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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充实与空虚

更新时间:2019-01-23 23:39:11
作者: 苏力  

   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准确描述了我的此刻。

   就本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而言,我好像一直有准备,可以说些什么。我一直有这一学术追求,追求中国经验的自我表达。我也一直认为,中国学者完全可能对此有所贡献,不仅能解说中国的本土经验,其中有许多还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可用来理解和解说外国的经验现象,发展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自打1992年我回国任教北大以来,我的所有研究和发表,好坏另说,也不论学界尤其是我置身其中的法学界的辩驳批评,始终贯穿了这一追求,自觉且坚定。这一追求也一直推动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及领域,了解和尝试着不同的学术传统、思想资源和方法。我也翻译了不少英文著作,目的就是为了推进法学研究的中国立场和视角,客观上则促成了我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和表达。

   中国话语问题,在我看来,是要许多学人对于各自的日常经验始终保持基于热爱而发生的深刻关切和高度敏感,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好的研究。这里说的热爱,不是赞扬,而是一种割不断的情感联系,甚至是冷静。就像对自家孩子,你可能揍他几巴掌,却无法舍弃,你会为之仔细谋划和盘算。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法抽象概括谈论的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抽象讨论这个问题,有社会意义,却几乎没有学术意义。这是我感到空虚的原因之一。

   如今有不少中国学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学术上是看不见或看不上中国经验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中国经验。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就是一堆积淀的错误,包括我们自身也全都是错误,其唯一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今天了解的某些东西和他们信口开河的批评是远见卓识,证明他们已经接近甚至接触了上帝或真理。针对这一点,从宏观上在中国学界提一下“中国话语”,提一下包括学术在内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强调一下中国立场和视角,敦促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经验,在舆论宣传上对抗文化虚无主义,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但是,这只是社会意义。这种提倡或强调,或讨论,也许会改变一些学人的说法,但没法真正改变他们的观点或成见。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几乎从一开始接触西方的某些概念、理念或命题,就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后就不断重复,一辈子都在这般重复,还自以为是对真理“忠贞不渝”。如果有学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即便就是更年轻一些,还一直固守那些所谓正确的或高大上的抽象语词、概念或命题,将之当成终结了历史的学术和研究,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还能理解历史中国的学术理论表达,也不可能指望他们理解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经验,更不可能指望我们在此的讨论,可能说服或激发他们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来发展中国的学术和理论。

   其他学科可能稍好一点,法学界问题会更大一些。因为法学界从一开始基本就研究法条,研究规范,并且是抽象研究,自然可以甚至就应当一心追求高大上,而且也没有经验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来挑剔规范可能隐含的问题。只有将规范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来研究,有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约束条件后,才可能感知规范的社会实践会有收益,会有成本,才能察觉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才能察觉规范实际的效果是在不同的个人、群体之间分配收益和成本。这种分配,你认为公平,却一定会有争议,因为有切实的利害关系,人们很难达成和分享共同的规范。注重规范研究的法学一直不是这种传统。琢磨和死磕规范的字眼、含义本身不会有直接可见的重大利害得失。这个学术传统导致法学者不习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仔细地分析问题。

   还必须看到,中国的顶尖大学才开始从教学型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此前,学术发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直很低。因此,有许多法学前辈基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经验性的研究,最好的只是编教科书,主要就只是复述和阐述中外先哲或经典作家的论断。“文革”后至少一代甚至两代法学人的学术起步都是以复述前人或他人为主的,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抄”,抄外国的,抄台湾地区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好一点的也就是改动个别字句。前些天南京大学的梁莹事件,真不是偶然的。如果要较真的话,即便我们这一代学者中,这类情况也不少。必须历史地看中国学术的发展,当时这类“抄书”就算学术,就算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科基本是没什么科研经费的,没钱,自然没法提倡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即便比较聪明、有想法的老师,又能如何去研究写作?因此,不少人几乎一辈子就是重复他们在35岁前后了解的一些概念或命题。人一旦形成了这种写作风格以后,到中年,还要让他们改换话语,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因此,在我看来,即便作为学术追求或理想,强调中国立场和视角,强调关注中国研究,强调接地气,强调中国话语,当然应当,也必须。但务实地看,却不大可能真的改变我们这一两代甚至更晚些的绝大部分法律学者的学术路径依赖。若过度强求,弄不好还会出现两种更糟的结果。一是伪装的中国话语,在其研究成果中增加一些诸如此类的名词或命题,作为标签,作为装饰,但其中并没有任何基于中国经验的智识产出。如今有好多对策研究,甚至有一些专门追求“领导批示”的“研究”,就属这一类,基本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不可能有学术生命力,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话语。二是一些自称反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人把中国学术和话语追求作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给你贴上种种标签,什么思想保守,不同世界接轨,反对普世价值之类的。我回国任教以来一直受到这类指责。能忍也就忍了,忍不住了,我就杠到底:你找找,法学界有谁比我翻译的英文学术著作更多?2018年我出版了《大国宪制》,实际上十年前我就想做,可是那时我太忙,连睡觉都没空;如果当时出版的话,更难被理解,引发的批评和造成的学术环境,可能更不利于学术发展。

   在我看来,这个中国话语问题,需要研究者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自信,认真关注中国的经验。但也必须清楚,关注中国经验,不能只关注或急于回应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将其置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甚至地理语境中,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中,来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理解、发现其中的道理。这种自信,在我看来,就是要相信,我们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不像其他古代文明在时光中湮灭了;尤其是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正经历着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正成功将一个传统农业中国转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制造、科技和工商的中国。确实,就像毛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一定有些经验对别人也有意义,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具有智识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些经验和实践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传统中,其中的理论和学术意义可以为人类共享。其中有些,甚至许多,是我们以前没有关注的,或者根本就没重视、不理解或理解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长期误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理解。“一切是熟悉的,一切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我们至少在理论上有最便利的渠道来研究和理解它,也更容易首先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经受经验的挑战和智识的挑战。

   关注中国经验,不能仅仅关注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一定得有开放的眼光。说实话,我对中国许多问题的理解恰恰是我在美国学习了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些判断,或是重新有了判断。人必须常常换个场景或情境,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随着视野的扩展,我们就一定会有,也一定要有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问题。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肯定要有一个国际比较的学术参照系。只有从比较的差异中,研究者才可能察觉哪些是中国的经验。当然,真正的天才可以不关心别人,他自己就能把他想说的说清楚。真正伟大的自信,也许就是我活着,没有哪种力量能杀死我,但我也无需表达,也根本不在意什么表达,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表达。但是,我们一定要到外面看看,才知道哪些是我们能做的,才能在自己身边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把自己说清楚。一个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是学术必备的,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须有”。

   说到具体的“国际学术视野”,又必须警惕。任何学人对国际学术的了解都一定有局限,没有人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一国的学术也一定有局限,它通常只针对本国的问题在本国语境发生的。有主见的研究者千万不能让自己先前了解或其他学人了解的,其实注定是狭隘的所谓“国际学术视野”遮蔽或压抑他感受的中国问题,尤其是不能压抑或遮蔽中国问题促成了那些中国创造。要避免用欧美的经验来评判中国的经验,视其为“异端”,视其为必须革除的弊端。

   真正困扰我乃至令我感到空虚的还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问题,这个中国话语问题,根本就没法通过说道理来解决。不可能有人一提醒,他人就能确立或提升这种自信。这需要个人的觉悟,明白道理后,做出勇敢的选择。但真做出了选择,也未必就能解决。高度关注中国经验,也不一定取得很好的成果。学术研究的事是没法计划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是常事。我不时也会有研究结果与学术直觉、预期全拧的经历。即便你做出了优秀的成果,也要清醒地看到,学术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知识权力的宰制,因此你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不能获得恰当的评价,甚至被淹没,不是被批评淹没,就是被无视湮灭。这会是很悲剧的。真正的学人必须想透了,看透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库恩理论也早就暗示了,在学术世界中,依据现有范式的常规(重复性)研究,通常会比那些真正有智识和学术贡献、挑战的研究,更可能获得认可,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可能不考虑一系列实在的利益损失。由于更关注发表的数量和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中国目前的人文社科学术资助和发表机制客观上是趋于支持常规研究的。还不能排除,编辑和学界都可能认为那些没有引福柯、哈贝马斯、施密特的话,仅仅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不高大上,因此无意中用《法门寺》里贾桂的眼光来看待这类研究成果。基于这一学术格局,出于对趋利避害的人性的理解,不大可能指望有多少人愿意,也不可能有很多人真有能力,来从事这类基于中国的研究。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现在太多中文的人文社科学术作品,无论是否研究中国问题,包括引介西方的研究,都缺少真正的理论解说力。无论是伦理的,还是经验的,都很难令人感到智识的挑战和乐趣,很难让人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或茅塞顿开的感觉。与此相关但并不等同的是,许多研究成果的叙述太不吸引人,语言不生动,味如嚼蜡。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在中国销路比较好的社会科学著作,几乎全是翻译作品,中文的人文学术著作还有不少畅销书,但中文社科学术著作几乎没有畅销书。我不认为畅销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中文的社科著作写得不生动,这就是作者有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表达也不行,无法获得足够的受众,在中国都没有“中国话语”,又怎么参与国际的学术话语竞争呢?这是坚持“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的中国学人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法学界问题更大。部门法往往集中关注法条的规范分析和演绎。他们不大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政策性分析,更少将中国的法律问题放在中国的历史、社会、人文语境中来考量,甚至不时会把这些考量视为对法律、法学自主性的不正当干扰。总体而言,当今中国法学研究更多受教义学研究传统支配,而随着法律学人日益从校门到校门,这种倾向甚至有可能加剧。此外,受教科书语言的影响,也受台湾学人的影响,很多法律学人一直把法律语言的精确表达误解为枯燥、生涩的语言表达。这些因素也都不利于法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使其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去做,我们身边人更多地去做一个一个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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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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