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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捷玉: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现状:人口流动下的家庭照顾循环*

更新时间:2019-01-24 23:24:39
作者: 刘捷玉  

   【内容提要】 既往老龄学领域关于家庭照顾的研究普遍在一个量化的二元框架中展开,区别于代际间“单方照顾”或“相互照顾”的传统解释,本文借鉴了移民学中“照顾循环”的概念框架解释了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照顾老人的过程,就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与子女养育的影响提供了更详尽的认识。研究表明,照顾与接受照顾的过程不断在农村家庭内部循环,照顾的成员、地点与程度不一,并贯穿家庭各成员的生命历程。本文发现:就业状况、外出时长、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子女与父母间的家庭关系,间接影响了外出打工子女照顾父母的方式与质量。最后,本文指出了不同地区与世代间农村女性的照顾负担存在差异。

   【关键词】 农村老龄化,照顾循环,流动人口,代际关系,社会性别

  

一、背景


   在中国,家庭传统上被视作照顾长者的基本制度。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而面临压力(Joseph and Phillips, 1999)。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的15%,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了2.4亿,占总人口的17.3%,并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35%)(李丹,2014;国家统计局,2017)。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20%)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未富先老”因此成为一个特殊、尖锐的挑战。此外,大多数老年人口(大约三分之二)居住在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农村地区(Ye and He, 2008)。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人口流动潮,使农村老年人口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大量年轻农村劳动力进城,他们远离逐渐老去的父母。

   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既是地理问题,更是体制问题(Yan, 2003)。1958年,中国开始推行户籍登记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户口”:每一位中国公民被要求在出生地的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为城市或农村户口,从而把整个人口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Zhang, 2001)。户口制度的实施,剥夺了很多农村户口居民应有的权利,包括国家养老和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社会福利政策,因此他们只能继续依赖长期以来建立的家庭支持体系(Lee and Xiao, 199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中国开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集体农业向家庭农业回归、市场管制放松以及国家降低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发生了。据估计,当前中国大约有2.44亿人被归类为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2017)。尽管这些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户籍制度依然限制了他们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与社会福利。农村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面临的社会保障不足与制度性区隔(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特殊的挑战。

   (一)农村家庭:变革中的代际支持

   人口快速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养老支持体系的影响引起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现有的研究方向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农村老年留守父母的健康与幸福感,人口流动下的代际支持结构变化,以及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中的性别分工。

   在人口流动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与幸福感影响的问题上,张文娟等(Zhang, Li, and Silverstein, 2005)发现,近距离的日常支持(household support)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能显著地降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这一发现显示地理距离可能会对代际支持有负面影响。①在人口流动带来的代际支持结构变化上,郭曼等(Guo, Chi, and Silverstein, 2009)指出,农村父母更可能在最需要的经济、物质需求上得到外出打工子女的支持。詹合英和罗宝珍(Lou and Zhan, 2012)进一步指出,子女进城打工后,父母会调整传统的孝道期待,只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从甄和斯文森(Cong and Silverstein, 2011)认为来自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为长辈提供了经济和福利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距离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跳出以往从外出流动子女给留守家庭提供照顾的观点,采取了一个性别化的拓展家庭视角(a gendered extended family perspective),发现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在代际间相互照顾(two-way transfer),外出子女打工导致老年父母必须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Cong and Silverstein, 2012)。

   农村代际支持中存在的家庭性别分工反映了两种互相影响的社会文化(Song et al., 2012;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2)。按照孝道,男性继承人和他的妻子负责父母的养老,而女儿则有义务照顾她嫁入的婆家(Lee and Xiao, 1998)。然而,农村人口流动的性别模式(gendered pattern)使得这一分工模型更为复杂——虽然单身女性和男性都会进城务工,但在婚后,通常只有男性会再次进城(Fan, 2003)。当然,在农民普遍外出打工的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孩子断奶后,女性会把子女交给家里的老人照顾,然后自己也只身进城打工。在儿子“缺席”的情况下,留守家里的女儿在照顾自己父母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Xu, 2001; Ye and He, 2008; Song et al., 2012;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2)。尽管如此,调查发现农村老人依然偏好儿子照顾自己(Cong and Silverstein, 2014; Luo and Zhan, 2012)。

   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两种类型化的照顾框架,要么把家庭支持理解为外出人口向留守家属单方面照顾的一元框架(a unidirectional transfer),或者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代际间相互转移的二元框架(a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然而,老年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多维度的,例如代内的照顾互动(intra-generational dynamics)在很大程度被以上研究所忽略;另外,这些研究虽然指出地理距离的远近将对代际支持造成影响,暗示外出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但研究者却未能充分呈现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哪些“情境”因素间接地对代际支持造成影响。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支持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而忽略了研究支持的过程与照顾的质量。由于当前的农村老龄化和代际支持研究主要是基于调查数据②,并且通常是老年人受访并作答,虽然调查数据可以量化代际间的照顾行为,但难以直接检视(examining)这一过程,只能推测其中的互动方式。因此,量化研究方法无法捕捉到家庭中的微妙性和复杂性;最后,现有研究未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异质性,通常利用单一区域的数据作出推论,从而忽略了不同地区的代际支持差异。面对以上研究不足,以及当前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本文建议采用新的分析方法,以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深入的进展,并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捕捉农村家庭生活的变化。

   (二)流动与照顾

   人口流动(migration)被认为能驱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挑战,越来越多的全球学者也开始关注人口流动-照顾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些文献中,有一条研究线索关注的是跨国流动的女性劳务移民如何照顾自己的子女,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构成了女性劳动力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的全球保姆链(global care chains)(Hochschild, 2000),劳务移民为她们的留守家庭提供单方面的照顾,并存在“照顾缺失”“照顾替代”等现象(Lutz and Palenga-Möllenbeck, 2012)。另一条研究线索则对跨国家庭照顾有更广的定义,包括多方面、多世代(generation)的照顾关系(Baldassar et al., 2007),这些研究通过强调照顾的流动性,挑战了现有的流行观点——即地理距离会对家庭照料产生负面影响 (Hoang and Brenda, 2012)。

   在广义的跨国家庭基础上,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Baldassar and Merla, 2013:22)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照顾循环”(care circulation),从而综合当前移民研究和照顾研究。他们将“照顾循环”定义为“互惠、多方面和非对等的照顾行为,在跨国家庭网的生命历程中不断流动,同时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境相互影响”。这一概念强调流动性和不在场是现代家庭生活的常态,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家庭应由居住在附近的成员构成。虽然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关注的是跨国家庭,但不难发现,中国的户籍制度与跨国家庭所面临的移民限制具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一框架也适用于分析中国的人口流动现象,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广义的照顾定义有助于理解处于不同地方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在芬奇(Finch, 1989)的研究基础上,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界定的家庭照顾(family care)包含以下内容:经济和物质支持(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例如提供现金汇款、衣食住行保障、医疗保障等等;日常照顾(practical support),例如决策建议、携手互助等;情感和道德支持(emotional and moral support),围绕着如何提高心理上的幸福感;身体照顾(personal care),例如协助喂食与洗澡;以及居住空间(accommodation),提供庇护和安全保障。根据这一多维度的定义,照顾即使在远距离也可以实现,照顾者可以通过通信技术和委托他人提供以上内容,从而与需要在场的亲自照顾区别开来(Baldassar et al., 2014)。

   第二,照顾遵守“互惠主义”的原则,因此人们是“在生命历程不同的时间段里,不同程度地付出与回报”,照顾因此会在“时间、距离和家庭成员之间不断流动” (Baldassar and Merla, 2013:7)。当前有关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文献,主要从单方面照顾或相互照顾的视角出发,该认识有助于考察代内及代际之间的照顾互动,并作出新的视角贡献。此外,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人们有着不同的照顾需求,因此有必要关注照顾的时间点(temporal component)。不同世代在不同的时间谱中照顾他人或接受照顾,充当着独立或依赖的角色。事实上,“流动”本身也具有时间尺度(temporal dimension),因此,无论是何种照顾角色、何种照顾安排,都与整个人口流动周期与生命历程紧密相关。

第三,照顾循环框架揭示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好坏在影响照顾质量上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照顾的形式和内容反倒在其次(Baldassar et al, 2014)。这一观点强调,不能把照顾仅仅视为一种任务(task),而是要关注照顾的质量(quality of care)。在英文语境中,学者留意到照料(caring for)和关心(caring about)这两种类型化的照顾,它们之间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照料意味着一种行动状态,通常与服务需求、特殊目标或者责任联系在一起,而关心他人是一种情感状态,与感情、亲密关系和情绪联系在一起(Thoma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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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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