为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向日本全社会灌输的统一的战争记忆。这种统一的战争记忆暗示或彰显的是为天皇而战、为神国开疆拓土的好战精神,是为帝国扩张而献身的一种荣耀和永恒。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随后侵占台湾的战事中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伤亡事例,据1895年9月29日的报告,在日清战役及台湾战争中日军合计死亡6469人(后进一步统计略有增加)。[7]80这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如何告慰这些战死者、如何安抚战死者的遗族、如何在下一次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对外战争时,再次动员和激励士兵为天皇而战,这些问题是天皇和帝国官员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明治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就是用“英灵祭祀”的方式,将战死者遗族的悲伤和痛苦转化为喜悦和自豪的荣耀感,靖国神社成为明治天皇和帝国政府转化民众情感和培养忠诚度的“国家装置”。1895年12月15日,在靖国神社为“日清战争战死者”举行了招魂式,16-18日连续3天为战死者举行临时大祭典,其中17日明治天皇以主祭的身份亲临大祭典,天皇和皇后都有“币帛料”(香火钱)的奉纳,又从国库中以“特别寄付金”的名义支给1万元,以昭示天下,天皇与臣民一体,天皇对战死者的褒赞之圣意。神道祭祀活动的泛政治化滥觞于东京招魂社时期,而蜕变在日俄战争之后。

  

二、日俄战争后靖国神社蜕变成固化战争记忆的国家装置

  

对接受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明治政府而言,古代日本社会对战死者亡灵的神道祭祀仍然充满着无限的魔力。东京招魂社设立之初对战死者亡灵的合祀,是基于“怨灵信仰”和对古已有之的御灵神祭祀传统的继承,而经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这些在对外战争中战死者被赋予荣誉的颂扬、将战死者亡灵捧为“护国之神”,以“忠灵”“英灵”的名义加以“奉慰”合祀,与传统的御灵神祭祀已经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这种祭祀更强调的是祭祀活动的政治色彩。也可以说,这是与中世、近世的对怨灵、御灵信仰的镇魂传统的一种切断,将其转化成作为天皇制国家的守护神忠魂的一种镇魂。亡灵向英灵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靖国神社在近代天皇制国家政治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改变,靖国神社通过对英灵的合祀,在日本社会培育出了一种新的信仰和精神,即靖国信仰或靖国精神。“日俄战争后靖国神社作为把国民统一起来的精神核心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靖国神社供奉的日俄战争战死者的人数,陆军为85208名,海军为2925名,合计88133名,相当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引者注)的6.6倍多,占日俄战争当时适龄参军人数(出生于明治元年至明治十八年)的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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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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