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2月7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19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温铁军就“去依附：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1950s&1980s’土地改革的宏观效应”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王亚华作点评。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温铁军教授本人审定。
感谢胡鞍钢教授做的介绍，也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安排这样一个机会向各界的朋友们做一个汇报。这个其实是我的团队一段时期以来共同研究的成果，不是个人的。
我们原来想提出的是50、80、10，以这三个年代来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村的制度变革如何为城市发生的危机形成软着陆的载体。
那么，为什么讲50、80、10，因为这三个年份其实是三个年代。但，我这一次讲座没有把2010列上，有关内容会提到。因为2010年代还没有过完，所以我想等到这个阶段过完了，再把1950、1980和2010年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新中国从国初以来的一系列演变过程做归纳。
一、思想解放：生态文明转型需要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
因为要讲这样的题目，当然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对此，我们引用的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的理论。
我今天一天在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参加的会议，也是纪念萨米尔·阿明的座谈会，这是一个针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研讨会。上午的会上我只是简单讲一讲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故事。今天晚上时间充裕一点，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完整。
1，生态文明内涵的多元论与发展理论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阿明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是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提出人，同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者。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各位注意，我们现在国内的知识体系基本上还没有达到阿明先生的认识水平。萨米尔·阿明虽然是埃及人，但靠近欧洲，也许恰恰因为北非靠近欧洲，加之他长期在欧洲生活，所以他们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浸淫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而我们作为东亚远隔高山大海，说东亚模式是一个漫长的几千年传承的文明，它似乎还没有感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那种过于强烈的影响，所以我们跟阿明先生的感受有一些差别。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加速了纳入全球化的步伐。我们恐怕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很难避免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因此，介绍阿明的时候，希望各位注意，我之所以要引用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提出的是一个“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我们国家现在强调新的战略转型，是朝向生态文明，而它的唯一内涵就是多样性！相对于转型来说，是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决定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机的结合。如果我们只是维护了自然界的多样性，而没有人类文化、社会的多样性，那不叫生态文明。
中国在21世纪推出重大的转型，是从原来的工业化时代朝向生态化时代转型。今天的很多安排都和生态文明转型有关。而大家如果接受了生态文明，就不应该再用过去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以及那种价值观来看待人类的多样性。
比如说有人跑到非洲去看人们在部落状态下如何生存，衣服穿的少，吃的也不好，就说人家落后。其实人类在不同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条件下生存所表现的社会文化，乃至于不同部落生存方式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必要非得说谁先进谁落后。
因此，引述阿明“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其实就是要去除“欧洲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要用欧洲人所形成的历史、思想，以及西方形成的所谓人文社会体系等等，当成一种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如果不按照这一套来，似乎就是落后的。而“落后就要挨打”……
当我们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希望不必再用过去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一定要把一切都标准化。同理，当我们讲教育的时候，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使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的工具。当你把教育变成工具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大学教育跟社会生态结合。社会是多样的，而大学教育也好，中学教育也好，它只是一个把教育当做工具的、被制式化教材强制性传播的知识体系，目的是要把人原来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多样性都消掉，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这个部件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机器上。之所以全国都要用制式教育，是因为统一的、标准化的知识体系才便于考试。比如现在大学考试搞的大多是题库出题，要背下全套教科书才算是符合这个知识体系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文明转型要求我们的教育也要深化改革。从现实建立问题意识，从实践入手，去了解人类社会文化生存方式的多样性，来充实我们的知识，形成对教育改革的基本材料。这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在做，希望下一代，尤其是年轻人要理解，我们是如何努力地改变过去习惯于为工业化服务的那一套标准化知识体系、制式教育体系，乃至于追求唯一科学真理的一元论思想理论体系。当我们说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是中国生态文明转型要求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体系。希望大家注意了解，中国历史上一直也是有很多符合生态文明的思想家的。
这组图片是我跟三位老一辈思想家交流的合影。分别是阿明先生，沃勒斯坦先生和约翰柯布先生。在国际上有很多去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成果尽管具有很强的冲击性，但却因为不符合我们制式教育的高校体系，所以基本上不在高校课程中表述。
2，乡村建设：中国百年“去依附”的另类努力
中国自己在追求工业化的一百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国内的重量级的思想家也没有在我们的制式教育体系中被引入。以前我讲的时候觉得不太有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乡村振兴的时候，特意讲到了民国年间搞乡村建设的前辈，提到了梁漱溟、晏阳初等等，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则把张謇这些“毕生秉持村落主义”的前辈也纳入进来，毛泽东也曾经肯定过张謇、卢作孚等等这些社会企业家。
中国追求工业化的一百多年历史上，一直是有着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果是非常丰硕的。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人能够有所继承，有所发扬。
其中，我们讲到张謇因甲午战败，1895年签订条约中国向日本赔款大约3亿两白银，如病入膏肓的骆驼被压上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情况下张謇作为清末政治中的清流，秉持“村落主义”开始了南通试验区建设。我不知道“村落主义”应该怎么翻译成英文？因为“村落主义”意味着村落社区的多样化存在。秉持“村落主义”，推进的南通试验区可以被叫做“地方化”，今天叫localization。那么，当年张謇做的是什么呢？是“大生集团”，可以叫做早期社会企业，今天叫Social Enterprise。
这些当代概念，早在中国100多年前进入工业化，特别是民营经济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是实业救国论，和今天你们在课堂上听教科书讲的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企业家追求实业报国，而当年的知识分子们讲的是科技救国、教育救国。那个时候，在救国思想之下仁人志士艰苦努力，从事着各种不同的事业。其中张謇先生就是抱定“村落主义”的本地化在努力，由他开始使用本地的资源做了产业开发，产生的收益全部用于本地的社会文化建设。
张謇一生中办了100多所学校，还办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敬老院、残疾人院、孤儿院，还办残疾人教育、妇女教育，甚至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体育馆等等，也就是大生集团的“在地化”发展，形成了当时世界还没有出现过的典型。
这就是张謇作为一个清流知识分子，以“村落主义”农村的综和性发展为目的，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带动地方综合性发展的经验，这个经验一直延续了30年，从1896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在这个期间，当时四川的卢作孚两次来南通参观学习，1926年张謇去世那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开业，也同样是一个“在地化”的综合发展的社会企业集团。卢作孚接着张謇的事业，继续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在地化的综合发展。
所以说，实业界早期的社会企业家，追求的是综合性在地化的发展，而不是个人收益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当21世纪这个世界在遭遇一系列的危机之后，西方的大企业集团开始强调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要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资源的和谐，追求这个企业所在国的综合性发展，当他们把这些都作为企业的主要目标，讲了四五个目标之后，最后才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要追求收益。西方企业创办动机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人们开始讲最低层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对比较高层次的叫做社会企业。而当世界级的大企业集团都开始转为社会企业的时候，我们这儿的教科书还停留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停留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上。所以就导致经济政策领域中很多现象显得很落后。
100多年前的前辈民营企业家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实业救国，他们所创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追求的就是“在地化”的综合发展。我们没有把这些经验变成中国自己的故事，我们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也因此使得今天研究社会企业的学术论文一上来讲的就是社会企业概念是西方在21世纪怎么提出的。对不起，请你注意一下中国19世纪末期，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形成民营经济的时候，就有社会企业家创办的社会企业。
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相当一批仁人志士是下乡的。我们今天继续坚持下乡，在座也有从农村来的朋友，我们是在下乡之中认识的，在座还有很多志愿者，也是跟我们一起经常下乡的。我们这些做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应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从开始形成的那个时候起，就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自觉下乡去跟农民结合，去搞三农研究，去推动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当年一战之后回国的大海归叫晏阳初，还有大家都知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海归。回来坚持搞乡村教育，搞平民教育。国内的土知识分子像梁漱溟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学位的教授，也是当时举家下乡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下乡开展着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活动。
前辈们所开创的乡村建设被后辈继承者进一步发扬着。我们最近已经接近完成了对这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国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的历史分析，形成了一套对百年来的乡村建设历史的整理。这些应该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因为到现在为止，恐怕世人知道的只是中国的激进发展主义的发展过程，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有很多仁人志士是下乡去基层、是自觉地和农民结合的，是在开展三农领域的工作，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下面这张片子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一百多年农村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有着一个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着，延续到建国之后，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跟农民直接结合，这个经验一直延续到现在。
80年代，我们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大学毕业进国家机关开展农村改革政策调研。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农村研究室，做农村改革试验区调研工作。胡鞍钢教授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在中央农研室的联络室，组织各个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下乡调研，我的主要领导是杜润生老先生。他当时就说：你们如果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我们的农村改革何愁不成功？
后来90年代有了很大的变化，高校全盘西化，知识分子不愿意下乡了。但是当年老一辈交代给我们的任务还在勉为其难地继续着。
现在中国仍然有着面广量大的乡村建设活动，这在全国各地都在开展着。刚才胡鞍钢教授介绍我的头衔的时候，介绍了我是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执行院长，那个院的院长是校长，副院长是副校长，我只是执行院长。西南大学有当年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在30年代所形成的教育资源，包括平民教育、乡村知识，这些教育资源后来被西南大学吸纳收进来了，西南大学校史中就有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和勉仁书院等等这些教育资源的资料。所以我们把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恢复起来了，因为我是长期搞乡村建设的，所以就把我请去当这个乡村建设院的执行院长。后来也被福建请去当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的执行院长。总之，都是在继承前辈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结合推进三农建设这样的经验和学识。
我先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铺垫，告诉大家我们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下乡跟三农结合的实践当中。因此跟教科书知识有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大家理解。
3，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农业异质性及不同制度经验
我们先看和教科书最大的不一致是什么？
资本主义农业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三分天下。但，被我们的教科书当作模板来推崇的只是其中之一，叫做大农场农业。需知：大农场、大种植园这种农业一产化形式，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存在。但是，因为西方教科书不会强调其占有殖民地是以国家为单位反人类的犯罪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只强调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注意，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的大农场农业，大都不承认原住民土地财产权益，并且是在大规模屠戮、或其他的方式让原住民人口减少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谓大规模的农场经济，也因此他的农业单位叫做Farm，Farm是农场，他的农业经营主体是Farmer，是叫农场主。我们照搬了美国的教科书，错误地把Farmer翻译成农民，对不起，却找不到在中国对应的主体，我们的农民是什么？是Peasant。但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如果去跟他们学术界交流，他们已经在讨论End Peasantry。
由于概念不清晰，弄得现在很多人到网上宣传，说美国那么少农民，养活了多少人口，对比中国数亿农民才养活很少的人！借此证明中国多么落后……对不起，那是美国农场主而不是农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是不计算在内的，大量的农场工人是从墨西哥偷渡过来打季节工的。没法计算有多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只能计算他统计上给的那个Farmer，农场主的人数就被我们误以为是美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所以，一个概念的差别导致了整个认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差别。
再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前提是原住民人口大量的消灭，在美国的原住民还剩下52万。在哪儿呢？亚利桑那的保留地。我特别劝年轻人，不要只看你们教科书上所讲的那些东西。我去过美国十多次，至少三次探访过原住民，去他们的部落做交流。他们说：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但，还能是他们的吗？他们没有这个殖民地国家认可的权利。
好了，接着要问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原住民。当很多人跟我讲美国农业效率高的时候，我会说对不起，请你把自己消灭到2%以下！因为，美国的原住民剩下2%了，加拿大连、澳大利亚2%都不到，所以别跟我讲中国要搞美国模式大农场！先问你是谁，你就是原住民，亚洲原住民能把自己消灭吗？不能。所以不要想我们能像美国那样搞大农场。很多人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给出的理论逻辑说，如果把农民都进城了，土地私有化了，再通过交易市场化，就能够产生大农场。我说你把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产生不了大农场。
那农业现代化还能不能实现？对不起，你去看看日本、韩国，看看中国台湾，应该说比中国大陆现代化程度高得多，城市化程度也高得多吧？那么，请问东亚地区难道是大农场农业吗？到日本去看看，俗话说30亩地一头牛，现在的日本改成30亩地一架拖拉机而已。日本农户平均规模2公顷，30亩地。韩国也差不多，平均规模两三公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也都实现了吧？可为什么没有实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种大农场呢？因为是原住民国家。
千万不要忘了国情，在国情研究院给各位作报告，先得强调什么叫做国情。
所以，由此提一句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讲的最重要的“新三农”，他讲的是什么道理？小农经济长期化。这叫做国情理论，一个大国领导得吃透国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真的达到了70%，仍然会有4—5亿农民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我们是不可能消灭小农经济的，也因此小农经济如何进入现代化呢？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叫做国情意识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三农”思想中的第一条叫做国情意识清楚，这是一个当过六年大队书记的人能说出来的话。他也是清华博士！
有这个国情意识接着派生出的第二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战略性判断，叫做“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相辅相成”。中国是要加快城市化，但如果城市化是以牺牲乡村、使乡村衰败为代价，就得逆城市化了。所以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应该是相辅相成，这叫做战略判断。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看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承载的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化是不可能在城市实现的。城市有生态化吗？北京这两天太冷刮大风雾霾才下去。否则，我们不就是霾都吗？
生态文明强调自然界的多样性而与乡村十里不同风的多样化生活有机结合，乡村就成为生态文明基础。据此可知，这种自然多样性和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有机结合才成之为生态文明，恰恰是在作物多样性被地理资源条件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农村才存在。所以，乡村振兴是我们贯彻生态文明转型的基础性战略。也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转型的城镇化、逆城镇化的辩证关系说起，指出乡村振兴是中国21世纪内涵最丰富的领域。
接着我们刚才讲到的世界农业三大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殖民地的大农场模式，不适合东亚原住民社会。中国，日本、韩国等周边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也不适合搞大农场农业。
好了，我们再进一步看原住民为主体的欧洲国家，难道他们适合大农场方式吗？不。欧洲国家到现在为止是中小农场为主，实现的是绿色主义导向下的多功能农业。他们早在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调整他们的农业政策。随着70年代的欧洲低端产业对外转移，大量的城市下层和失业者纷纷下乡，所以欧洲的农业现在变成了小市民为主的农业，欧洲的农场60%以上是市民在经营，也因此市民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当然不是以追求农业产出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多功能的综合性的农业。于是，欧盟农业70-80年代发生的转型就变成小农场的市民化经营的多功能农业。这就是欧洲在90年代提出共同农业政策的前提条件。
所以我们看世界农业三大类，大农场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欧洲小农场是市民化的。接着就是东亚原住民这种小农村社经济。小农经济一般都得靠村社为载体的综合农协，才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而不可能是靠单个的农户。
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都是以农会制度，包括中国台湾，都是以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来维持农业的长期发展。唯独到我们这儿错把美国殖民地大农场当做目标模式，那就非要把村社经济打散，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了国情论、战略转型之后，提出要建设“新型集体经济”，要通过综合性的合作社来使农民有进入现代化的路径。据此看小农经济跟现代化结合的路径是什么呢？主要是综合性合作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很清楚的。
总之，以上这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式的条件差异显著，客观上互相都不能照搬；这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也希望大家理解。
接下来看印度，跟我们一样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印度到现在为止仍然进入不了工业化，原因很复杂。很多人到印度去投资，说印度是一个12.6亿人口的大市场，很快会赶上中国的人口，因此一定要去开展产业投资。但是各位注意，印度有92%人口生活在灰色地带，只有8%人口是按照西方制度维持的所谓城市存在。所以有的企业进入印度以后做亏了，亏在不了解印度国情。
印度的农村制度长期维持的是土地私有化。印度的国父甘地曾经试图推进土地改革，但是实际影响面只有百分之三点几。印度至今是一个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越是低种性群体越是没地，所以低种性跟无地几乎是同一化的。印度有30%多的无地农民，农村的贫困率在很多地方高达50%以上，随之出现的就是农民抗争。
我去印度十几次，大量的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尤其是一些冲突地区，因为我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包括985项目，都是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如何转化的。我们看到印度农村的对抗性冲突几乎是不可能转化的，主要因为没有推进土改。也由此可理解为什么我这一次要给大家讲土改？对比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由于没有土改，他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不能做到让农民相对平均的占有资源性资产，其结果就如印度。当然，不是说印度不好，其实印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看拉美化陷阱。
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进入工业化，为什么拉美进不了？为什么只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能够进入工业化？主要是因为拉美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自己的农业产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拉美的大规模农业是被跨国公司占有的。跨国公司是为国际市场服务的，最终获益取决于虚拟市场中的多空交易。因此跨国公司不为拉美各国提供农产品，于是乎，这些拉美国家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得靠进口，那它的劳动力的基础价格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高，而不可能形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道理在非洲也同样。所以我们有人到非洲去，认为应该接受我们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时候，缺乏对非洲的基本常识。非洲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非常高，因为从欧洲转运，也因此导致他没有办法进入工业化的门槛。
这一点在拉美、在非洲、在殖民地基本是一样的。
注意，这些国家大量的小农经济被跨国公司击跨，土地被大农场主占有之后，小农被迫进入城市变成贫民窟的贫民，往往是被黑社会控制的，因此这些国家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二、再依附：金融全球化阶段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拉美陷阱很大程度是大规模的农业不为本国服务，因为是被跨国公司控制的。当我们把农业完全对外开放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再依附”的风险。
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阶段，国家竞争是有一个明显的微笑曲线决定着的。什么道理？就是在金融资本阶段可以全球通吃的是金融资本的核心国家。凡是和金融资本对立的国家都是属于那些维护资源主权的国家。注意，在左侧这一端上可以看到这些资源主权国家，因为拥有资源主权，所以可以搭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便车。金融资本控制全球的今天，谁能搭便车？俄国、伊朗、沙特，原来还有伊拉克、利比亚等等。后两个国家因为搭便车搭的太顺了，甚至还要试图做自我调整，比如伊拉克原来的总统萨达姆说今后的石油贸易用欧元结算，于是欧洲人不同意干他，美国人坚决把他干掉。利比亚的卡扎非说欧元也不要，我要用黄金结算，所以美国人、欧洲人联手把他干掉。
现在核武器最多、显得块儿头大的俄国，自己掌控自己的资源出口，因此俄国是拥有资源主权的国家，他就可以搭美欧日货币增发的便车。于是，美国搞制裁就只能先制裁伊朗等等没有核武器的弱国……
这个微笑曲线之中，制造业国家在最下面。如果我们不能加强乡村建设和社会建设，制造业在两头挤压之下，是没利润的。相当多的沿海一般加工贸易型的工业企业，其实吃的是社会租，就是劳动力该给得没给。或者吃的环境租，环境成本该付的也没付。所以现在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本质上，是90年代以后这种发展方式造成的，我们把它叫做激进的极端化的发展主义。
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竞争中我们尚处在微笑曲线的低端，因为产生的利润过低，所以进入产业升级，带动科研投入等这些方面都不足，这也是我们的竞争劣势，有必要进一步做调整。
把金融资本拿进来分析才能看清楚2010年代。
新世纪第一个10年，自2001年美国发生双重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对中国输出造成高增长。但，美国2007-08年金融海啸爆发，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和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西方金融资本巨大制度成本对外转嫁造成第二个10年期间中国发生输入型危机。
大家都知道美国2011年发生了9·11事件，这是政治危机，同年发生的是“新经济危机”，也叫IT泡沫崩溃，由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同时发生，导致2002年美国的产业资本纷纷外流。资本外流主要是找到基础建设相对比较好而且要素价格比较低的国家，中国于90年代后期大规模推进基本建设，所以外资滚滚流进中国，使中国2002年开始复苏，2003年成为FDI第一的国家，超过美国。原来美国一直是FDI第一，也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我们是外商投资第一的国家，也造成中国现在的产业2/3是外资控制。
大量的外资产业涌入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制造业最大的国家，但产业主要是外资的。因此美国要制裁很大程度上犹犹豫豫，不是它不想彻底收拾中国，而是因为同时被收拾的还有在中国境内的美资企业。所以要开听证会，请这些美国产业资本回去要求国会赦免。当要加征关税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制裁的不光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也包括在中国的那些大量的外资。
在外资进入中国带动工业化高增长的过程中，任何外资进入，在中国仍然有货币主权的条件下，都因外汇增加造成人民币的对冲增发。所以，使得中国迅速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在短短的十年期内变成一个资本严重过剩的国家。我们现在一国的货币增量是美日两国的总和。我们是货币增发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原因是因为外汇滚滚流入。外国的产业流入，造成了出口大量增加，出口增加导致外汇收入增加，正赶上人民币因双顺差而不断增值，那这些外汇就都要进来换成人民币，占有汇率升值的利润空间，就导致中国对冲外汇增发的数量占全部货币增量的2/3以上。这就是量变到质变，当占到2/3的时候，请问中国的货币依据什么？这就是问题了。
中国为什么要增发货币？而增发大量货币为什么没有造成通货膨胀？
当然客观上中国本来也在对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正常地增发货币。美国增发货币可以向外输出，因为美元是世界结算货币，也是世界储备货币，各国都在吸纳美元。实际上美国增发货币所造成的通胀压力被释放到世界上去了。因此，美国可以不发生通胀，所以大家看这个图示，我们在美国通货膨胀的问号旁边打了一个×，表示美国有条件大规模增发货币却不发生通胀。
但是中国不能向外输出通胀，大量增发货币为什么也没有发生膨胀？我们现在通胀率在3%以下，为什么？是因为2010年代，一是与50年代类似，农民以资源性资产——土地，大量吸纳了国家超发的增量货币。二是最近这几年新出现的房地产业的价格虚涨。当然，有一些大地产商不承认房地产泡沫化，这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地产商。但是，如果看客观事实，2010以来大规模增发货币流进房地产，造成的价格上涨，过量的增发货币之所以不造成国内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地产和房市吸纳了大量的增量货币。
从这个角度说，土地问题是宏观问题。
土地成为吸纳过量增发货币的蓄水池，也导致了国家农业政策的失效！由于大量的土地被房地产市场开发所占用，导致土地作为要素的价格不再是以农业的第一产业投入产出来决定，而变成“外部定价”。而土地作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被外部定价，农业就严重不景气。无论谁来从事一产化农业都会“不经济”。我国农业遭遇到的是外部性矛盾，难以被农业部门的政策化解。
对此，早在90年代中期我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农业是问题，但不是农业的问题”。此后我长期强调中国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而三农在经济基础领域主要是三要素长期净流出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和小农破产的问题……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大家就知道本币大量增发却不发生通胀在现象上看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客观上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形成通货膨胀的基础。从图上看，中国货币增发那一条红线上涨的非常陡。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货币增量是陡然向上的。同时，我们实际上遭遇到的是外部需求大幅度的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实体经济不景气。并且，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资金一定会离开实体经济进入虚拟部门，“脱实向虚”是基本规律，谁都挡不住。
大量资金离开实体经济进入的先是股市，接着发生股灾。股市打掉了一批过量增发的泡沫，接着资金进入房市，所以房价在2016年高起，2017年仍然维持在高处，2018年秋开始回落，今年冬天到明年（2019年）春夏之交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房地产价格虚增的那一部分可能会被渐次挤出。
归纳一下：金融资本阶段货币大量增发，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如此，中国也如此。
但是，我们的增发某种程度上带有被动性，大量的外汇流入使我们被动地对冲外储增发货币。实际上也从量变到质变地改变了中国现在的主权货币的内涵。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核心经济主权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在这种条件之下看中美之间发生的冲突，恐怕就不再简单理解为贸易摩擦，不是贸易战，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总量快速扩张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它的出路。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基本上都跟中国签了双边货币协定。本来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整个东亚社会是世界上美元储备最多的地区。所以本来是东亚和东南亚要建立一个货币整合关系，当时是东盟+1，+2，+3，形成东亚区的本币结算。东盟和东北亚之间的区内贸易量很大，如果都用美元结算，就意味着我们都变成了吸纳美元、帮助美国弱化通胀的贡献地区；相反，如果都用本币结算，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各自本币的地位优势抬升。这件事情，其实跟欧盟发行欧元有相似性。也因为东亚提出这样一个动意，并且进入实操阶段，就导致美国作为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严重的不满。于是乎，奥巴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高调宣布重返亚太！
所谓美国重返亚太，其实就是以软实力和巧实力手段确保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利益冲突中美国可以取胜。
但是得注意中国的金融资本跟美国的资本具有性质上的差异。美国的美联储制定国家金融政策，但美联储是私人银行家组成的机构，代表的是银行家的利益。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当局，是政府部门，代表的应该是国家利益。客观地看这两个管理部门，尽管都是服务于金融资本，但是因为形成金融资本的本源乃至于货币政策制定及执行体系之间的本质差异，使得中国的金融资本某种程度上还是被国家有效掌控的。
刚才胡鞍钢教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中国农业银行的独立董事，我已经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7.5年了，但按照规定我不代表农行发言。我们农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银行，被称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央规定农行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因此这个大型商业银行必须维持对农民的贷款持续增加。因为，国家资本在国有银行是最大的投资，农行就是银行资本金80%以上来源于国家，因此国家当然是第一大股东，直接控制农行的结果是无论是赚是亏，都得服务三农。因此，中国的金融资本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听命于国家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国有银行性质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世界上金融资本都在扩张，但是中国的金融资本也在高速度扩张，却不能像西方那样对外输出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以来，农村土地对中国经济作用是宏观方面吸纳了过剩的流动性。
进一步看怎么能够让土地成为有效吸纳过剩流动性的载体，同时又能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保护。这就需要我们做细致的制度设计。
这个说法也有依据。因为在去年中央农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时候明确批评了过去的粗放发展，数量型增长；要放弃过去的那种数量型的粗放增长，进入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注意，过去的那种粗放增长一定是有一套粗放制度相配套的，也包括一套粗放的改革思路。现在怎么改呢？得改变成符合质量效益型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所以改革正未有穷期，但是，任何改革都得符合生态文明的国家转型要求，符合质量效益型发展。
也因此，尽管今天我们都知道货币增发出现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怎么吸纳流动性要靠“生态资本深化”。让2010年以后的中国的农村资源性资产通过“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的改革，通过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一系列精心制度设计，来使农村中大量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甚至进一步推进资本化，这也可以使得金融变成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工具，而绝不是使实体经济被金融资本所左右。
这一点，应该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内在性的机制性的问题。需要大家适当予以关注。
这两张图告诉大家，美元的币值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是下降的，因为过量增发。大家也都知道1971布莱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增发如脱僵野马。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虚拟经济，使得美国的虚拟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因为世界把美元作为实体产品贸易的结算货币是二战造成的。因此，到现在为止美元仍然维持着世界储备货币和世界结算货币最大份额。这张图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结算货币的60%仍然是美元。尽管欧元崛起分了美元的蛋糕，但那毕竟都是西方世界。何况，欧元只占20%多。现在人民币崛起，石油期货用人民币结算，并且以兑换黄金为保证，接着铁矿石的期货以人民币结算，这是明摆着要切人家的奶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中双方之间的冲突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战，而是背后的金融资本阶段的对抗性矛盾，美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必须要看到背后一系列复杂的背景，才能理解现在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再进一步看债务危机。因为我们用土地这种主权经济资源吸纳流动性，实际上仅是暂时有效。各个地方的地方政府债务率不断爆出来，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也是非常高的。这个过程本身是和农村建设用地大面积借口以租代征被征占，同时造成征地的价格不断上涨，货币增发与房地产泡沫化直接相关。也因此，GDP虽然增速下降了，带动房价也下降；但是，各地政府土地征占是持续追加的，但却是用于给银行抵押套现来抵消债务利息的。
结果导致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在增长，但是剔除土地购置费之后的投资增速是明显下降的。表达了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债务率过高，所以地方政府必须维持征地以后到银行套现，套现率为70%，拿过来钱以后把陈欠利息填平，然后银行才能把陈欠转为新欠，这样国民经济的整个过高杠杆率被掩盖住了，不至于马上爆发。
越是发达的地区，地方土地融资平台杠杆率越高。如果不抓紧推进转型，将难以为继！
看这张图，这是去年的分省财政数据，还有7个省是有财政结余的。到今年的数据出来以后，大概只有三四个省有结余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高度关注怎么化解财政的过度负债，把这个问题当成我们近期战略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来处置。
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过高的话，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它所内涵的债务率太高，包括居民买房也形成大量的负债，官民负债都在房地产上。
一般看三大负债对GDP占比：政府负债、居民负债和企业负债，加总到2018年，几乎是世界最高。在这种高债务率的压力下，如果不能善于利用相对过剩的金融流动性来替代高度负债的地方财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无以为继。
最近这些年土地出让的比例在持续增加。城镇化本身确实造成农业的衰败，越是加快城镇化，土地价格就越来越被城市市场所左右，地租价格不断上涨，最终造成农业类企业和农民都支付不起地租。所以，进一步思想解放要形成清晰的问题意识，要对以前的土地改革作出一个更为和宏观战略相关的分析，才能有对今天生态文明转型更为明显的问题意识。
三、思想创新
1，问题意识——去意识形态的老土改述要
下面介绍1950和1980两个年代的故事。
我在以前的演讲中曾经提到关于总地租的理论，只要能把地租真的全额收归政府，被国家所有，就可以完全免税。中国孙中山是这样说的，据崔之元介绍美国早年亨利乔治、现在的斯蒂格力兹，也是这样看。
总租理论是个依据，要看总租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发生作用？
先看1950年代的老土改。
40年代，特别是1946年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打响之后，国民党政府深陷财政赤字危机。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还可以从海外得到援助，到1946年因国内战争而不再给了。于是国内战争只能靠国民政府拿财政去养军队，军事开支占到财政的80%以上。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政府大量增发货币导致货币体系接近于崩溃。美国人帮助做的中国金融深改设计，那也是顶层设计。
战后因美国占有了世界60%的黄金，发行全球70%的货币，而使美元成为美金。于是，美国专家告诉民国政府应该借入美金来发行“金元券”替代过去的主权货币。所以1948年民国政府一个重大的深改措施叫做金元券改革，但是，这项金融改革仅4个月就失败，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而国民党的军队是要靠军费支撑的，当恶性通胀摧毁现代化金融体系，就意味着现代财政也没法给军队发饷，军队就不打了！所以共产党军队打完淮海战役，再往江南打的时候，所到之处，哪怕只是去了一个连队，对方的军队都会沿着大路把枪放下，等着收编。
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的胜利。
但是接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可有农民革命胜利以后，还能够维持大城市可持续生存的先例？没有。共产党在农村可以低成本生存。例如，陈毅说淮海战争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实际上一个前线士兵背后有38个农民支前，而农民是不要现代财政管制的。也不要拿货币，共产党的军队打一个白条，就可以从这个村调100床棉被，那个村调100个门板去抬伤员，再让另外一个村多做一百双军鞋……那时候没有现代货币交易，给农民签下字就可以打仗了，所以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几百万现代化军队，是靠着农村“物物交换”的传统方式。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同时告诉农民支援解放军打仗就是保卫土改果实。而这对前线政治工作也非常有效，在阵地上用话筒一喊回家分地，对方士兵就不愿意打了。
农民要分地，乃是几千年的制度需求，也许应该算儒家共产主义？满足农民这个需求就打下来了。但是，当共产党接手大城市之后怎么办？当时的政策是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管理部门及教职员全盘接收，包括打扫卫生的都要接收，每天都要花钱，所以必须在城市维持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现代财政和现代金融。但是接手财政必须建立的税收依据是什么？没有，城市生产一片凋敝。
一旦接手大城市，尽管军费没那么多，但新政权遭遇到同质性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严重赤字，为了维持城市开支，新政权的财政赤字在1949的时候高达70%以上。靠什么弥补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当时国库里的黄金和外汇都被运到台湾去了。这个时候新政府在城市发行的货币每一块钱都算是“毛票子”，因为没有发行货币的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但是，在生产没有搞上去之前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若仅通过大规模印钞来抵那70%的财政赤字维持大城市运转，结果就势必加剧恶性通胀，比起国民党垮台的通胀速度并不慢，按月的通胀率在30%以上。
所以，新政权接手大城市后的第一个大挑战，就是要用导致旧政权垮台的现代财政、现代金融来维持城市的生存，宏观条件甚至更差！因为没有形成现代财政、现代金融的依据。所以“国初”危机性质上是非常深刻的，形势上也是非常严峻的。
谁来挽救国初危机？被土改恢复了的传统小农村社制度。有四个化解危机的直接效果：
一是减少财政覆盖人口。共产党1946年开始到1951年结束的一次土改，让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回家种地，和当时的政府财政金融基本上没关系了。政府只需要管这不到12%的城里人，这是第一个重大改变。
二是通过精兵简政让农村基层有人管事。大量的军人复员转业回到农村成为基层骨干，每个村都有人管，不是光分了地以后就没人管事，而是靠100多万转业军人加强基层管理。
三是平抑城市物价。在城里原来制定的方针是发展新民主主义，主要是通过发展私营经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族工商业建设。但是，在高通胀的压力下没有任何实体经济能够维持，不管是什么性质。于是，私营经济有一点钱都拿出去投机，要么投机外汇，要么囤积生活必须品，当年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里这叫做炒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于是，共产党刚接手大城市就不得不连续打了三次“三白战役”，军管会直接去对付那些投机商。并不是新政权不想发展私营经济。对不起，一般市场体制下的私营经济是不可能抗通胀的。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新政权在农村分了地，农民就拼命增加生产，这叫做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维持家庭。接着就是小农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要做的外延扩张——追加土地。那就得节衣缩食，用更多的农产品交售来获得货币，用积累的货币再去买土地。这就是土改恢复了传统农民的行为。
全国土改之后，农民因扩大再生产而大规模交售农产品，就使得共产党收购了足够的“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在城市打赢了三白战争，参与囤积居奇的私营经济由此被打败。这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斗争，而是化解了经济领域客观上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困境。农民向新政权大量提供了农产品，也就大规模吸收了新政权增发的货币。为弥补赤字而增发的70%货币中有50%左右被农民交售农产品拿走了。于是，大城市的政府手中有足够的农产品对抗被投机加剧的通货膨胀率。短短的几个月内，因农民在秋收之后向政府大量交售农产品而使国初危机基本上得到化解——城市的通胀率迅速下降，生活必需品供给充足。
所以说，是传统的小农救济挽救了刚接手民国大城市的国初新政权！
1950年的老土改怎么回事？很多人没有做宏观分析。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强制性演变代价都是巨大的。今天不用讲具体代价是什么？网上到处都是那个年代伤害了多少人。但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底层群众起来革命都会发生类似情况。
总之，这个土地革命催生的新国家新政权免于被恶性通胀所打垮，靠的主要是1950年代全国推进的土改。
此外，更何况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全民的动员，中国成了世界上农民人口被广泛充分动员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国家政治建设参与度是世界最广泛的。在西方国家动员投票很难。但是在中国土改中所动员的农民参与度几乎是100%，甚至连长期以来没有地位的妇女，也因土地革命而被全面动员起来了。现在老一辈的人还有知道当年有“大识字班、小识字班”的。小识字班指的是年轻的、未成年的那些女孩子们，让她们去识字。大识字班则是成年妇女去识字。妇女识字运动，大生产运动等等这些做法，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充分动员起来了。
请注意女性的重要性，在农村实际上实行的是家庭兼业化条件下的内部分工。因为家庭内部分工带来大量不计劳动力成本的工副业的生产，才使得整个城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给是充分的，遂有市场繁荣，物价相对稳定，国初危机就如此度过。
所以，客观地回顾1950年代，是土改恢复了农村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并且是家庭兼业多样化的这种传统经济的广泛存在，挽救了国初危机。
好了，我们一步穿越到1980年代，尽量把这个故事讲完整。
其实我们的土改并不是永远都是激进的。从当年的共产党加入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演化过程来看，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在不断调整变化中的。毛泽东的土改，也是在激进土改和改良土改这两者之间随着不同的环境而做的调整。
我们再看整个东亚的情况。
应该说整个东亚在二战之后实行的都是耕者有其田——平均分地制度，所以整个东亚都进入了工业化。而没有平均分地的南亚、西亚，都进入不了工业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亚和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稳态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是菱形的，它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而东亚社会因为分了地，变成了超稳态的金字塔形结构。到现在为止，东亚社会发生非战争形态的大规模社会冲突都少于拉美、南亚等等。这是土地改革制度所派生出来的结果。很多人都奇怪，比如像1960年的时候农民遭到很大灾难甚至饥饿死亡，为什么却不反抗？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因为东亚社会的长期稳态结构，是经过农村财产关系变革以后形成的。
老土改之所以内在的具有“去依附”性质，跟刚才讲到的阿明理论直接相关，它确实是一次典型的“去依附”，使得整个东亚社会不能再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看待。
当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条件下维持“去依附”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在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三农都做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怎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集体化获取三农剩余。相对而言，旧社会通过地主经济，新社会通过集体化，客观上都得有利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2，1980s’新土改化解外债转化的赤字危机
我们再看1980年的新土改。
稍微往前说一点，中国所谓的开放是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的。中央原来在1963年就提出要调整结构，把苏联留下来的偏军偏重的工业结构调整为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结构。当时就决定要上轻纺、化学工业，要上一般消费工业。但是60年代的外部地缘政治条件不具备，于是中国陡然转向三线建设。那就意味着要继续维护军重工业的“市场无效率”生产，因为军重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为了打仗，而且得打赢，把对方的资源占有，把对方的财富搬回来才算是有正收益，否则军重工业的维持是高成本的。
苏联东欧当年战略性援助中国留下的军重工业体系维护成本极高。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条件下60年代所谓的普遍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为维持军重工业体系支付了双重成本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到70年代，当中苏发生冲突，美国得到历史性机会“重新夺回中国”——这是美国的说法——尼克松说我去见毛泽东要先送他一个大礼，这就是解除对华封锁的背景。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紧急制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军重工业结构。
因此，7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43亿引进很快就造成财政赤字过百亿，就跟拉美国家引进外资进入财政赤字危机类似，发展中国家70年代遭遇债务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到80年代拉美国家的赤字危机爆发，中国为什么不爆发？就像我们刚才说2010年代中美都在增发货币，为什么两国都不发生通货膨胀？其中道理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继任，可以叫做“毛规华随”，华国锋继续引进，比毛泽东翻了番，他要引进82亿，实际引进接近100亿。而且华国锋原来说要慢一点来，8年引进82亿。结果各地都着急，华国锋又不能控制，于是把两年之内全部计划额度都引进了。结果造成70年代毛时代增加的外债没有解决，华时代的外债几乎是毛的2-3倍，到了1978-1979年财政就过不了日子——外债在中国体制之下直接转化为财政赤字。所以我们到70年代末财政赤字高起，累积赤字是财政总规模的大约25%，也就是说应当有1/4的财政需求是不能开支了。到那个时候也不能再宣称既有外债，又有内债。那怎么办呢？二次土改。所以就像毛泽东1949-1950年全面土改一样，1979-1980年邓小平搞了第二次土改，做法还是给农民按家庭人口平均分地。
这一次新土改怎么救的中国呢？
刚才说拉美国家也是引进西方设备，就因为外债过量而导致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一系列的政权更迭，严重不稳。相对而言，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1980年土地改革以后，大量过剩的农民劳动力就地转向乡村工业，对于国内重工业和设备制造业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例如乡村工业要上缝纫，要上纺织和各种各样的轻工、化工，恰恰对上游的城市重工业形成拉动。到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内需，出现了内需拉动性的良性增长。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梦寐以求能靠内需拉动，但是内需上不去也是普遍的。而中国却在80年代因为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民，进入了农村工业化而产生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增加，于是，那个年代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大大的快于城市。有人说“搞导弹的不如倒腾鸡蛋的”。那个时候农民有万把块钱就很了不起，地方政府鼓励万元户。再加上当时城市工业的不景气，大量的城市工程师、技术员都变成乡镇企业的“周末工程师、技术员”。
总之，乡镇工业的蓬勃兴起，农民的收入提高，极大地活跃了中国市场，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内需拉动。那么，代价是什么？当时的经济代价就是因农民的消费需求和乡村工业的原材料需求都过于强烈而导致通货膨胀。
所以，80年代这一次新土改再次救了高负债的现代城市财政和金融。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拉美危机，不是靠别的。当然，也是靠总设计师，也是靠改革开放路线，这些说法都对。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国初农民人口大约4亿，改初大约7亿，人均耕地资源下降，是农村改革解放了过剩劳动力。
据此认为，再度土改产生的宏观效应，一是强化了国家还债能力，二是形成了世界难得见到的内需拉动式的增长。
讲到这儿我的故事应该差不多了，因为一个小时的演讲已经到点了。
到此打住之前。大家看后面这几张片子，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生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一系列现象。
当时为什么不能向农村转嫁？是因为家庭承包以后政社合一的集体化解体了。不是毛泽东时代没有危机，毛东时代也是靠向农村转嫁而度过危机的。那个年代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农村去至少能吃上饭。1960年发生危机的时候，向农村大约送了10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到60年代末期国家维护军重工业而开展三线建设，相当于倍加的成本支付，造成1968年再次遭遇危机，又向农村输入大约17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而到70年代末这一次危机不能向农村输送城里青年人了，反而是大量的下乡青年又得回来，从乡下回来的差不多有2000万，在城里还有差不多2000万不能就业。于是1979—1980年，当时叫做4000万待业青年，我就属于那4000万之中的一个。周围的同学大都属于这一类。据此可以说，我们属于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那一代人。
知青都要回城，城市危机的代价不能再向农村转嫁。所以1979-1980年的危机硬着陆砸在城里，砸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改革，农民家庭承包救了当时陷入深重的债务的中国经济，所以它的宏观效益是清楚的；二是推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城市出现大量的犯罪，社会问题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家庭承包，演化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这个过程，作为农村改革的宏观效应，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40年改革经验。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答 观 众 问-
应该说问题问的非常广泛。我今天晚上的讲座，涉及到从宏观的发展战略，以及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乃至于资本主义进入的金融资本阶段所发生的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联系到我们百年的历史变迁上来谈，这个跨度大了一点，所以大家提的问题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综合起来说吧。
第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找得到成功的范例。所以各位提的问题中关于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目标，我说作为目标没有问题。因为，中央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3年国家三五计划讨论的时候已经把四个现代化目标都提出来了。可见，中国提出现代化目标没问题。刚才王亚华教授也说要在哪年实现现代化目标，这些作为目标都没有问题。麻烦在于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先例？
刚才说到去欧洲中心主义，我为什么讲萨米尔·阿明的理论，因为他比较深刻的分析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是把欧洲人通过殖民化所实现的原始积累，并以殖民化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的，所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被当成了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旦拥有了自主发展条件，都会以西方所谓的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只有欧洲人走出了这样一条所谓现代化的路径。不过，这个路径确实不可重复！
为什么说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找不到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今天中国要实现的所谓现代化，无外乎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当我们看工业化过程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中国工业化是新世纪开局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形成的产业资本密集地集中在中国——二十几大类产业中2/3是外资控制的。这种现代化是中国的吗？当然，地方政府可以讲“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是中央政府呢？50年代的主要工业是靠苏联援助形成的。那时候，毛泽东就曾经在党内高层组织过一次讨论，我们还能不能改出全盘苏化？！那个时候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是苏联专家在指导如何管理这个工业体系，我们大部分农民革命出身的干部，还没有几个人能懂怎么管理现代工业。中国的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技术员，乃至于技术工人都是从苏联请来的，我们军队全部是苏联武器装备，所有军官培训，战略战术战役，所有的教材都是苏联请来的。我们的高校，像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每一个系都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搞教材，手把手地教我们搞教学……
但，请问全盘苏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必要讨论改出全盘苏化？即使是苏联援助形成了现代化，那这个现代化对这个民族国家独立主权有意义吗？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讨论，怎么形成我们的话语？
90年代以后呢？其实完全可以照我刚才说的全盘苏化的解释再说一遍全盘西化。然后要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当然这个书《我们到底要什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是在俄国早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得这样问！
所以，去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着对西式现代化的解构。我们是要现代化，但是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要的是“中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这个模式世界上有先例吗？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走得出来呢？那得看大家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我们是否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实现去西方中心主义，萨米尔阿明称之为去欧洲中心主义。刚才王亚华教授已经纠正，实际上去欧美中心主义，其实不如直接叫去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也可以是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第二版。
第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的，其实还是我在演讲最初一部分讲的萨米尔阿明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做出解构的思想者，希望大家超越现在高校的制式教材，去看看有关的这些材料，然后我们才有讨论的余地。
也因此，我这个演讲相当于隔空喊话。是对我们现在高校教育界的全盘西化的一种批评。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因为我是笑咪咪说的。（掌声）谢谢年轻人！你们能主动鼓掌，说明你们听进去了。
当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教师们理解。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任务，需要从张謇那一代人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努力做下去，才能逐渐形成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第一个要回应大家的问题，是我们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
刚才有人提问题说以前如果我们的经济危机的代价是靠向农村转嫁，这就相当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我们虽然有一个内部的转嫁机制，可难道我们以后经济危机老是要向弱势群体，向农村、向三农转嫁吗？
这个问的也很好。
我只能说：任何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工程，客观上都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一方面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之初都会遭遇资本极度短缺这样的约束条件，也因此就都会形成“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果政府不亲资本，就不可能进入资本不断增密的工业化过程。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这个国家的资本的属性。在中国，好在我们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至少在法律意义上的资本属性叫做全民所有制。当然，后来为了调动积极性，我们再做改革调整，但是别忘了，当年形成这种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的时候，是全民上交的剩余形成的。因此，绝对不可以不计人民的利益。
由此我们得说清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工业化过程绕不开的必要阶段，这个阶段由谁来完成？在中国是由国家来完成的，在西方是由个人完成的。所以西方是私人资本制度，我们是国家资本制度。由于国家资本制度缺乏对个人的激励，目前的对策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希望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仍然在我们的深化改革中起指导思想作用。不能把从人民获取的剩余积累起来的资本变成少数人的。
这是我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如何看待中国工业化成本转嫁，也因为继续坚持这个不忘初心，所以即使过去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相当大部分都承担了危机代价的转嫁，那又如何？我们两代人作出了牺牲，那又如何？我父亲这一代人和我这一代人难道不都是在做牺牲吗？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得到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如何深化改革？如何才能体现不忘初心的深化改革？那是能让大多数人民都得到财产性收入的深化改革。所以这是我今天没讲的2010年代的原因。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能够在今天的深化改革中，让我们的资源性资产，向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这种调整过程中，能让大多数人获益，而不是让少数人获益。这一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转化成本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间几乎必然发生的制度性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不忘初心，我们广大民众所承受的代价应该说并不为过。如果只是为了少数人，那对不起，就要说清楚了，至少要还给我们。至少作为牺牲的两代人有权利要回来。如果不给我们，那就是根本性的问题了，希望说到做到。
第三个问题：
很多人提了一个现实问题，比如说现在农村土地大面积弃耕撂荒，农业变成衰败型产业了。有相当多的外出打工者回不来，我们农村靠什么来振兴？怎么才能让大多数人参与呢？大量的青年已经走出乡村了，而他们现在在城里的地位是什么？要想清楚，他们现在是求加班而不得。虽然《劳动法》规定加班必须付双倍工资，但是对不起，现在我得求着才能得到加班机会。
为什么？说老实话是因为低端产业正在大规模移出。去年，仅制造业就已经排出了700多万劳动力，还有另外新增700多万需要就业的是我们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这两块意味着1400万以上的劳动力需要就业。GDP如果继续下滑，这个新增就业怎么办？于是问题就跟着来了，有纸条问我会不会发生社会动乱？我刚才那个片子已经给你们看了，1980年就是因为大量的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当时叫做什么呢？叫没工作，没家，没任何社保，然后还没有老婆。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是最糟糕的。满大街当时不叫交朋友，叫拍婆子找对象。看到一个前面有一个长头发的，过去一拍肩膀，哎，交个朋友，这是北京大爷的那一套做法，你们可能都不敢想象，但也因此发生大量的流氓案件。我们那个时候没几个体育馆，连丰台体育馆都关上人了。多少万人被两个严打抓进去，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被抓进去再放出来的时候就都变成劳改释放犯了。那怎么就业呢？只能干个体户。
我们那一代人经历过这种残酷现实。当然，伴生的就是政治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比如说西单民主墙等等，这些事件都是那个年代发生的。
现在的劳动密集产业继续外移。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一两年越南的外资增长速度大约是300%，菲律宾大约是600%，哪儿来的？从我们中国这儿搬去的。因为我们的环境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于是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开始外移，于是导致那些青年劳动力现在叫做求加班而不得。而如果他只拿基本工资，各地给的可都是最低工资，一个月顶多就是2000多块钱，再扣除他的伙食费、住宿费，对不起只有1000多块钱怎么活？连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不够。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重大战略调整，很难说在这一次泡沫击破（希望这个虚拟化的经济泡沫渐次挤出）会发生什么事。我曾经给过一个判断，三线以下的城市，房地产泡沫大概能挤出40%以上；二线到三线之间大概30%左右；一线到二线之间大概20%左右；一线以上，特大城市北上广深房价挤出10%左右。现在的二手房价格下降难道低于10%吗？
想想吧，这些现象都是发生在中国推动重大的战略性转折的关键时期。再加上外部全球化挑战和中美对抗性矛盾（很多人都希望仅仅把它限于贸易摩擦，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在困难的时候，会面临着多重挑战。与其当宋襄公，或者是当鸵鸟等等，还不如把情况想象的更为复杂一点，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尖锐一点，需要做出的制度调整恐怕也会就更大一点。
其实现在的土地改革恰恰是一个可以利用资源性资产价值化实现过程来吸纳过剩金融资本，达到一石二鸟：既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财产和收入不断增加，又能够使得金融下乡，实现农村资源的货币化。
这个具体设计我们团队已经做了，形成的一篇学术性文章也能很快被发表，我们做了农村资源价值化实现的三级市场设计，希望告别粗放增长时期形成的粗放制度，形成质量效益型增长需要的精细的制度设计。
诚然，这一套制度体系，本来这个讲座是要讲的。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现在还不想把2010年代这个故事讲完，因为这个年代还没有过去。我还需要跟团队的同志一起努力做研究，再过一段时间，再把现在的实际操作的过程归纳出来，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做思想性的归纳，然后再做学术理论的整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