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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耀伦:我国西部地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检视

更新时间:2019-01-29 00:53:40
作者: 屈耀伦  

   【摘要】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频发,已严重危及国家、地区安全。在境外势力的长期干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猖獗,多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并呈现出向全国扩展的趋势。但究其根源,西部地区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均为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因此,对我国西部地区(本文仅指甘、青、新、藏四省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视,以便更好地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进行防控和打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文关键词】 西部地区;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

  

   一、我国西部地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成因及其特点分析

   刑事政策是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前提,而如何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须对其所针对的犯罪活动进行剖析,对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成因特点进行厘清与分析。对于恐怖活动、恐怖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犯罪之界定,学术界历经长久争执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难以用单一或是某几种目的概括之,其呈现多目的性,但其中以政治目的尤为突出。随着社会发展,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将不再集中于暴力,控制或影响经济、利用网络、科技进行技术性手段都会成为恐怖主义犯罪手段的新趋势和新选择,但目前仍以暴力手段为主。在犯罪对象上,学术界存在“不特定多数人说”、“不特定对象说”、“象征意义对象说”三种主要学术观点,而“现在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多是集中为具有象征意义或重要地位的建筑或场所,但同时也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因此“其犯罪对象主要是不特定多数人或具有象征意义的对象”[1]。

   对于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民族主义恐怖活动是根源于对本民族语言、领土、宗教、文化、心理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等认同基础上的,旨在追求本民族的独立(或高度自治)而引起的,以暗杀、绑架与劫持人质、爆炸、劫机等特殊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活动为斗争方式的恐怖活动”[2]。其二,“所谓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采用暴力等手段打击无辜者以制造社会恐慌,以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或取得政治优势目标服务的犯罪”。[3]其三,“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界定为旨在使本民族取得政治优势地位或实现政治独立(包括实现自治和建立民族国家),而有组织地对非武装人员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4]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基础、民族政治利益为主要目的、暴力恐怖行为为主要手段的犯罪在学术界已为基本共识。

   对此类行为概念的界定需要突出其行为的本质及表象,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此,考虑恐怖主义活动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又基于刑事法语境下对民族恐怖主义活动犯罪概念进行厘清,本文采取喻义东博士对其所做之界定,即“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恐怖组织实施的,通过暴力、暴力威胁或其他非暴力手段制造社会恐怖,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5]。

   (一)民族恐怖主义犯罪成因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省份最为猖獗,西部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因素为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该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冲突集中且极易被激化。除内部因素之外,长久以来介入的外部因素也对此类犯罪推波助澜。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境外势力长期对我国恐怖主义组织提供政治、经济支持。如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犯罪事件指挥煽动者热比娅逃亡国外后,便受到国外政治势力的欢迎和支持,帮助其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为其发表煽动性的政治言论提供平台。再如,境外恐怖组织长期与我国恐怖主义组织相联系,并为其提供人员培训等支持,有证据表明,我国境内的恐怖组织每年获取的资金以及武器装备有部分来自境外恐怖组织。

   第二,地理、历史因素导致该地区滋生出政治介蒂,为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提供了活动空间。我国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且面积辽阔,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长期处于政治边缘与管辖薄弱区。同时,地理条件亦弱化了该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其长期保持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新中国成立后,虑及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将部分地区设置为民族自治区域,亦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心理差异,加之境外分裂势力的支持和影响,地理地形条件复杂,交通不甚便利,国家反恐资源亦难以发挥效用,为我国民族恐怖组织实施所谓建立“民主主权”、“分裂国家”政治目的的恐怖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因素。

   第三,复杂的民族成分及民族凝聚、排外心理,使该地区少数民族易受民族不友好情绪影响并极易导致民族仇恨产生,在文化、宗教信仰冲突情绪下,最终演变升级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如国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对普通信教群众和无宗教信仰群众进行极端宗教主义灌输。此外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遵循习惯法、宗教法,很大程度上抵触法律的宣传普及,国家司法机关亦难以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掌握和惩处,导致法的一般预防效能大大降低。在境内外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之下,暴力恐怖活动便成为暴恐分子“不知法禁、不畏法惩”藐视国家法度所采取的主要犯罪手段。

   第四,毒品犯罪猖獗为此地区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经济支持。西部地区是我国毒品犯罪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尤以甘肃最为严重。早在1999年,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便已将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列为全国“毒品整治重点地区”,而近年来几宗特大毒品案件均与该地区籍贯的毒贩有关。毒品、洗钱等犯罪所获暴利为恐怖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并在恐怖主义犯罪的支持和保护下进而肆虐发展。由此可见,毒品犯罪猖獗亦为促使该地区恐怖主义犯罪活动频发的因素之一。

   (二)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特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犯罪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首先,从基于传统民族权益意识基础走向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表现出犯罪动机的极端化。当前绝大多数恐怖活动犯罪行为人均受到极端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分裂主义等思想的侵蚀,导致其人格扭曲,蔑视他人生命,判断是非能力基本丧失。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网络的传播下,此种极端化的暴恐犯罪动机会更加具有传染力和蛊惑性,其社会危害性与恐怖效应扩大,防控难度也随之增加。

   其次,犯罪主体有成年男性转向包含女性和未成年人的趋势。如北京天安门“10·28”暴恐冲撞事件中有2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参加;云南昆明“3·01”暴恐事件中有1名未成年女性犯罪嫌疑人参加;在2015年“6·12”伊吉拉特涉恐专案的犯罪嫌疑人中,更有1名28岁女性嫌疑人和3名随行儿童。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犯罪主体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避免。恐怖组织荼毒社会、残酷性以及人员构成复杂化可见一斑。

   再次,犯罪对象从政治标识(具有代表国家权力的人员或建筑)扩展到普通民众,呈现无差别化。基于此前分析,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动机已经呈现出极端化特征,因此暴力恐怖手段从作用于政治标识转向普通群众(包括国内所有民族的普通民众,无论年龄、性别),以期扩大恐怖氛围的影响和社会危害性,谋求其政治优势。

   最后,犯罪手段从以往单一的暴力恐怖形式向多样化发展。以往由于受到信息和技术的限制,民族恐怖主义犯罪手段以人身暴力手段为主,较为单一。但近年已然开始采取劫机、制造爆炸装置、自杀式袭击等手段。恐怖主义的极端性要求其以暴力活动为主要行为方式来实现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目的行为。但是,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终极目的不是通过暴力行为本身造成的结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暴力活动向广大公众传递恐吓信息来实现的。[6]因此,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开始出现,此种犯罪手段隐蔽且智能化程度高,并且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易达到扩散恐怖信息实现特定暴力活动之目的,更加难以防控。

  

   二、“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检视——针对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优缺性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这是我国1979年《刑法》第80条和1997年《刑法》第90条,对少数民族公民犯罪适用刑法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也明确规定对我国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实行“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由此,民族刑事政策从此被确立。

   所谓“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是指我国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所实行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刑事政策。[7]作为办理少数民族公民刑事案件的指导原则,这一民族刑事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工作的开展,为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但是,在民族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民族暴力恐怖犯罪分子走向极端的当下,“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能否作为处理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进而达到政策目的,非常值得探究。因此,我们须通过对这一政策产生的背景及目的进行优缺性分析,方能得出结论:

   (一)优势分析

   法国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Mare Ancel)认为,刑事政策是一种“高于刑法的政治考虑”。因此“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是及时针对各种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对付犯罪现象的对策和措施,这一点决定了刑事政策的制定必然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8]。民族刑事政策正是基于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历史和现状考量而提出的,作为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为各民族发展团结、实现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服务。

   民族政策(狭义上的民族政策专指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国家和执政党为调控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旨在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和共同繁荣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当下,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政策。而由于历史文化习俗等原因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强求在法律上的一致对待是行不通的[9]。照顾、优待体现在刑事法律上,即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在立法、司法上的宽容和关怀。因此,基于民族政策之精神,制定带有刑事法内容的预防、控制、惩治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犯罪,保障少数民族犯罪者人权,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刑事政策,无疑亦属于国家刑事政策。可以说,民族刑事政策既属于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属于针对特定对象的国家刑事政策范畴。

   这一双重属性作为“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本质,使之既满足了刑事政策的构成要件,又达到了民族政策所追求的效果。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特征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追求预防、控制、惩治民族地区犯罪,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少数民族犯罪者人权,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工作的开展,为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了原则和政策依据。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适用“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有利于使其感受到政策关怀和政治宽容并更易于对其进行矫正和改造;在民族政策层面,又为民族关系平等前提下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逐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二)缺陷剖析

基于近年来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出现新特征,“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对之适用在政策理论与司法实践层面均显露出缺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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