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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审判中心”的观念史

更新时间:2019-01-25 18:11:13
作者: 高一飞 (进入专栏)  
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官形成正确的心证,并发现实体真实。由此可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日本在大正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审判中心”一词,但已经存在“审判中心”的理念,只是基于当时诉讼体制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以至于1943年4月《陪审法》被废止。二是,“审判中心”的理念并非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独有,只能说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本来就暗含了“审判中心”的思想与内核。[18]现代意义上的职权主义已是改造过的诉讼模式,与“审判中心”的理念不是对立而是互融。如,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审理原则就很好地体现了“审判中心”的思想,德国还被称之为“审判中心的制度样板”。[19]

   从“审判中心”一词的产生来看,1927年11月20日,韩国《东亚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声明书全文——十九日辩护士团发表》的声明。[20]同年12月11日,再次发表了《不受理理由(四)——朝鲜共产党事件审判长回避》一文。[21]两篇文章都提及了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其中前文说到:“纠明事实的真相,就不能忽视公判中心主义、直接心证主义的精神,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这是目前可寻史料中最先言及“审判中心”一词的文献。此处的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是针对庭审活动而言,意在要求法官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进行事实认定与证据调查,是直接审理原则的体现。不过,这种司法能动性反应,在理念架构和传播力度上都是有限的。但是,破天荒地创造了“公判中心主义”一词则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日本学者于1936年直接延用该词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性论文《有关公判中心主义若干考察》。[22]这说明,日本学者对“审判中心”的研究开始步入到学术领域。遗憾的是,二战的炮火彻底遏制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研究只是昙花一现。

   那么,对首次使用“公判中心主义”的事件,一个必须回应的话题就是:为何该词出于日本法律界却又发表在韩国报纸《东亚日报》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移植促成法律用语的本国化。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翻译西方法律文本时,不仅是我国,日本也历经了极其艰难的再创造过程。西方法律术语的特定性与东方法律术语并非一一对应。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在继受英美法诉讼制度时,有些规定在本国法中无处可寻,也没有对应的法律术语……很多情况都是在理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本国语言的表达。”[23]由此可知,日本法上的许多概念并不是直接翻译英文或者德文的结果,而是借鉴西方诉讼理念的重新表达。所以说,“审判中心”一词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无处可寻,但是出现在日本法律语言中,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用语习惯与制度借鉴促成术语创新。从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学者考察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法律制度,造就了各种法律“原则”或者“主义”。[24]这在用语习惯上确立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热衷于用“原则”或者“主义”来表达某种新的西方法律制度或者观点。这样的传统,在当下的日本,乃至中国的部门法也随处可见。因而,日本学者在考察并借鉴西方“审判中心”理念以及该理念主导下的诉讼制度时,对其进行了学术加工,最终提炼为“审判中心主义”一词。这是客观存在的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的双重结果,也是日本法学界对该理念的形象化、概括化表达。

   第三,韩国报纸《东亚日报》是日本殖民化的产物。《东亚日报》作为日本殖民时期的政治宣扬平台,是日本对殖民地韩国进行语言同化、制度同化的工具。文章内容充分说明了该词是日文表达,是日本法律界的主张。如,两篇报道[25]都是日本本土律师和法官执笔,第一篇报道署名由古屋贞雄律师领衔,并标有日本年号昭和2年12月3日。第二篇报道是京城地方法院刑事部的不受理理由,落款是根李成道(审判长),益山贞之(审判员)和池田良之助(审判员)。

  

   (二)概念定型:审判中心在学术界和刑事政策中的出现(1945—1970)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走向法西斯道路,自由民主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诉讼上的纠问主义再次抬头。但是,二战后,这种思想得到立法上的有力纠正,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宪政思想得以重新确立。这种新理念也对日本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产生了直接影响。

   具体而言,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战败国日本单独占领和管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2日,美国在《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明确占领日本的目标:(1)确保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2)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应尊重其他国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目标。日本法律深受美国的影响。

   1948年7月10日,日本国会通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并于194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日本刑事诉讼法在原有德国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革命性变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得到充分贯彻,推行或者修订了许多有助于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制度。如,废除预审制度,配套运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引进令状主义,加强对侦查机关强制处分的司法审查;新增传闻法则,原则上排除庭外陈述;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辩护权等。

   对于上述规定,田口守一教授也认为:“日本刑事诉讼法大幅走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思想和诉讼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充分贯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思想。”[26]毋庸置疑,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审判中心”的诸多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落实,为之后的学术探讨和细则出台做好了制度准备。但是,也应该看到,新刑事诉讼法并不是完全采用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仍是包含了职权主义内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审判中心”的许多当然化制度并不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实施结果,更像是被动接受美国法的妥协产物。日本当局以及学术界都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带着这样的使命与不解,学术界开始了“审判中心”理念的进一步探索。

   1953年,团藤重光教授率先在学术著作中使用了“公判中心主义”一词。[27]但是,他针对的是庭审准备程序的强化,侧重的是庭审程序,还没有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审判中心”,即针对整个诉讼程序而言。

   1954年,小野清一郎教授对起诉状一本主义如此评价,“这是实现公判集中主义的重要规定”。[28]此处的公判集中主义意在防止法官预断,运用口头、言词等原则进行集中、公开审理,基本接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审判中心主义。

   1960年与1963年,日本法务省颁布的《犯罪白皮书》都不同程度地提及审判中心主义一词。1963年《犯罪白皮书》指出:“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公判中心主义、辩论主义,限制书面证据能力,直接听取证人的证言,公判审理与旧法相比更加慎重。但是,这也导致了传唤证人的次数增多和诉讼延期。为了充实庭审,对策之一就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三方要强化第一审程序。”[29]这是政策性文件对审判中心主义的最初概括,在强调一审程序中心地位的同时,也辩证认识到“审判中心”的贯彻也会导致诉讼的“拖拉”或者“延期”。

   综上,“审判中心”的理念先后被学术界和法务省所接受,并在不同场合直接使用了该词。“审判中心”的理念已从战前的懵懂状态上升到学术主张并体现在政策性文件。特别是诸多体现“审判中心”的制度已经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可以说,日本“审判中心”的模型已经建立,即,学术上已经完成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概念定型,实务上已经承认“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公判中心主义”,并确立了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三)原则确立:审判中心作为原则的提出和确立(1970—2001)

  

   审判中心作为原则,是针对“侦查中心”的现实提出的。

   1971年,三井诚教授针对侦查程序提出:“要建立公判中心主义及短期弹劾的侦查构造”。[30]对于侦查构造与审判中心主义的问题,田口守一教授更为深刻地指出,侦查机关侵犯当事人人权的原因在于权限过于集中,并不是措施的终局性。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侦查协同关系(das cooperative Ermit—tkungsverfahren),让侦查机关以外的人来参与或者监督侦查活动,这种侦查关系又称之为当事人主义的侦查观。[31]无论是弹劾侦查观还是当事人主义侦查观,其共同指向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具有一定主体性,有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侦查机关的一切强制处分都是为法院将来审判而做的准备活动。换言之,审前活动不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无罪的阶段,最终的事实认定与定罪量刑都要形成于法庭,发挥庭审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

   其实,除学者孤声主张外,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长时间内,日本司法改革一直处于“停滞期”[32],“审判中心”的理念及制度并没有在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得到有效落实。从司法改革而言,1960年到1990年,日本司法改革的动向是提高诉讼效率,以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1962年日本设立了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重点研讨了法官制度、司法考试制度等司法行政管理的问题。从刑事诉讼法而言,虽对值班律师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会见权等方面做了修订,但效果不明显。如果说与“审判中心”理念有直接关系的话,当属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实现集中审理的目标上,对《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相当活跃的修改。[33]如,为了保护辩护方的防御权,细化了证据开示的范围。二是,1985年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矢口洪一进行了陪审制的相关准备活动。

   1992年,田宫裕教授正式将审判中心主义定义为“公判的原则”。[34]之后,他又提出:“起诉之际要求有充足证据,将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长期化、纠问化,与现行刑诉法公判中心的精神不符。”[35]其还进一步提出:“将公判中心主义作为公判原则,这是近代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大原则。”[36]此时,田宫教授直面“侦查中心”,重新定位“审判中心”,就是要破除侦查或者检察决定审判的不合理格局。这是多年学术主张不断累积、不断深化的一次思想跳跃,完成了“概念型审判中心”到“原则型审判中心”的过渡,审判中心主义最终成为学术上公认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

   2001年6月,日本颁布《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其中以刑事裁判的实质化、迅速化作为大前提,规定了集中审理原则、证据开示原则、直接主义与口头主义,完善了开庭前准备程序以及辩护制度。[37]这是“审判中心”理念成为诉讼原则之后在改革文本中的集中体现。针对这次世纪改革,田口守一教授也指出:“要在审判中确认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就必须要有公平的法院和公开的法庭,要对证据进行直接调查,当事人要进行口头辩论。”[38]陈运财教授也曾言:“至于日本如何落实公判中心,则是落实直接主义、传闻法则以及言词审理的原则。”[39]无疑,这次改革是“审判中心”理念得以体系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并已经上升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在指导着21世纪日本刑事司法的走向。为何日本的“审判中心”理念到21世纪才落实到改革文本,主要是因为“停滞期”的改革不力以及准备时间较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了战后第三次司法改革,但是前期改革主要致力于遗留问题的解决,日本最高法院也称其为“填空期”。直到1996年自民党成立了司法改革特别调查会,充分讨论了21世纪日本司法改革的走向,提出建立国民信赖、国民理解的司法。在此基础上,1999年成立的司法改革审议会,全面收集并研讨了有关具体制度的建构,“审判中心”的理念也在此时才深入到改革文本。

  

   (四)实践深化:在立法上确立审判中心的机制(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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