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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

——1950s&1980s’土地改革的宏观效应

更新时间:2019-01-25 20:34:35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8年12月7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19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温铁军就“去依附: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1950s&1980s’土地改革的宏观效应”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王亚华作点评。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温铁军教授本人审定。

  

   感谢胡鞍钢教授做的介绍,也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安排这样一个机会向各界的朋友们做一个汇报。这个其实是我的团队一段时期以来共同研究的成果,不是个人的。

  

   我们原来想提出的是50、80、10,以这三个年代来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村的制度变革如何为城市发生的危机形成软着陆的载体。

  

   那么,为什么讲50、80、10,因为这三个年份其实是三个年代。但,我这一次讲座没有把2010列上,有关内容会提到。因为2010年代还没有过完,所以我想等到这个阶段过完了,再把1950、1980和2010年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新中国从国初以来的一系列演变过程做归纳。

  

一、思想解放:生态文明转型需要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


   因为要讲这样的题目,当然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对此,我们引用的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的理论。

  

   我今天一天在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参加的会议,也是纪念萨米尔·阿明的座谈会,这是一个针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研讨会。上午的会上我只是简单讲一讲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故事。今天晚上时间充裕一点,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完整。

  

   1,生态文明内涵的多元论与发展理论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阿明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是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提出人,同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者。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各位注意,我们现在国内的知识体系基本上还没有达到阿明先生的认识水平。萨米尔·阿明虽然是埃及人,但靠近欧洲,也许恰恰因为北非靠近欧洲,加之他长期在欧洲生活,所以他们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浸淫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而我们作为东亚远隔高山大海,说东亚模式是一个漫长的几千年传承的文明,它似乎还没有感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那种过于强烈的影响,所以我们跟阿明先生的感受有一些差别。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加速了纳入全球化的步伐。我们恐怕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很难避免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因此,介绍阿明的时候,希望各位注意,我之所以要引用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提出的是一个“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我们国家现在强调新的战略转型,是朝向生态文明,而它的唯一内涵就是多样性!相对于转型来说,是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决定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机的结合。如果我们只是维护了自然界的多样性,而没有人类文化、社会的多样性,那不叫生态文明。

  

   中国在21世纪推出重大的转型,是从原来的工业化时代朝向生态化时代转型。今天的很多安排都和生态文明转型有关。而大家如果接受了生态文明,就不应该再用过去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以及那种价值观来看待人类的多样性。

  

   比如说有人跑到非洲去看人们在部落状态下如何生存,衣服穿的少,吃的也不好,就说人家落后。其实人类在不同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条件下生存所表现的社会文化,乃至于不同部落生存方式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必要非得说谁先进谁落后。

  

   因此,引述阿明“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其实就是要去除“欧洲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要用欧洲人所形成的历史、思想,以及西方形成的所谓人文社会体系等等,当成一种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如果不按照这一套来,似乎就是落后的。而“落后就要挨打”……

  

   当我们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希望不必再用过去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一定要把一切都标准化。同理,当我们讲教育的时候,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使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的工具。当你把教育变成工具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大学教育跟社会生态结合。社会是多样的,而大学教育也好,中学教育也好,它只是一个把教育当做工具的、被制式化教材强制性传播的知识体系,目的是要把人原来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多样性都消掉,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这个部件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机器上。之所以全国都要用制式教育,是因为统一的、标准化的知识体系才便于考试。比如现在大学考试搞的大多是题库出题,要背下全套教科书才算是符合这个知识体系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文明转型要求我们的教育也要深化改革。从现实建立问题意识,从实践入手,去了解人类社会文化生存方式的多样性,来充实我们的知识,形成对教育改革的基本材料。这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在做,希望下一代,尤其是年轻人要理解,我们是如何努力地改变过去习惯于为工业化服务的那一套标准化知识体系、制式教育体系,乃至于追求唯一科学真理的一元论思想理论体系。当我们说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是中国生态文明转型要求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体系。希望大家注意了解,中国历史上一直也是有很多符合生态文明的思想家的。

  

   这组图片是我跟三位老一辈思想家交流的合影。分别是阿明先生,沃勒斯坦先生和约翰柯布先生。在国际上有很多去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成果尽管具有很强的冲击性,但却因为不符合我们制式教育的高校体系,所以基本上不在高校课程中表述。

  

   2,乡村建设:中国百年“去依附”的另类努力

  

   中国自己在追求工业化的一百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国内的重量级的思想家也没有在我们的制式教育体系中被引入。以前我讲的时候觉得不太有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乡村振兴的时候,特意讲到了民国年间搞乡村建设的前辈,提到了梁漱溟、晏阳初等等,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则把张謇这些“毕生秉持村落主义”的前辈也纳入进来,毛泽东也曾经肯定过张謇、卢作孚等等这些社会企业家。

  

   中国追求工业化的一百多年历史上,一直是有着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果是非常丰硕的。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人能够有所继承,有所发扬。

  

   其中,我们讲到张謇因甲午战败,1895年签订条约中国向日本赔款大约3亿两白银,如病入膏肓的骆驼被压上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情况下张謇作为清末政治中的清流,秉持“村落主义”开始了南通试验区建设。我不知道“村落主义”应该怎么翻译成英文?因为“村落主义”意味着村落社区的多样化存在。秉持“村落主义”,推进的南通试验区可以被叫做“地方化”,今天叫localization。那么,当年张謇做的是什么呢?是“大生集团”,可以叫做早期社会企业,今天叫Social Enterprise。

  

   这些当代概念,早在中国100多年前进入工业化,特别是民营经济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是实业救国论,和今天你们在课堂上听教科书讲的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企业家追求实业报国,而当年的知识分子们讲的是科技救国、教育救国。那个时候,在救国思想之下仁人志士艰苦努力,从事着各种不同的事业。其中张謇先生就是抱定“村落主义”的本地化在努力,由他开始使用本地的资源做了产业开发,产生的收益全部用于本地的社会文化建设。

  

   张謇一生中办了100多所学校,还办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敬老院、残疾人院、孤儿院,还办残疾人教育、妇女教育,甚至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体育馆等等,也就是大生集团的“在地化”发展,形成了当时世界还没有出现过的典型。

  

   这就是张謇作为一个清流知识分子,以“村落主义”农村的综和性发展为目的,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带动地方综合性发展的经验,这个经验一直延续了30年,从1896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在这个期间,当时四川的卢作孚两次来南通参观学习,1926年张謇去世那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开业,也同样是一个“在地化”的综合发展的社会企业集团。卢作孚接着张謇的事业,继续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在地化的综合发展。

  

   所以说,实业界早期的社会企业家,追求的是综合性在地化的发展,而不是个人收益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当21世纪这个世界在遭遇一系列的危机之后,西方的大企业集团开始强调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要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资源的和谐,追求这个企业所在国的综合性发展,当他们把这些都作为企业的主要目标,讲了四五个目标之后,最后才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要追求收益。西方企业创办动机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人们开始讲最低层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对比较高层次的叫做社会企业。而当世界级的大企业集团都开始转为社会企业的时候,我们这儿的教科书还停留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停留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上。所以就导致经济政策领域中很多现象显得很落后。

  

   100多年前的前辈民营企业家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实业救国,他们所创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追求的就是“在地化”的综合发展。我们没有把这些经验变成中国自己的故事,我们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也因此使得今天研究社会企业的学术论文一上来讲的就是社会企业概念是西方在21世纪怎么提出的。对不起,请你注意一下中国19世纪末期,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形成民营经济的时候,就有社会企业家创办的社会企业。

  

   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相当一批仁人志士是下乡的。我们今天继续坚持下乡,在座也有从农村来的朋友,我们是在下乡之中认识的,在座还有很多志愿者,也是跟我们一起经常下乡的。我们这些做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应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从开始形成的那个时候起,就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自觉下乡去跟农民结合,去搞三农研究,去推动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当年一战之后回国的大海归叫晏阳初,还有大家都知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海归。回来坚持搞乡村教育,搞平民教育。国内的土知识分子像梁漱溟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学位的教授,也是当时举家下乡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下乡开展着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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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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