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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林:为什么没有英格兰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19-01-29 01:24:29
作者: 马国林  
只有少数代表学者具有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和苏珊·斯特兰奇,但后者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大多数学者都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政治学出身[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和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但也有些是历史学[如罗伯特·考克斯和以研究多边主义著称的奥裔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甚至社会学出身[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5)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史表明,学者的专业背景与其学术成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二)对多元主义方法的坚持

   不止一位学者指出,对传统方法的坚持是英格兰学派不注重经济研究的一个原因。这种方法不合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因而对其探讨经济问题具有制约作用。例如,詹姆斯·理查森指出,作为英格兰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忽视与他对一般社会科学的矛盾心理有关。一方面,他承认社会科学之总体进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他追随那些英国传统主义学者,“他们寻求在‘社会科学’占优势的漫长而黑暗的冬天,温暖古老的历史和哲学反思传统的燃煤”。(16)巴里·布赞也认为,英格兰学派代表学者对经济研究之缺乏兴趣,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不断加深的方法论鸿沟所加强。(17)

   这里同样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英格兰学派所秉持的传统研究方法具体是指什么?其次,这种方法是否符合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最后,如果不符合,那么它是否会对该学派研究经济问题造成实质性的障碍?

   英格兰学派理论家通常被认为是忽视方法的,现实主义学者罗杰·斯皮格尔(Roger D.Spegele)因此将其称为“方法论寂静主义(methodological quietism)”。(18)即使在与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辩论的著名文章中,赫德利·布尔也没有详细阐述自己的方法论,而更多的是攻击对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等美国学者指出,英格兰学派领袖人物在方法论上是不精确的或不在乎的:因果关系很少得到明确说明,关于国际社会的主要概括未被转化为根据历史或当前数据易被系统检验的公式,大多数独立变量没有得到清晰界定。(19)

   尽管英格兰学派多数学者比较轻视方法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方法论,或者他们不知道在实现自己的认识目标过程中该使用何种方法。一般认为,英格兰学派的方法论可以恰当地概括为多元主义。但对多元主义的具体内容,则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由著名批判理论家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首先提出、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全面阐述并被巴里·布赞大力推广的观点认为,英格兰学派不仅在本体论上区分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种要素,而且有三种研究方法与之相对应。国际体系是与行为的重复性模式相关联的,因而使用实证主义的分析工具是最有效的。相比之下,国际社会则需要运用阐释主义或诠释性(interpretivist or hermeneutic)方法来探索,因为其关注对象是潜藏于构成任何社会的规则、制度、利益和价值背后的语言。最后,对于世界社会,只有利用批判理论来探讨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社会需要采取实现人类价值目标这一维度。(20)这种解读虽然影响很大,但在英格兰学派内部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因为英格兰学派在本体论上是否属于多元主义本身就是有疑问的。此外,一种本体论要素是否严格地(甚至机械地)对应与一种研究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安德鲁·赫里尔就认为,英格兰学派属于方法论多元主义,但各种方法与各种世界政治组织形式(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之间并非单一的对应关系。(21)

   相比之下,另一种关于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看法则更具有说服力。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高级讲师科妮莉亚·纳瓦利(Cornelia Navari)的观察,英格兰学派的方法论多元主义表现在以下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列维·霍尔斯蒂(K.J.Holsti)维护理解国际秩序的因果路径,将原因的功效与国际制度的出现和分异相联系;理查德·利特尔提倡比较历史的方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认为法律实证主义是研究规范的合适路径;詹姆斯·梅奥尔建议使用休谟式的批判史来理解国际社会的演进并评判规范性主张。(22)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发展了实践(practice)概念,试图以此充实支撑外交实践的各种观念,其资料来源包括外交部门的文件、当时主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采访、报纸和历史档案。(23)

   这些方法看似凌乱,但其中隐含着历史阐释和哲学反思两个基本支撑。一方面,历史研究对于英格兰学派非常重要,尽管学者们对其意义和方法没有形成共识。英国威尔士大学高级讲师威廉·贝恩(Will Bain)总结了英格兰学派的三种历史阐释路径,分别是布尔的历史剧场说(它将历史视为一套或多或少独立自足的教训,人们从中可以得出规诫)、巴特菲尔德的历史“中介”说(这些中介因素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部分,对于人们理解意图的形成至关重要)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历史观(历史受到人们理解当代问题的引导)。(24)另一方面,英格兰学派不仅考察客观事实,而且考察思想本身,体现了“对思想的思想”这一哲学反思的路径。对曼宁而言,如何获取知识是一个理论性并最终是沉思性的练习,需要注重内省而不是观察客观事物。(25)在布尔看来,怀特的三种思想传统之间的辩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再是历史上各种观念的演练,而是成了对想象中的哲学会话的阐释,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对话了。(26)

   笔者认为,英格兰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兼收并蓄,因为它是有边界的。英格兰学派提出的是“什么是国际社会”这类不可证伪的问题,考察的是规则、制度(而非机构)和价值这类不可观察的现象,因而只能通过直觉、判断、移情式的理解和阐释性的领悟来进行研究,对在经济学甚至国际关系学中占主流的科学行为主义方法的拒绝便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就此指出,不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英格兰学派被长期排挤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一个原因。(27)也有学者认为,英格兰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对世界秩序的研究是一种因果解释。“他明显建立了一种因果模式,大体上假定了变量之间的关系。”(28)按照霍尔斯蒂的解读,秩序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的结果:规则(比如相互认可主权独立)、制度(用以支持这些规则)、维持体系的共同利益(支撑规则和制度,是最重要的)。(29)但霍尔斯蒂也承认,一些假定性关系必定要用有条件的语言来表达,并非所有变量都能被简洁地以正式的科学样式来操作。(30)这正是英格兰学派的因果解释与科学行为主义的区别所在,它也说明了英格兰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并不是折中主义的。

   那么,这种传统主义框架下的多元主义方法是否会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实质性的阻碍?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说明。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并非只有科学方法,没有传统方法。虽然现代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但并没有将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严格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作为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方法和科学方法竞争与融合的演进过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使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更不用说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这样具有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著作了。

   不仅如此,实证方法和定量方法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它们也需要和传统方法相互补充。关于实证分析,罗伯特·考克斯指出:“实证性的方法是无用的,因为参数是变化着的,各种相关因素都必须包含在内。共时性的实证主义视角必须被历时性的历史视角所代替。”(31)关于定量分析,苏珊·斯特兰奇的看法是:“应用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计量方法的发展,并没有使理论向前推进。对于应当计量什么的选择太随意,对于判断什么是原因和什么是巧合又太主观,不能成为解释的依据。在大多数场合,这种方法仅仅用来具体证实陈词滥调和加强关于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历史模式的传统论述。”(32)上述看法对科学行为主义方法之缺陷的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尽管在表述上略显极端。

   由此看来,英格兰学派对传统方法的偏好可能不利于其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但还不至于阻挡该学派进入经济领域的学术之门。

   (三)对全球问题和次级制度的忽视

   对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第三种解释强调分析层次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方面是地理层次,即英格兰学派对国际社会的思考集中在全球层次,忽视甚至反对次全球/地区层次的社会性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自己遮蔽在次全球层次之外,从而使得观察实际发生在地区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发展变得困难;另一方面是制度层次,即英格兰学派关注的是支撑共处规则的初级制度,忽视支撑合作规则的次级制度,而经济问题更多地存在于后一层次的国际制度之中。

   传统英格兰学派关注全球层次而忽视对地区和国别层次的研究,确是事实。例如,赫德利·布尔在1977年离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去牛津大学执教时就曾明确表示:“我感兴趣的是全球问题,我重返英国并不是因为我对英国问题感兴趣。”(33)

   然而,从英格兰学派忽视全球层次的研究推出其忽视经济要素,理由并不成立。第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要素既存在于地区层次,也存在于全球层次。战后国际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并行推进的。虽然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令人瞩目,而英格兰学派为人所诟病的也恰恰是对这一进程缺乏关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解体,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及其导致的能源危机,历次金融动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诸如此类的全球性议题往往占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显著位置,英格兰学派在这些领域同样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第二,很多非英格兰学派学者的关注点在全球层次,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在英国和加拿大,苏珊·斯特兰奇对结构性权力的研究、罗伯特·考克斯对世界秩序转变的研究,便是在全球层次上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例。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关注地区和国家层次的学者(如彼得·卡赞斯坦),也有在全球层次上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学者(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均为学界所认可。

在有关国际制度的分析层次方面,英格兰学派一贯重视保障国家间共处的初级制度,而对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次级制度则重视不够。初级制度和次级制度的区分源自巴里·布赞,后被英格兰学派一些学者用于国际社会和世界秩序的研究之中。布赞所说的初级制度是指长期演变形成的国际惯例,他认为最基本的初级制度包括主权、领土、均势、战争、国际法、外交和大国管理七项制度;次级制度则指人为构建的国际机制,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核不扩散机制。(34)显然,经济领域重在合作,主要涉及的是次级制度,而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英格兰学派不重视经济研究的重要原因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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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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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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