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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话语变迁与社会转型:从“男女”到性/别

更新时间:2019-01-24 00:11:09
作者: 宋少鹏  

   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感谢《开放时代》的邀请,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每次参加《开放时代》的会都特别有收获,因为《开放时代》打开了一个很宽阔的视野。前面有老师说每个人都要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地,我非常赞成。性别研究和妇女研究需要放置在更大的视野里来定位与理解,不能就妇女谈妇女,就性别谈性别,所以我觉得放在开放时代年度论坛的宽阔视域中来讨论妇女/性别这个议题,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第二,就我个人的研究与学术成长而言,我要特别感谢。几年前,我曾经在《开放时代》发表了一篇批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性别范式转型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响,当然也有批评。我当时是从理论切入的,认为社会性别范式的出现,意味着个体化时代、市场化时代对于集体化时代的解构与断裂。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有妇女研究界的前辈给我讲述她们如何运作“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国际概念,接轨集体化时代妇女运动的手法,整合体制内外的力量,在农村开展一系列推动“妇女发展”的行动与实践。这促使我反省来思考延续性的问题,同时也促使我反思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从历史的内在视域来理解社会性别进入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外部的理论视角来评判这种变化,而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讲清楚怎么变化的。这两天会上,许多老师一直在讲述对自己学术的反思。我今天的报告也是这几年我的反思,即如何在“断裂处”思考延续性。当然,不能把“延续”和“变迁”视为割裂的二元对子来处理。我想说的是“断裂处的延续”,要处理“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以及如何交叉相嵌,历史研究要努力理解与展示这种复杂性。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感谢《开放时代》的原因。不仅是我个人的思想成长受惠于《开放时代》提供的学术平台与不断地问题刺激,今天的报告作为对以前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反思与补充,也是特别的机缘。

   我想谈三个部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方法论,三是妇女/性别/妇运话语。

   第一个部分,我想谈问题意识。

   我的问题意识从哪里来?我的问题意识来自三个方面的疑惑与困扰。第一,如何理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这门学科是一门非常新兴的学科,她的建制化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gender”传入中国密不可分。从概念的源头看,“gender”确实是个外来概念,那么这门学科是不是就是西方学科的摹本?是不是应该按照西方学科的模式与内容来发展?当然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泊来品,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但是,“本土化”是不是就是一个表意确切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外来真能泾渭分明吗?换一个角度提问,该用什么话语来描述外来概念/观念与在地文化对接、转化,并进入本地的意义系统的这个过程?90年代进入中国的 “gender”就是这样一个词汇。虽是外来词,但进入中国语境后,已非英文世界中的“sex”/“gender”结构里的“性别”,而是通过与“妇女”的文化土壤对接,转化成了“社会性别”。

   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建制化也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确实也发展出与西方相应学科的不同特质。当然,作为近代知识一部分的“妇女研究”的历史远远不止二十年,而是与中国近代化历史同步建构的过程。另外,当我们说“西方”时,对应的经验往往也只是局限于美国。就以性别研究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美英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粗糙的比较,检索美英排名前20位的高校中的性别研究机构或研究项目的名称,与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中所列的144个研究机构的名称进行比较,呈现出很明显,也非常有意思的差异。美国更重视“sexuality”研究,美国高校喜欢把“sexuality”和“woman”“gender”三个概念进行组合,作为相关研究机构与研究项目的名称;英国高校似乎偏爱“gender”,更愿意把“gender”与更大的社会议题,如“social justice”“community”“disaster”“humanities”等勾连在一起;而中国更彰显“妇女”,更具有从问题出发的实务性倾向。“gender”在中国译成“社会性别”,特别强调社会建构与社会性这一面相。有学者把这个现象称为“无性之性别”或“与性脱钩的社会性别”。在英文世界中,“gender”是跟“sex”连在一起的概念,可“gender”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sex”这一部分相对隐蔽,但并非不存在,只是不如“gender”彰显。当然,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在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中,演化出90年代以来另外一支学术脉络——性/别研究,彰显了“sex”/“sexuality”这个面相,但是从传统妇女研究脉络中发展出来的那一支,确实更强调“妇女”和“gender”的“社会性”的那一面。这里就有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的这个特质?相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关学科的差异,是中国没有“学好”,还是中国的独特性?这就需要解释以下几个问题:“gender”进入中国怎么就“社会性别”化了?在中国的传播与落地中怎么就成了“无性的社会性别”了?“性”去哪里了?这种特质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生成的?与长时段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普通妇女对于“妇女”主体身份的理解与认知——有无关系?

   第二,如何在长历史中理解中国的百年妇运?特别是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妇女解放与女权是什么关系?对这段历史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后集体化时代的妇运走向,也影响到对于这段历史思想资源的理解与整理,同样也潜在地影响到对于当下妇女生存状态的判断及未来可能性的想象。比如,有一段很关键的历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与妇运方针。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出家庭”一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意象,也曾经是市场化时代妇联反击“妇女回家”论很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妇女运动也是接续这套女权话语的,并吸纳到革命话语与革命动员中,作为重要的动员策略,发动妇女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工作。在延安时期有个微妙变化,不再一味支持个体青年妇女离家闹革命,而是强调家庭统一战线,并把(农村)妇女的解放与生产运动联结起来。曾经在以个体女性权利为标准的妇女解放的标尺下,这段历史就被解释成“被延迟的革命”,即中共革命出于对男性农民的妥协而“背离”了解放妇女的初衷,婉转点说,是当年的这场革命“延迟”了妇女解放的议程。当社会性别范式进入中国的妇女史研究领域之后,搁置了“革命对于妇女好还是坏”的判断问题,转向询问“这场革命对于妇女与性别关系带来什么变化?”新范式的转型有助于打开历史,但是可能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旧范式下提出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新解释,而“搁置”的议题所得出的结论已超出了学术圈,作为“定论”成为“历史常识”,一旦定论,就会关闭对于这段历史的继续探讨,作为“常识”已然深刻影响到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思想资源的整理。二是社会性别范式进入中国之后,性别研究实际上存在一个窄化理解的倾向,即把“性别”聚焦在识别社会层面的男女之差别的处境上。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gender”(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是把“gender”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性元素,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催生出相似的同类研究,反而聚焦到了社会层面上的男女之别上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妇女”这个概念——妇女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是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里——原本拥有的宽阔的讨论视域,与“gender”对接后,反而也缩小到了女与男的关系。这既有历史的必要性,也有其局限性,暂不展开讨论了。

   回到我的问题意识和我的困扰,第一个议题与第二个议题实则是相通的。讨论中国的历史与当下,都绕不开“西方”这个背景,有意无意地与“西方”进行比较。第二个议题与第一个议题的讨论,实则共享着一种研究进路:有一个先验的判断标准,一个外部视角。只是因为这个标准经常是来自西方,经常演绎成了中西间的权力问题,或者说中西间权力关系问题遮蔽了对于更深层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所以第二部分我特别想谈下方法论。

   第三个困扰我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妇女”。第一个议题与第二个议题都牵涉一个核心概念“妇女”。何为“妇女”?何为“中国妇女”? “妇女”只是一个基于性别分野的身份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以前,在妇女史研究中,强调“妇女”这个词的政治涵义,即作为中共妇运常用的政治词汇,这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妇女”这个词的文化意涵最为基础。作为政治概念的“妇女”,也是需要以在地文化中的“妇女”的理解为基础来动员与操作的。只是把“妇女”作为分类系统(category),就会抹掉其作为文化概念所蕴含的具体的复杂的理解,即在一个具体历史语境与文化中的“妇女”,是如何在时在地地认识自己作为女人的,作为一个“得体的好女人”。如何理解集体化时期那些“累并快乐”的妇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后来妇女运动的走向多少是建立在对这段历史的解构中的,如果打不开这段历史,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资源的整理,更会影响对于当下的“我们”的理解。我的困惑在于,很多历史研究都向我们揭示了这代妇女(基本是我的母亲辈的人)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并身挑家内家外两种劳动重负的状况,但是如何理解她们时常流露出来的兴奋、自豪?后辈的我们怎么走进她们的精神世界?能否以现代“理性人”假设去推理她们?挣工分的生计需求能否解释全部?这种“理性人”假设跟前面提到的外部理论视角的切入,实质是同一种思维逻辑与研究进路。

   第二部分,我想谈谈方法论。

   我所说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methods),而是指研究路径(approach)。什么样的研究进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妇女、中国妇运、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我特别同意罗岗老师的观点,我们不能以立场站队来展开讨论。从立场出发与理论假设出发来讨论问题,实则是同一种路径,同样是外部视角的问题。怎么展开讨论?就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来讲,并不缺少在地意识。从“gender”进入中国初期,就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当时就引发了“本土化”与“本土的”的讨论。“本土化”这个概念,假定有一个原理性的东西存在,只是这个原理性的东西来自西方而已,或者说作为“公理”的西方只是比东方更早实践了,中国作为使用者来“化”它。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历史,会发现那些推介与使用“gender”进入中国的前辈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妇联与学界,很大程度上都是拿来主义,是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理论焦虑、自己对于妇女的文化感知,是出于在地意识的拿来主义,而绝非是简单地被动的单向度的接受。它是站在自己的问题意识里,充分考量古今中西的历史资源后,有条件地撷取,并与自己既有的理论传统、文化理解进行接榫与创造性的转化。“社会性别”“妇女/性别研究”都是基于这种在地转化的创造性的本土概念,是“中国话语”。因此,把研究焦点聚焦于如何“转化”以及“化”的过程之前,可能首先需要弄清楚“在地”这片土壤。“本土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表意概念,有点词不达意。

这两天的会议,大家一直在讨论从经验出发、从实践出发的知识、从社会出发的知识,这实质已经涉及方法论与知识论的问题。我很赞成这条研究路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如何进入历史、如何撑开历史的问题,而不是从外部的理论视角——不管是“gender”的研究范式,还是女权主义的标准——去俯视与检视所谓的历史事实,是努力进入“历史的内在视域”,尽可能地贴进历史、打开历史,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情境、贴进她/他之所思所想所感。我可能说的只是研究者的常识,但确实是痛定思痛后自我反思之感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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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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