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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无政府”构想——“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

更新时间:2019-01-23 21:31:57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基本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而诞生,故其首先对民国初年上层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全面质疑,随后尝试在基层建立起一个能够杜绝和预防政治腐败的良好自治机制。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也伴随着一战结束后欧洲劳工运动的崛起,故而其对私有制的批判与“社会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却多采取回归传统乡村治理的策略,缺乏行动的能力和具体举措。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却对个人自由在社会中如何具体落实缺乏思考。其主旨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虽有不少分歧,但是其强调“社会”改造的思路又为这两种思潮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 国家 自治 社会革命

  

   “五四”作为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发生之后不久,思想界就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五四”中心话题往往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所掌控和垄断,他们热衷于讨论相对抽象的文化问题,甚至津津乐道于中西文明比较这样宏大的题目。不容否认,这段时间的争辩和探索也确实初步积累起了一些具有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学术问题,但这些学术思考因无法立竿见影地实施于具体的历史变革过程,或者直接有利于解决现实遭遇的困难问题,故而显得学究气太重,因此在严谨地收紧了自己小圈子界线的同时,也越来越显出“小众化”的趋势。经过了喧嚣的文化概念实验和学院专门化训练的技术崇拜之后,身处学院内外的“五四”精英们在继续面对凋敝衰退、楚歌四面的糜烂局势时,开始越来越紧迫地考虑如何更加实际地介入中国现实改造的进程,思索更为有效地解决下层民间疾苦忧患的方法。走出寻求个人自由、张扬道德自省的狭小圈子,步入底层社会,遂渐成时尚之风气,“社会”改造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也左右着“后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舆论导向。

  

   在“五四”知识界充分意识到“社会”改造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出现了一个对“国家”认同的危机,这个危机大约发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民国初年。一些满脑子宪政蓝图、热衷组建政党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上层政治改革的有效性,发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顶层设计,却忽略了基层组织的构造和运行,也许是个重大的缺陷。在此之前,大约在晚清新政前后,一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即已开始把眼光投向底层社会,寻求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可能性。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鉴于欧洲各国陆续出现的劳资冲突和矛盾,率先提出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是邪恶制度产生的根源。在当时晚清志士为摆脱清朝专制统治正在前赴后继争取民主自由的大背景制约下,这类把“民主”与“专制”政府混为一谈的言论显然不合时宜。然而到民国初年,在党争叠起的混乱时局下,舆论界开始对民主制度设计和组织不完善的弊端不断发出批评,对民国作为现代“国家”形态的合理性表示怀疑的悲观气氛也随之滋长弥漫开来,这就给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和流行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遇。

  

一、对“国家”偶像化的批判与质疑


   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曾经一度给知识界带来希望,大家都期待着一个完全不同于清朝专制政权的崭新国家马上可以为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清明政治的到来指日可期。但民国初建时的混乱局面很快打破了这种幻想,舆论中迅速出现了一种批评民初乱局的声音。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民国唱衰论者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他在自杀前的《遗书》中曾公开表示,自己绝不是冥顽不化的守旧之徒,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也绝非人们想象的是因为要殉大清,而是目睹民国肇建即呈衰败之象感到绝望而死。辛亥革命以后,梁济就意识到“国性”即将丧失的问题,他界定“国性”的涵义是:“何谓国性,曰如正义,如真诚,如良心,如公道,皆国性也。换言之,即天理民彝,为圣道所从出者,是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也”。意思是说,无论大清还是民国,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权,维护“国性”的纯洁都是其树立正统形象的根本大计,不可轻忽蔑玩。而民国初年给梁济的观感却是:“今自伟人政客提倡诡谋,贱弃正义,不但彼自身不爱国性,并将导国人灭绝国性,将来人人全失其中心点,国家焉能成为国家?”直接对辛亥建国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他又揭露国性阙失的原因乃是在于:“国家受害在于执政诸公以及伟人政客空言高远政治,无一事从人民根本上着手者,日日堕落,将入兽途,岂惟不统一之害,即侥幸统一,而仍此骄盈矜夸,不求事实之政治,导国民以狡诈行为,表面上似乎霸者欢虞,而实际上则天良汨没,终不过酿成世间之厄运浩劫而已。”他骂国会,骂议员“捣乱行私,不成事体”,“贱视道德”,“私欲迷心”,“除党争和纵欲外,一无所知”。这些话要是放在十年前,很像是一些革命党人对清廷腐败义正词严式的指控,现在这些当年的革命言论却反过来落在了民国政客们的头上。

  

   梁济还有一个观点是: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并不是革命的结果,如果抱着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而“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他的结论是:“清国已亡,无须恋惜;民国未亡,若不重此立国之道,促使其国不国,岂不大可痛乎?”类似对民国政局普遍不信任的议论不在少数,实际上这些批评的声音不仅是针对民国政府本身,而且也关乎摆脱清朝统治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选择是否正确这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民初思想界从批判清廷“专制”转而反思“共和”之弊的起点。这种舆论氛围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以“社会”观念替代“国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比较有趣的是,在以梁济为代表的知识人对民国弊端发起批评之前许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尚在清朝统治之下的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者就已表达出对“政府”管理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的眼里,这个“政府”不仅包括清廷的专制政府,还包括那些被革命党视为未来奋斗目标的欧美民主政体。比如有人就发现,“虽然吾人方处专制时代之中,而世界人类已有先吾人而脱除专制之羁绊者”。可是已经摆脱专制的那些西方国家,却未必实现了真民主。法国大革命就是个突出的例子,革命后的法国表面上建立起了三权鼎立的立宪政治,但除了选举权外,到底给予人民什么样的利益并不明确。即使是“选举权”也只授予上层人民,与平民没有什么关系。“而面团团之富家翁,竟以多额纳税滥竽充议员之选。夫持立宪之说者,岂不曰人民可藉此而平等乎?然富者得有选举权,平民无有也;富者可为议员,平民不能也。”无政府主义报纸《天义报》上也曾刊出一篇题为《大盗与政府》的文章,作者刘师培把政府形容为“无形之大盗”,在其支配下,“故下民者,均被盗之人也;政府及资本家,均为盗之人也”。在刘师培的眼中,无论是清朝专制政府还是资本家当道的所谓“民主”政府都是“大盗”,应一律铲除,用“新社会”取而代之。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则是把“君主之国”与“民主之邦”一起置于清除之列。他说:“君主去而大统领又来,贵族灭而资本家乃生;君主之国曾多种种罪恶反逆之事,而共和之邦亦未绝暴戾背道之行。有志之士遂怀不平,誓除尽世上之有特权者,使归于平等。”

  

   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普遍反政府言论与热衷“反满”思想的革命党人发生了严重分歧,其中有一篇《排满与保满》的文章就质疑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言论带有过多的种族主义倾向性,是想以“排满”为手段谋求政治私利:“既欲握国家统治之权,则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同。”“故吾人之对满人,当覆其君统,削其特权,岂必执迂儒华夏之防,尽驱其人于关左?”何震在《女子复仇论》中则表示无论掌权者是满是汉,只要采取的是专制政府的形式,就都应该在颠覆之列。她说:“故异族为君,其命当革;即汉族为君,其命亦当革”。其理由是:“且所以攘异族者,为其专制也。专制之政府固当颠覆,即易专制为立宪,易立宪为共和,然既设政府,则吾人均有颠覆之责。”言外之意是,“民主”机构替代清廷统治后也难免照行“专制”,难保不走清代覆辙,只不过形式上与前朝有异而已。何震甚至把打击对象扩大到了全球范围,像日、俄、英、法、美这些无论以“专制”还是以“共和”闻名的国家统统被看作“纳污之潴薮”。她宣称:“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为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为共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

  

   有人更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复仇主义”,更是一种“自私主义”。褚民谊就说:“故今主民族主义者,即排满也。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因其满人,不分善恶,而一网打尽,其私一。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当道者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因其汉人,不分善恶,而置之不问,其私二。”这些近似狂癫的看法不但与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论”“民主革命论”拉开了距离,而且同时与立宪党人的政治构想大唱反调,却准确预测到了革命党以“民主”形式立国后有可能出现的乱象,对民初知识界反思政局成败得失的舆论有着巨大的模塑作用。

  

   尽管现在看来,在晚清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变革历程中,在清朝尚未崩毁的大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者等于提前对“专制”和“民主”制度的弊端同时展开批判,双双宣判了它们的死刑,似乎有思想过于超前和时代错位的嫌疑,但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政治不抱任何幻想的批判精神却是民国初年政治反省意识的先声。有一个例子是,即使在清廷释放出诚意,准备遵循舆论呼声实施新政改革之际,无政府主义者照样毫不妥协地发出了尖锐抨击。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这篇文章中,刘师培劈面就说:“盖举行新政,名曰图富强,实则利于上而不利于下。若今日中国之新政,则尤为病民之根。”可见无政府主义者的眼光一开始即关注下层世界与平民阶层的状况,与立宪派、革命党人的思想取向大有不同。刘师培认定新政最大的受益者只有新党和资本家。他对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加挞伐,如指出“学堂”之设“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因为“享学校出身之荣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他又批评“代议制度”,“较之官吏之专制,其害尤深”,从专制变成一种“豪民”政治,至于“立法”的权力也操控于绅民之手,“所立之法,必便于贵显殷实之家,而使贫民罹其酷”,所以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至于“实业”“法律”各项制度举措也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如此一来,未必比“专制”更为合理。况且“新政”的最大弊端在于其费用是通过借外债来筹措的,“既借外债,势不得不以利权相抵,此路矿实业之权所由失也”。“故新政为外债之媒,外债为亡国之本。非推翻一切粉饰外观之新政,决不能保未失之利权。”结果必然是“若处政府擅权之国,而欲变法维新,举国宪政,曾不若专制之为良。盖维新之害,固较守旧为尤甚也”。甚至知识界长期津津乐道的“民权主义”也在被嘲讽之列,如有人说:“初以为民主最平等,共和最自由,殊不知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盖政治专制之害,而代以经济垄断之毒,谚所谓‘雌狗换只母狗’是也。”所以李石曾才会说革命党主张颠覆清政府是叫“种族革命”,只针对满人;无政府主义者颠覆清政府叫“帝王革命”,是因为要从根本上推翻任何政府,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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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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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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