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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杰尔·拉波特:释常人

——非索引性、后文化、世界主义的人类行动者

更新时间:2019-01-22 23:25:24
作者: 奈杰尔·拉波特  
我将自己装作以色列人。或者,为了给未来的岳父母留下好印象,冒充以色列独立战争的退伍老兵。甚至,我将自己化作参加过这场战争的特别的以色列军官。这一系列行为是依其重要性自微而显,其复杂程度从易到难,其战术策略从简到繁、欺诈性由少而多、违法可能从小到大渐进发展的。但无论是假装嗜好某种口味,还是声称具有某国国籍、某种意识形态、某种过往经历,上述案例中的这些行为似乎都是人们司空见惯,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也为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提供了最基本的视角。社会生活就是角色扮演。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角色融为一体,却不必非要如此。将我们的角色与我们自身分离可能很困难,但我们也不必非要如此。我们扮演的角色可能会令我们与自己的本来面目、或者期待成为的形象、或者企图零距离契合的角色本身保持一定距离。需要坚持的是聚焦冒充所揭示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关系,也许社会互动的每一时刻,均是通过角色扮演促成的;一个人总是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将自己伪装成并非真实的样子。

   究竟什么是冒充呢?这要弄清楚一个人是谁,知道其平常是什么样子又被期待成为什么样子(即一个人被如何或可能被如何分类),要能够衡量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要克服掩饰行为中存在的这种距离。“冒充”行为,揭示了人类总是打着幌子、戴着面具、穿着礼服,一直以角色扮演者的形态存在,如此,社会生活的分类表象才得以维持——但这并非以牺牲人类拥有自我意识和目的性意识的能力为代价。

   维克多·特纳曾精当地描述了我们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写道:“从来不存在生活在蒙昧与本能的和谐时代中的无知无识的天真野蛮人。我们人类从来都是精于世故、头脑清醒、能够取笑我们自己的体制的。”(引自Ashley 1990:xix)然而,现在,我将转而讨论的是:人类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自己通过专业实践——尤其是作为田野工作者——所做的冒充行为的真相。

   克斯汀·海斯翠普(23)提出(Kirsten Hastrup 1986:8-14),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基础是其宣称的真实性的准则,这一准则超越了所有文化推崇和表现出的真实:人类学科学试图超越表述与交流的地方惯例,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人类学认为研究不可能没有特定的角度,但同时,它也宣称任一角度都有研究的可能性。人类学科学践行着忒伦底乌斯的名言:“人类之事,我皆关心”。(24)

   人类学家希望自己能巧妙地融入当地社会的任意位置,并由此开始了解此地。海斯翠普(1995:2-5)阐述道:人类学科学打破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元论。田野工作者与其信息提供者相遇在文化分类领域两端之间的一种接触区域、一种过渡空间或者说一种中间地带。正是来自这个空间的经历,才使得真正的人这个概念变得可见又可信。每个人都被定位,每个人的观点都具有个性,而每个人的见识也都能越过特定文化的藩篱。在个人的传记、关系网、个人成就中,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但人类学家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那个接触领域却能容纳来自任何地区的任何人。

   换句话说,人类学方法就是冒充。人类学田野工作者要学习参与地方性的象征性实践活动。他们会适应这些活动。就我个人而言,这些活动包括了学习如何成为英格兰山村的农场工人和建筑工人的搭档,如何成为纽芬兰市郊的犯罪学专业的学生和社工,如何成为以色列发展城镇中的新移民,以及如何成为苏格兰医院的搬运工。一些人知道我在这些状态下(根本上)其实是一名“人类学家”,但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促成我进入当地社交的是我扮演成当地某类人中一员的能力——获准被接纳为当地人愿意与之交往的新人。与此同时,当我学习成为农场工人、医院搬运工、新移民等角色时——在此过程中,我不断犯错、提升进步、甚至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角色——我记住了这些角色和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之间、更重要的是与我自己本人的感受之间的距离。此外,虽然学习参与地方性的象征性活动和扮演文化角色只是一个行动任务,无须投入更多情感(Geertz 1975:10-17),用维特根斯坦的话(1978[1953])来说,这是与信息提供者们共享生活形式而非观念的任务,但我仍要如实地指出我的信息提供者的见识超出了他们也在扮演着的角色所需。因为,就如我知道自己是一名角色扮演者,我也清楚他们也如此。我的关键信息提供者是那些跟我有个人化交流的人,这种交流突破了我们共同维持的当地生活方式的规范性预期。比如建筑工希德,他最喜欢想象的是成为那个充斥着性、酒精、枪支与拳头的男性成人世界的把关人,还有逃离他生活的山村。比如搬运公司的副经理亚瑟,他宁愿生活在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世界里,说高卢语、听高卢音乐、实行高卢人的政治、同纯种的高卢白人交往。再比如以色列新移民瑞秋,她费时费力地用亲身经历将新家乡以色列与高效、讲究隐私和现代化的故乡美国做了一番较量。在上述案例中,信息提供者们并不是在逃避对某些特定事物的看法——希德对男性特性,亚瑟对特定国籍,瑞秋对特定居籍——而是超越了他们所扮演的特定角色的观念。这里有一个能让我们所有人交流的阈限空间存在着。我们之间的接触区域就是作为单个个体的人——在这个空间中,我能够与我的关键信息提供者沟通,我们共有超越分类现状的能力,我们没有任何人受限于自己的行为现状。

   “人性”与其说是体现在实质形式即一套特定的行为中,不如说体现在一种能力、一种潜能中,这种能力使人的行为与见识都得以超越所处的具体生活的文化特性(Rapport 2010)。正如格尔兹所强调的那样,人类学家的生活圈狭小,生活务实。但当他们作为田野工作者时,他们就有潜力将这种狭小拓宽直至涵盖任一系列的文化形式。他们可以接受来自任意地域的观点。文化濡化并没有削弱他们重塑形象或者扮演绝然不同的角色的能力。同时,在田野中,由深度文化渗透而获得真实的人类学家遇到了也拥有这种能力的关键信息提供者,他们的能力看起来都超出了其当时扮演的角色所需。人类学家们渐渐意识到他们的信息提供者同样也在同时扮演着其他的角色。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关键信息提供者都莫不如此:每个人都被定位于其生活比如履历、关系、财产之中,但这并不能限制其身处任何他方、去往任何他处、扮演任何他人的潜在能力。

   人类学家在其实践中体现出一种持久的人类能力和个性,可与任何其他人类打交道,适应所有索引性分类关系的地方系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冒充”成为另一个人,并发现当地人也同样如此。在每一种索引性的生活中,总留有一种有目的的反分类潜能。

   让我引述两则民族志描写来简要证明这一点,它们中同时出现了信息提供者和人类学家的“冒充”行为。就在20世纪50年代,利奥泼德·波斯皮希尔到与世隔绝的巴布亚马保库人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联系上了村子的头人伊加·阿威提噶加(Ijaaj Awitigaaj)。在一次讲述中,利奥泼德·波斯皮希尔记录下了他这位关键信息提供者对下令改变近亲通婚的法令、开创社群半偶族的反应,伴随这个命令的结果是他自己娶了几位同村同亲族的美女。波斯皮希尔首先详细记录了村里人询问此项改革时阿威提噶加为自己辩护的话:

   娶同亲族的女人是可以的,只要她不是你的亲堂姐妹。过去大家没想过这样做的好处,但现在,这成了法定条款。我已经说过这一点了。……娶个同亲族的老婆不坏,实际上还很不错,这会让人富起来。

   波斯皮希尔对此番话并不满意,他要听到Awitigaaj的真正理由,所以当他们独处时,他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毕竟,他俩已经成了“密友”。“为什么我要娶自己的亲戚?”Awitigaaj打开了话匣子:

   好吧,我会告诉你,但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喜欢她,她很靓。(他冲着波斯皮希尔狡黠一笑,并亲昵地给了他肋骨一拳)请不要告诉别人:他们会不喜欢我,我会失去影响力。就算和亲叔伯姐妹结婚,对我来说也可以。娶自己的妹妹可能不好,但我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认为,喜欢任何女孩都应该娶她。我立起新的禁忌只是成功打破旧的限制。大家喜欢这样,你不得不对他们撒谎。

   同样,在2000年,我为了进行田野考察到康斯坦茨医院做搬运工时,遇到了鲍勃·赫尔姆,我俩成了朋友(Rapport 2007b)。鲍勃觉得工作受辖制,工友很无聊,我对他的话心有戚戚,他说:

   干活的时候他们快把我逼疯了,尼格。他们是太没见过世面了!他们说的话太无聊了!你有没注意到?跟他们聊天就是老三样:赌钱、喝酒、玩女人。这就是他们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五年后回来你会发现原班人马还在聊一模一样的内容。

   为了逃避工作,鲍勃和我经常谈论负重训练,一种普通爱好。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他的健身房。他说:

   你知道,尼格,这是伊斯特诺依克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一切——买到任何偷来的赃物。以前每当我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时,我就习惯来这儿!我在这儿无所不做:喝酒,嗑药……阿尔伯特上班时干的那些勾当叫我发笑:他总偷偷摸摸地卖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我咧嘴笑了笑)今天有个朋友叫我去马德里工作。我的朋友,科林,安装通风设备的;我没有这技术,帮不了他,但我可以帮他干一些建筑活儿。我可以的。我以前在德国干过建筑工:三个月。哈!我那时候像疯了一样酗酒:如果我不回家来,我一定会搞死自己!别人都叫我“十罐鲍勃”。因为我每天都喝那么多。醒了就喝。(我笑了)你知道的,我非常独立,从16岁开始,我就自己一个人住。我从没受过任何教育,我本该去念个进修课程。我昨天遇到科林时,他给了我一通忠告。叫我觉得自己像个小男孩。因为他本来希望回家后发现我是在念大学,而不是在康斯坦茨干了两年!我可能当一名教授:去上大学,或者先去上专科,然后再上大学。但是,这会需要三年的时间。这是一笔大投资……不过我已经有改变了。住在伊斯特诺依克最好的地区之一。一个伟大的地区:没有犯罪,没有毒品,没有酗酒——街区里什么都没有。我住着漂亮的房子,至少在女友踢我出去以前住在那儿!我搭公交车上班,只需要花15分钟。所以我可以8:40才离开这儿。

   在鲍勃跟我讲过这些话之后的第二天,警察在上班的时候逮捕了他,因为他企图盗窃一台大型医用电脑。他被监控摄像头逮到,被查出有万能钥匙,在他家中还发现了医院其它的被盗财物,最后被判监中服刑四个月。比起鲍勃生活轨迹的突变,我俩的角色扮演行为和冒充能力所表现出的精准对称更令我印象深刻。当我在扮演搬运工,又假装有举重经验的同时,鲍勃也扮演了一个洗心革面的角色,同等地愚弄着我和他的工友以及医院管理层。

   鲍勃和阿威提噶加表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嘲讽他们周遭的社会惯例(近亲结婚、盗窃),轻视他们的社会同伴(同村人和同事)。虽然他们实现其意图的成果不同,但他们共享了一种存在自由——特纳所谓的“有意的诡辩”——我将之视为一种普遍共性。

   我们或许可以宣称,在全球化时代,将自己从当前的、也许是天生的生活世界的分类安全感中剥离出来,这种践行变得越来越显眼,成为个体生命课程的共同部分。约翰·伯格(25)(John Berger)将迁移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经验”(1984:55)。移民、劳务迁徙、驱逐、流亡、旅游、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中心主题,是“地方性和普世性齐头并进的现代环境中的典型症候”(Nkosi 1994:5)。我们要小心不要将迁移和离散等同于对本质主义分类的逃避(Amit 2002);我们也要警惕由全球化迁移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各种排他性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复苏(Hall 1996)。尽管如此,过渡性(称作阈限性更恰当)被民族志作者视为日常行为的一方面、视为一种全球性瞬息变化形势下的常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记录下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在非地方化、非索引性、非类别化的逻辑基础上,认同和社群交互影响逐渐消失了。

这种洞见是认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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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色学院学报》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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