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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更新时间:2019-01-26 20:06:22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并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之后,他又在国务院和公检法系统进行了几次传达。

  

   周恩来5月3日的传达报告,全面阐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在讲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时,周恩来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一般地说,这个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但还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苏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东欧国家对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意”。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能”。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恐吓,造成被动”,而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周恩来还讲了要保障个人利益、给地方放权、反对大汉族主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等问题。这些观点显然来自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关于“以苏为鉴”的精神,周恩来表述为:“苏联经验有些很好的应该继续学习, 但是不能统统照抄。”他认为,“十大关系”的提出,“也正是我们三十年革命经验和六七年建设与改造的经验的总结, 也是有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的传达报告,结合政府各项工作的部署,把“十大关系”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披露了许多内部情况,如镇压反革命和肃反的方针以及杀、关、管的数字等。周恩来说:这十个方针,现在还是初步意见,允许大家讨论,还不搞文件。要求在地方传达到县,中央部门传达到司局。用两个月时间和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好好研究一下。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是最早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传达文本。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政策相关性,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苏联方面。1956年8月22日,苏联驻中国代办利哈乔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并与苏共二十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比对。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

  

   利哈乔夫的报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初报告的内容信息,披露了许多不公开的保密数字和人名,不仅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性,而且结合《论十大关系》分析了中国政府许多新的政策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外部世界的眼光对“十大关系”进行政策评估的,许多观点别有见地,为研究《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国际视野的参照系。其评估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治定位,二是对“十大关系”进行的逐条分析。

  

   第一,关于“十大关系”的政治定位。

  

   利哈乔夫报告把“十大关系”称为“十项原则(方针)”,来源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报告认为,“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出台的政策背景是要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这十项方针“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报告认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是一致的。“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第二,关于对“十大关系”的逐条分析和解读。

  

   (1)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认为,毛泽东加强轻工业的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但报告又指出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中国不仅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落后。报告比较了中国与苏联在同一时期的重工业投资占比(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中国“一五”计划的重工业投资比重,要高于苏联“一五”计划。中国为88.8%,苏联为85.9%。中国“二五”计划的重工业投资占比是87.5%,也比苏联同期要高。

  

   (2)关于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力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新工业区的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的指示,利哈乔夫报告评论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中国“一五”计划的前三年里,沿海工业发展速度滞后。报告还说,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70%的工业,二是注意到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形态的变化。毛泽东的讲话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报告还说:现在中国已限制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3)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认为,国家预算给国防拨款依然很高,“二五”计划要给经济建设更多资金。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报告还披露说:军方已有裁减兵员和减少武器进口的打算。

  

   (4)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要求“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报告披露了民众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在1954年和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情况。政府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报告还说,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提出,显然考虑到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5)关于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要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报告同时说,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6)关于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指示评论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民族政策上还有严重的错误,一些地区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中央政府对民族政策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曾派出七个民族政策检查组到各地检查,大幅度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拨款。

  

   (7)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在论证这一原则时,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的“反对派”意义,能够了解“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影响,因为各民主党派本身的总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至5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有明显的政治作用。

  

   (8)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示减轻对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正当的。

  

   (9)关于开展批评的原则问题(即《论十大关系》的第九个关系“是非关系”)。利哈乔夫报告指出,毛泽东批评了对上级唯唯诺诺、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现象。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的缺点。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一反过去的传统,对国家机关的缺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中共不久前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氛围。报告还指出了不足,即来自下面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

  

   (10)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报告特别指出,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国情特点。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不要骄傲,也不要妄自菲薄。

  

   总的来看,利哈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评估,有些主观臆断的地方,如对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赶超心态估计不足,但整体把握比较准确,政策理解比较到位,也有相当积极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到“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有很大的相关性,反映了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初起时的蓬勃气象。

  

   由上可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以及对斯大林内政外交政策的批判,不仅让中共有了“以苏为鉴”的觉悟,而且苏共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基础上提出的新政策方针,也为中共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借鉴模板。这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原始稿本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从周恩来、朱德等核心领导人的报告和当时中共高层的政策动向来看,至少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前,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基本是正面、积极的。所以,如果把《论十大关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思想资源来看,它既“以苏为鉴”也“以苏为师”。虽然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很有限,发展政策也没能摆脱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窠臼,但在国际共运中引起的震动是极其强烈的。然而,“波匈事件”发生后,苏共的立场又趋于保守,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错误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而是脱离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搞了教条主义、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问题。而在群众路线方面,中共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因而不会犯苏共的错误。中共在“波匈事件”后所讲的“以苏为鉴”,已不只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也是对赫鲁晓夫“矫枉过正”的批评。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讲,对苏共批斯大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忧的是“一棍子打死”地否定“个人崇拜”。这是从维护领袖权威的角度给“以苏为鉴”增添的新意义。毛泽东的这些后见之明,与他在《论十大关系》时的思想认识有很大变化,但在中苏关系的历史流变中,却成为后来者居上的主流叙述。这或许也是《论十大关系》迟迟未能公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正是毛泽东从提出《论十大关系》到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时间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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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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