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高鸿钧:法律与宗教:宗教法在传统印度法中的核心地位

更新时间:2019-01-22 22:50:28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就不属于法的范畴,而属于利或欲的范畴。如果一项规则没有可见的动机,就可以推定为属于法的范畴,因为这样的规则可以关联到神启经,而神启经中的命令或禁令都基于不可见的精神动机,而不是基于任何可见的物质或欲望动机。鉴于人们有时无法把可见的动机与不可见的动机明确区分开来,法学家便采取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即神启经和圣传经中有关规则设定的功果,如在现世就显现,便属于可见的功果;如在现世无法验证,则属于不可见的功果。这种观点认为,前者没有神启经作为基础,属于利或欲的范畴;后者具有神启作为基础,属于法的范畴。

   关于法、利、欲之间关系的例子很多。例如,法论中禁止与患有传染病的人结婚,其动机是为了防止疾病遗传给后代。这项规则中包含的利益动机明显可见。但关于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则,其动机则不可见,则属于法的范畴。实际上,这是由于当时对于近亲结婚的后代在遗传上患病的概率尚不知晓。同样,法论中涉及现实功果的规则,某些违法行为受到现世惩罚,属于可见的功果;如受到来世的报应,则属于不可见的功果。前者属于利的范畴,后者属于法的范畴。此外,《祭言法论》主张,法论中通常都包含这样的规则:君王进入法庭,应穿着得体,集中精力,面朝东方。要求君王穿着得体和集中精力,意在使君王认真对待审判,确保司法公正,属于可见动机的规则;而规定君王审判应面向东方,其动机则不可见,则属于法的范畴。人们通过适用上述判断标准,识别出神启经和圣传经中规则的法、利、欲属性,在传统印度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在法、利、欲三者兼容时,如合法婚姻则属于法、利、欲三全其美,则值得赞美。但在三者之间存有冲突的情况下,利或欲属性的规则,必须服从法属性的规则。例如,法论常常主张,君王必须善待朋友,朋友重于金子和领土。但在涉及君王朋友的案件中,这些规则都属于利的范畴,国王必须根据法/达摩属性的规则秉公判决,而不应根据利的规则做出有利于朋友的判决。实际上,在法、利、欲三个概念中,前者是宗教法概念,后两者具有世俗法的属性。法追求非功利、超欲望的不可见功果,意味着法规则的动机和理由,乃出于神意,超出了世人的理解,世人必须绝对服从。法在效力上高于利和欲,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传统印度法中宗教法的突出地位。

   最后,在法与习惯的关系上,如前所述,良好习惯属于法的渊源之一。但是,除了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良好习惯,还存在大量世俗习惯 (ācāra)。这些世俗性习惯主要是指习惯法。它们虽然不具有法源的地位,但法并不完全排斥它们。许多法论都主张,法官在一些案件中可以适用习惯,例如 《摩奴法论》就主张,“知法的国王应该详细调查各地区的各种姓法,还有行会法和家族法,然后确定各人的法”。〔29〕 实际上,这种世俗性习惯在传统印度法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印度教法理论中,这些习惯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只具有辅助的功能。而且,法官适用习惯法时必须服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得与达摩相冲突,二是适用范围仅仅限于特定的地区、行业、种姓或家族,而不能具有达摩那样广泛的适用范围。

  

五、传统印度法核心内容的宗教意蕴

  

   传统印度法中的核心内容是称作达摩的宗教法。这种宗教法没有形成罗马法那样的分类,既没有把法律分成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也没有把法律分成公法与私法,更没有把法律分成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当然,那里更没有形成类似现代部门法的划分。不过,法经和法论中却具有自己的分类。例如,法经和法论都有种姓之法和人生阶段之法,而大多数法论又加上了“国王之法”的类别。前两种法的宗教性质不然而喻。“国王之法”表面上具有世俗特征,但这种法仍然是达摩施加给君王的特别义务,即实施达摩的义务,因而仍然具有宗教意蕴。

   在传统印度法中,除了达摩的概念之外,最重要的概念是债 (a)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含义上不同于世俗法中债的概念。在宗教法中,债首先是指先天之债,属于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人,出生就负有三重债,即学生对老师之债、主祭对于诸神之债和子对父祖之债。这种债属于 “债孽”之债。偿还这三重债的方式是履行梵行期从师学习吠陀的义务,履行祭祀诸神和祖先的义务,以及履行生育子嗣的义务。根据 《摩奴法论》,再生人只有在依照规则学习吠陀、根据法律生育子嗣和尽其所能奉献祭祀之后,他们才能获得解脱。上述三种债,与种姓规则有关,也与人生阶段有关。这三重债不仅涉及学习吠陀的梵行期和娶妻生子的家居期,而且包括林居期,因为在林居期仍然要举行祭祀。他们只有进入遁世期才无需举行祭祀。因此,在上述三重债中,学习吠陀和举行祭祀的宗教意义十分明显;婚姻是一种圣礼,生育子嗣的目的乃是延续祭火,也具有鲜明的宗教意蕴。

   在传统印度法中,侵权行为通常并不发生债的关系,而是由君王根据情节和后果对侵权人予以惩处,通常是罚款。除了债孽之债,传统印度法还有一般之债,即因借贷、拖欠工资和保管人占有寄存人的财物等行为所发生的债务。这种债务主要属于契约之债,表面上具有世俗性质,但也有宗教性质,例如,一般债务的还债期限因种姓而异:“种姓相同和较低种姓的债务人即使利用劳役也应该及时还清债;种姓较高的应该逐渐还清”。

   在传统印度法中,如果说债法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财产法则集中体现了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人与物的关系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通过对物的支配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在古代印度社会,人们取得财产的主要方式是继承。在孟加拉,吉穆陀伐诃那 (Jīmūtavāhana)的 《达耶跋伽》(Dāyabhāga)取得了支配地位。根据这部继承著作,继承权和继承顺序都与家祭相联系。祭供采取三种形式,一是整饼之祭,即在祭祀中供奉完整之饼;二是分饼之祭,即把祭饼捏碎献给受祭者;三是水祭,即用水作为祭品。献祭者对于上3代,即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提供整饼之祭;对于上4、5、6代祖先,提供分饼之祭;对于上7-14代祖先提供水祭。祭祀是一种宗教仪式,祭供象征着对先人恩典的 “报答”。不同形式的祭供同血缘的远近密切关联。对于父辈以上的遗产继承,奉献整饼之祭者优先,奉献分饼之祭者次之,而献水之祭者再次之。对于同一继承顺序,近亲优先,例如对于祖父遗产,父亲优先于儿子。这里值得注意的重点问题是,只有提供祭品者,才有权继承受祭者的遗产。这种具有宗教寓意的继承,在现代改革之前,一直流行于孟加拉地区。关于这种制度的形成,一种说法是那里的宗教势力较大,受到婆罗门的影响;另一种说法是孟加拉的继承制度保留或后来恢复了古制。

   根据传统印度法,家主不得以遗嘱处分祖产,但可进行赠与;家主所为一般赠与,如果所承诺的赠与财物生前没有交付,赠与人死亡则失去效力,不再执行;但如果家主所进行的赠与属于宗教布施,则在赠与人死后,遗产继承人必须继续执行该赠与承诺。〔33〕 另外,传统印度法中有两种惩罚,一种是君王对犯罪行为人施加的现世刑罚,另一种是由婆罗门对罪孽行为人决定的赎罪惩罚。后一种惩罚的宗教性质特别明显。

   凡此种种都表明,传统印度法中许多重要的法律内容都深受宗教的影响。

  

六、婆罗门的重要地位与传统印度法的宗教性

  

   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婆罗门属于第一种姓,掌握宗教权力。首先,古代印度重要的经典都出自婆罗门之手。吠陀本集最初就掌握在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祭司手中,由他们记诵和传给徒弟。《梵书》、《森林书》和 《奥义书》也都出自婆罗门之手。法经和法论都是婆罗门学者假托古代圣贤之名而作。这些并非出自君王及其所属政府的宗教经典和权威法律文本,是法的主要载体,为印度教法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其次,在法的解释过程中,评注和汇纂也出自婆罗门学者之手。他们通过运用各种技巧,一方面使法符合神启经和圣传经的精神和原则,另一方面使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最后,婆罗门通过参与司法,对传统印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司法层面,婆罗门担任君王的法律顾问,并受君王之托,代表君王审理案件。在村社层级的潘查亚特法庭中,婆罗门常常主持司法事务,审理案件和裁决纠纷。此外,婆罗门会议决定所有涉及赎罪的案件。这些婆罗门通常都具有深厚的宗教学养,并熟知达摩,所做出的裁决常常染有宗教色彩。

   《摩奴法论》等法论都强调指出,君王主持的审判活动是属于君王达摩所规定的神圣职责,具有很高的精神利益。《布利哈斯帕提法论》(Bhaspatismti)把法律案件比作仪式行为:在献祭仪式中,毗湿奴是敬拜的对象;在案件中,国王是敬拜的对象。胜诉的原告是献祭者,败诉方如献祭物 (动物)。起诉和抗辩如祭祀仪式中用作洁净的黄油,起诉理由如同献祭的蔬菜,法论如献祭中的吠陀,法官如同主持祭祀的祭司,罚款类似祭祀的费用,君王应像在履行祭祀过程中,如同对待仪轨那般,严格遵守法论的规则。把审判活动比作宗教仪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印度法中司法与宗教的联系。

  

七、结语

  

   一般说来,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在特定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主要呈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法律与宗教没有直接联系,法律并不附属于宗教,世俗法是核心,宗教法是边缘。古代中国法便是这种模式的例证。第二种模式是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二元格局,宗教法与世俗法虽然略有交叠,但互不隶属。在宗教世界,通行以教会法为特色的宗教法;在世俗王国,各种世俗法成为支配性法律。中世纪西方的法律属于这种模式。第三种模式是法律与宗教密切关联,法律附属于宗教,宗教法是核心,世俗法是边缘。这种模式的典型是传统印度法和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

   在传统印度法中,以达摩为核心的宗教法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世俗法性质的王令、地方和行会规章以及习惯法处于从属地位。传统印度法这一点与古代伊斯兰家国家的法律特别相似。但古代伊斯兰教国家施行政教合一体制,王权更加强大。因此,以哈里发或苏丹为首的政治权力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传统印度法的宗教法主要掌控在婆罗门手中,而称作罗 的君王在种姓上低于作为祭司阶层的婆罗门,因而对于宗教法的影响较为有限。就此而言,与伊斯兰法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所占据的地位相比,印度教法在传统印度法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传统印度法中的宗教法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印度教是古代印度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处于支配一切社会领域的地位。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宗教法,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因而比世俗法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同时,生活世界中许多自发和分散的习惯借助于宗教精神的整合与提升,被纳入宗教法体系,就不仅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神圣意义,而且获得了跨越地域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另外,印度教的价值体系通过信仰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从而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型塑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741.html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