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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

——近代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

更新时间:2019-01-30 23:51:34
作者: 郑毅  
即在1000名适龄参军人数中就有13名战死者。”[3]117靖国神社在近代日本社会中特定宗教地位的陡升,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战争结合的紧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此后的靖国神社不仅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神社,同时也成为日本军队宣誓效忠天皇和庆祝战争胜利的特定场所。靖国神社被天皇和政府刻意塑造成一个固化并升华日本对外战争记忆的特殊装置。日俄战争时期为强化日本社会全体成员的战争动员和对这场“赌国运”战争的参与度,靖国神社渐渐成为一个聚集全社会关注力的战争动员场所。1906年5月2日,日本举行了凯旋阅兵仪式,阅兵式后阅兵部队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在甲午战争后所没有的。《陆军凯旋阅兵仪式要领细则》中规定:“出席或参加凯旋阅兵仪式的军人必须参拜靖国神社”,“参加阅兵仪式的是驻守东京的部队和来自全国的部队代表,光从阅兵场上众多的军旗就可看出其规模在日本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3]119日本陆军大规模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海军也于同日和次年的临时大祭上,派出舰队两次驶入横须贺港,海军各部队也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从最初的仅限于为国内政治斗争而死亡者的招魂、慰灵之地,已经悄然改变为一种工具、一个象征,成为将战死者亡灵与帝国的命运、天皇军队的荣威相结合的表达性艺术再现的一种神圣仪式,其祭祀仪式重点逐渐从“慰灵”转向“彰显”。纪念仪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塑造具有巨大的功效,尤其是以战争胜利者形象的纪念仪式,更易于和乐于被社会群体所记忆。“大众在信仰下往往会表现的盲目顺从和暴戾褊狭,此外他们还会在宗教情绪激发的过程中发动暴力宣传。正因为如此,人类的信仰往往都会被套上宗教的外套。对于大众,英雄人物就是不折不扣的神。”[6]70“‘英灵’一词在日本是以靖国神社为中心,用于表彰战死者的祭祀专用语,在日俄战争以后被普遍使用。战死者从靖国神社的角度来讲就是‘祭神’,在社会上一般称其为‘英灵’,是赞美其为优秀灵魂的意思。”[7]139近代日本疯狂地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之路,整个社会群体对战争的狂热与追捧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日本从国家政治层面对战争记忆中胜利和荣耀的选择性记忆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靖国神社在这种集体的战争记忆塑造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角色。仪式的参加者和旁观者都从仪式的褒扬对象和集体的荣耀感中,获得作为历史见证人和支持者的满足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国家意识和认同感,并为以后的全民参与战争行为寻找到了一条与国家历史、与皇国荣耀相联结的纽带。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指出:“仪式不是日记,也不是备忘录。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以回味,它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仪式操演传达和保持了即便是采取支配性话语形式的旧表象。这就意味着,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个人和认知记忆的集体式变体以外的东西。”[8]81靖国神社对日本政府借助日俄战争塑造荣耀性的战争记忆给予了充分的配合。1917年12月3日,靖国神社将例行大祭的日期作出变更。在此前的东京招魂社时期,一年四次的大祭日是1月3日(鸟羽伏见战争纪念日)、5月15日(上野之战纪念日)、5月18日(五棱郭开城纳降日)和9月22日(会津藩投降日)。[5]29-30显然这些“例行大祭日是日本内战时‘官军’胜利的纪念日,已不适合作为现在把国民统一起来的精神核心力量的靖国神社大祭日了”[3]120。靖国神社为凸显日俄战争的国家主义色彩,将日俄战争后举行陆军凯旋阅兵式的纪念日,即4月30日确定为“春祭日”,将日俄战争后举行海军凯旋阅舰式的纪念日,即10月23日确定为“秋祭日”。如果说东京招魂社是为内战阵亡者招魂合祀,是出于明治政府为树立正统合法性政治地位而服务,是聚合臣民维护天皇统治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日俄战争后的靖国神社为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者的合祀和招魂,则是将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上升到日本帝国全体社会成员,为支持和参与大日本帝国对外战争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国家意识层面之上。靖国神社的宗教地位已不再是单纯的日本臣民祭祀国内战争亡灵的场所,它已悄然蜕变成为大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精神支柱和为皇国献身亡灵聚合的圣殿。

  

三、天皇与靖国神社的政治合体:“国家物语”

  

   明治天皇(1852-1912)名为睦仁,1867-1912年在位,其孙昭和天皇(1901-1989)名为裕仁,1926-1989年在位。这两人对靖国神社的设立和特殊宗教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靖国神社原本是以合祀戊辰战争中天皇一方的战死者而设立的,是为了彰显明治政府合法性和正统地位而创制的特殊宗教设施。明治政府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与此前德川幕府(1603-1867)相比本无特别的优势,天皇家族在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和部分藩主的效忠,是仅有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显然这些资源并不足以替代德川家族在日本二百余年的“统治惯性”。将传统的政治资源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相结合,用传统的本土宗教为新政府的正统性注入神秘的宗教神力,不失为一种聚合社会民众的有效途径。明治政府为统合民众充分利用神道神社,在短时间内就创造出了诸多神社,以确立新的神道传统。如以勤皇派象征人物楠木正成为祭神的湊川神社、以护良亲王为祭神的镰仓宫、以崇德上皇为祭神的白峯神宫,重建以丰臣秀吉为祭神的丰国神社和祭祀织田信长的建勋神社等,用新的历史记忆驱除旧的历史记忆,不失为一种快捷的政治手段。“这些神社的创建,既有受厚祀拜者的御灵信仰的传统宗教意识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宣传否定德川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图。”[2]64东京招魂社设立目的也大抵如此,至今背叛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都不曾合祀入靖国神社。

   为了彰显天皇与靖国神社的特殊关联性,靖国神社从建立伊始就由陆、海军共同管理,其日常事务由陆军省统辖,其“宫司”(靖国神社的实际管理者)由陆军大将职级的现役武官担任,神社运行的经费由宫内省承担,可以使用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装饰,与明治神宫、伊势神宫享受同等待遇。通过这些特殊的安排,用神道的活动和仪式来吸引民众对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这一点从东京招魂社设立之初就在有意识地进行。最初的招魂社被刻意营造成与庶民市井生活相融合的公众场所。据《武江年表》记载,东京招魂社成立之初的几年间,在例行大祭活动期间会有鸣放礼炮、燃放鞭炮(花火)、神乐表演、相扑比赛、赛马等娱乐活动,有浓厚的吸引东京庶民参与娱乐的特征,后来这种庶民娱乐性的祭日活动演化为每年7月13-16日举行的“前夜祭”,也就是在每年中元节期间的“御灵祭”。[5]30这表明明治政府对寻求日本社会庶民阶层的政治参与与支持的强烈渴望。同时,在培养和强化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明治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方面,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招魂、安魂、慰灵、英灵的神格化过程,无疑是发挥了一种催生、聚合、升华的特殊作用。靖国神社宣扬的所谓“靖国精神”,可以解读为“‘靖国精神’是日本的‘国民精神’,等同于是‘日本精神’,其本质是‘为君国献吾身’的精神、‘为国家欣然流血’的精神、为天皇和国家献身而‘牺牲’的精神。如此,以这样的‘牺牲’精神而死才能成为‘英灵’,才会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而且只有具有这样‘英灵’的丈夫或儿子的遗家族,才配得上享有来自国民的‘非常的感谢和尊敬’”[7]46。

   明治、昭和两位天皇在靖国神社的神道政治化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形塑者,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的“神格化”时期和侵华战争期间靖国神社的“彰显化”时期,两位天皇的参与度是空前绝后的。“靖国神社作为天皇、军队与神社完全一体的军事宗教设施”[9]3在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过极为特殊的作用。明治天皇“亲拜”靖国神社合计有7次:其中招魂社时代3次,甲午战争后的临时大祭2次,日俄战争后的临时大祭2次。[3]120后4次“亲拜”,天皇穿着的都是陆军大元帅礼服。其子大正天皇“亲拜”靖国神社两次,分别是1915年4月29日供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者的临时大祭和1919年5月2日纪念靖国神社创建50周年祭典。而昭和天皇“从1926年即位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20年间,亲拜靖国神社达20次,平均每年一次”④。他“亲拜”时所穿着的也是陆军大元帅礼服。天皇“亲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本身具有多重政治意味。

   首先,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一切统治大权”,也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是大日本帝国包括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统一型领袖。明治政府时期建立的“祭政一体”国家制度,传统的神社、神道被置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宗教体系之内,国家神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以国家祭祀为中心,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万邦无比的国体”。天皇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政—教复合”型的意义。“亲拜”靖国神社达到了将天皇的世俗统治权威与神道的宗教神秘性相结合的目的,在维护皇统和神格化的“国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辅助性工具的功能。

   其次,明治天皇、昭和天皇身着陆军大元帅礼服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视为军队与靖国神社的“合体”,激发和鼓励日本国民参加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积极性和热情,是培育全社会军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式”。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海陆军队皆归天皇统帅”,天皇以军队统帅者的身份借助靖国神社将天皇的统帅权与为天皇献身的将士的“英灵”结合起来,既彰显了天皇的绝对权力,又表彰了为天皇而牺牲将士的灵魂,还安抚了阵亡者家属的悲怨情绪,达到了收拢民众追随大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目的。明治时代的日本被刻意塑造成为日本荣耀的光辉历史时期,司马辽太郎所写的《坂上的云》等作品中浓郁的散发出歌颂、留恋明治时代帝国荣耀的历史记忆。对战死者亡灵的所谓“彰显”,实际上是将战死作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牺牲”,使亡灵圣化,以此来隐藏起战争冰冷凄惨的实态⑤,使人们的战争记忆停留在“英灵”的圣环之中,而忘记战争残酷真实的一面⑥。所谓“英灵祭祀”就是要人们将战死者的荣耀固化在记忆之中,同时将战死者参加的战争实态从战争记忆中抹消。靖国神社合祀战死者亡灵而产生的所谓“九段之母”“靖国遗儿”,不仅固化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同时用这样一种对死者亡灵的颂扬和死者遗族的褒奖,向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注入了神圣、英勇的记忆元素,为天皇而战的战争不再是令人反感的事情,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死可以成为“英灵”,可以成为全社会战争记忆中的永恒,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策源地和保存战争记忆的唯一国家宗祠。

   最后,天皇将“亲拜”靖国神社惯例化的政治行为本身,可以实现将为国献身者的亡灵超度上升为国家政治行为的高度,被纳入靖国神社的亡灵不再是普通世俗意义上的亡灵,而是升华为“为皇国而献身的英灵”,这些亡灵也不再属于个人或家庭,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全社会所共有。曾担任靖国神社宫司的陆军大将铃木孝雄说:“在这招魂场上举行祭祀,是要把人的灵魂召回到这里,这时候招回来的是人的灵魂。但一旦在这里举行了供奉神灵的‘奉告祭’,并把这些灵魂供奉到正殿后,他们也就变成了神灵。如果不充分理解这一点,尤其是遗族总是把亡魂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是不行的,必须把他们看做是神而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孩子。那些认为人的灵魂与神灵没有多大区别的人,就会出现各种思想上错误的表现。”⑦

从东京招魂社时期的招魂到安魂,到靖国神社时期的慰灵与表彰,从东京招魂社时期由栖川宫炽仁亲王以东征大总督身份主持招魂祭,到靖国神社时期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亲拜”的例行化,为天皇而战、为大日本帝国而战死者的亡灵,从普通人的灵魂升华为英灵,升华为神。“靖国神社与其他众多只有一个主神的神社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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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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