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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林:为什么没有英格兰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19-01-29 01:24:29
作者: 马国林  

   不可否认,这一解释是强而有力的,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对于布尔对贸易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经济问题未予认真考虑,有学者认为原因是这会与主权和领土等更基本的制度产生冲突,他对于把这类“颠覆性的制度”纳入考虑范围心存疑虑。(35)不仅如此,他也没有发现在国家的日常行为中存在多少证据,可以证明它们将贸易视为加强“共处框架”的一种手段,而无政府社会正是由这一框架所定义的。瑞士苏黎世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克里斯蒂安·布吕驰(Christian Brutsch)就此认定,通过把所有经济交往都置于贸易之下,并且把贸易仅仅视为对无政府社会中更高级的“合作规则”的表达,布尔忽略或者拒绝承认国民财富是一个被广泛体认和追求的条件。(36)

   鉴于英格兰学派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足,巴里·布赞于2005年呼吁,不仅要将经济部门纳入对初级制度的讨论之中,而且“对国际社会的所有讨论都要向地区层次开放”。(37)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英格兰学派围绕不同地区国际社会和市场这一“初级制度”业已推出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布赞本人的研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38),但他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系统性理论成果仍然没有出现。

   总体而言,上述三种观点中的前两种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三种观点虽然站得住脚,但是不尽完善,无法形成对英格兰学派何以没有产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满解释。因此,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答案。

  

   二、对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替代解释

  

   如果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三个选项尚不足以解释英格兰学派对经济要素的忽视,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的合适选项?当目光投向英国学派的时候,可以发现另外三个选项有待检验,它们分别涉及一个学派对自身所处学科的位置认定,它所借以获取知识的思想来源,以及它为自身发展所设置的研究议题。通过对比不难明白,无论是英格兰学派未能发展出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英国学派发展出了这样一套理论,都与学派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维倾向有关。

   (一)对学科自主性的追求

   如前所述,通常所说的英格兰学派属于国际关系学,而英国学派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然如此,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虽然存在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严格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相互之间具有难以跨域的坚实边界,学者们只能二者择一地守护自己的专属领地。实际上,立足于一个领域的学派和学者向其他领域渗透或横跨几个领域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既是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具体到英格兰学派与英国学派,虽然二者都强调边界的开放性,但它们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却是迥然不同的。

   在英格兰学派看来,国际关系是(或者应该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查尔斯·曼宁试图从头开始创建一个新学科,他将其称为“社会宇宙学”(Social Cosmology),以此区别于“物理宇宙学”(Physical Cosmology)。(39)在曼宁看来,地球上的整个人类构成了一个社会宇宙,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属于其中一个独立的探索领域。(40)因此,国际关系不应被视为政治科学、历史或法律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学术领域:它使用了这些以及其他相邻学科的资源,但摒弃了它们那些国内的、“受国家所限的”、法律的、伦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假设。(41)

   赫德利·布尔对学科发展的看法显然没有曼宁那么乐观,但他对学科自主性的坚持与曼宁并无二致。布尔指出,尽管国际关系是一个特殊的研究主题(subject-matter),它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学科(subject)。“我们不能说,它像数学、历史、哲学或经济学那样不仅具有自身特殊的研究领域,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公认的方法和技巧。”(42)那么,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其研究范围应当涵盖哪些方面?首先,它关注国家间的关系;其次,它尤其关注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表现为战争和外交),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国际政治;再次,它不是同等关注任何时代的国家间政治关系,而是特别关注当代的国家间政治关系。研究其他历史时期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当代,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研究。(43)在布尔看来,国际关系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要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先前历史、国家内部的政治以及国家间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关系等领域相联系。但国家间政治关系是主要的兴趣所在,其他用以联系的学科只是构成了背景的一部分。这种看法代表着英格兰学派的主流意见,并且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就这样,通过将自我定位为国际关系学者,以及通过将国际关系浓缩为国家间政治关系,进而浓缩为当代国家间政治关系,英格兰学派在学科定位上排除了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能性。

   再来看看英国学派对自身所处的学科是如何定位的。在英国学派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苏珊·斯特兰奇声称,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当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就像美国开拓时期的西大荒(the Old Wild West)一样,对所有文人学士开放。(44)该学派成员普遍支持斯特兰奇的倡导,他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当人为地设定边界:没有什么学科是被自动排除在外的,也没有什么主题和方法会被认为是逾越界限的。(45)

   就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而言,英国学派甚至认为前者附属于后者。斯特兰奇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仅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国际关系关注的是秩序问题(有时几乎执迷于此),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这类问题,而且关注财富与贫困、正义与自由问题;不仅面向国家,而且面向逐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社会中的其他社会群体。”(46)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但不应当是国际关系的附属学科,而且需要将国际关系作为自身的附属学科。(47)许多英国学派学者追随斯特兰奇的教导,抵制任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附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企图。

   就这样,通过将自我定位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以及将国际关系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在学科定位上为创建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扫清了道路。

   (二)对传统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任何学派思想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对于英格兰学派这类本身就很注重思想传承的理论流派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那么,究竟是哪些先前的思想对英格兰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该学派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要素有何关联?

   探寻英格兰学派的思想来源,需要首先聚焦于格劳秀斯、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等国际法学家的相关著述。众所周知,被视为英格兰学派旗舰概念的“国际社会”并非该学派首创。自16世纪初期,一个“由各个社会组成的大社会”的观念就为包括格劳秀斯在内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家所提出。(48)至少从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一词就成为国际法中的内在术语。(49)马丁·怀特梳理了为后来英格兰学派学者普遍重视的国际理论三种传统,他将其中的理性主义思想称为“格劳秀斯传统”,而理性主义的基本论点就是存在着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50)赫德利·布尔则通过对比格劳秀斯与德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Oppenheim)的观点,区分了多元主义和连带主义两种国际社会理念。(51)此外,瓦特尔等18—19世纪的法学家阐明了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身份问题,认为“万国法”是关于民族或国家的权利及其相应义务的科学。由于瓦特尔对布尔思想的影响如此明显,有学者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布尔视为20世纪的瓦特尔。(52)

   其次,霍布斯、康德等政治哲学家的著述也是英格兰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怀特将三种思想传统中的另外两种分别命名为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前者又称马基雅维利传统(布尔称之为霍布斯传统),后者又称康德传统,以此来表明这些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贡献。布尔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是可以忍受的,而个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却不能忍受,这一理念即来自对霍布斯自然状态思想的批判性解读。(53)另有学者观察到,很多英格兰学派学者其实都分享了霍布斯的如下观点:政治冲突是普遍和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54)

   最后,不应忽视19世纪德国国际体系史专家希伦(A.H.L.Heeren)、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历史学家的著述在英格兰学派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布尔就曾指出,“国家体系”(states system)一词首次出现在英文中,就是希伦所著《欧洲及其殖民地政治体系的历史手册》的英译本(1834年出版)。在希伦看来,国家体系是“几个地理上相邻,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因利益互惠而形成的联盟”。(55)这与英格兰学派所说的国际社会含义相近。兰克在其著名论文《大国》(The Great Powers)中阐述了大国具有特殊权利和义务的思想,表达了一种国家按照权力划分等级的新观念,以取代按照世袭地位和先例划分等级的旧观念。这种看法影响了包括布尔和沃森在内的很多英格兰学派学者的思考,促使他们分别从大国管理和集体霸权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制度及其合法性问题。(56)

   由此可见,英格兰学派传统上源于国际法、政治哲学和世界历史理论,因此学者们对经济学研究“先天不足”,白手起家非常困难。如果与英国学派的思想来源做一对比,便更能够凸显这一特点。

   对于英国学派的思想来源,有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道德哲学研究。(57)这种学术传统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分析,它将社会正义推到了前台和中心,因此需要判断力和包容性,而这正是英国学派所欢迎的。至于哪些学者的著述对英国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影响,罗伯特·考克斯给出了较为详细和权威的回答。在考克斯看来,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R.G.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爱德华·卡尔和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是对英国学派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

   考克斯认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科林伍德奠定了英国学派的认识论基础。因为他区分了事实(fact)和数据(datum),认为数据是“被给出的”(given),而事实是“被造出的”(made)。根据这一区分,数据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东西,可以被收集和分类;事实则是造物,必须由制造它的心智来理解。这就意味着数据是供实证科学使用的;事实则是供历史和可以被吸收为历史思考的人类心智活动使用的,这类活动涉及社会组织和发展问题。(58)不言而喻,英国学派使用的是事实而非数据,研究的是结构变迁的历史动力问题而非既定结构中的制度运作问题。

如果说科林伍德奠定了英国学派的哲学基础,那么他的同时代人爱德华·卡尔则就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转变路径给出了现实解释。卡尔在1945年发表的《民族主义及其后》一文中首次概述了他的思想,考克斯认为此文可被视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卡尔看来,社会通过经济变迁已被重新塑造,这种变迁改变了国家寻求自身角色的环境,国家本身也已成为社会转变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的参与实体不只是国家,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即国家—社会复合体(the state/society complex)。(59)卡尔的结论是,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运动既是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种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转变的整个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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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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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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