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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法律与宗教:宗教法在传统印度法中的核心地位

更新时间:2019-01-22 22:50:28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反映出他们对秩序和规则的向往和实现内部整合的愿望;他们对火神阿耆尼的反复歌颂和在火祭中不断奉献祭品,反映出他们渴望在新的自然环境下获得丰厚的生活资源。毫无疑问,早期的吠陀颂诗,直接涉及伦理层面的具体达摩还比较少。但是,随着对原住民的征服,雅利安人从游牧社会转向农耕生活,问题便日益增多。例如,如何对待被征服的当地人?如何应对氏族内部不断分化和部落组织趋于解体的危机?于是,《梨俱吠陀》后期的一首颂诗即 《原人歌》通过神启的方式,确立了四个种姓的划分,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不同的种姓,遵守不同达摩。后来,《奥义书》中又把人的生活划分成四个阶段,即梵行期、家居期、林居期和遁世期。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奉行不同的达摩。种姓达摩和人生阶段达摩作为伦理层面的规则,构成印度教法中达摩的核心内容。总之,古代伦理层面的达摩也是从宗教中衍生出来的训诫和规则。此外,达摩还涉及个人修行方面即整合身心关系的规则,这里不展开论述。

  

三、法源的宗教根基

  

   在传统印度法中,法源是指达摩渊源,即达摩的根基和表现形式,法论称之为 “法相”。大多数法经和法论认为具有三种法源,即吠陀经 (亦称神启经,以下依据语境互换使用)、圣传经和良好习惯。《摩奴法论》和 《祭言法论》还把 “自我满足”作为第四种法源。第一,吠陀经 (ruti)是印度教最权威的经典,其地位如 《旧约全书》之于犹太教和 《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 “吠陀”原意是 “知识”,引申为从诸神那里听到的启示,因而也称为“神启经”。〔11〕 吠陀经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狭义吠陀 (Veda,公元前 1500至前 1000年),包括 《梨俱吠陀》(g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娑摩吠陀》(Sāmaveda)和 《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它们合起来称为吠陀本集 (Sahitā)。吠陀本集的主要内容是举行宗教仪式时奉献给众神的颂词、歌咏或祷语,以及一些祈福禳灾的咒语和巫术。“四吠陀”对达摩主要有以下几点意义:首先,吠陀本集通过宣布吠陀源自神启,确立了吠陀的至高权威,从而为达摩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其次,吠陀中提出了达摩概念,并联通了达摩概念与利塔概念,从而使达摩概念在其所建构的神学宇宙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再次,它们确立了达摩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在宗教祭祀层面确立了 “祭祀万能”的原则,在种姓达摩的层面确立了 “婆罗门至上”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和精神为印度教法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它们包含一些印度初民生活的习俗和规则,如婚姻、戒赌和葬礼等方面的规则。

   第二类是广义吠陀 (公元前1000至前500年),包括 《梵书》 (Brāhmaa)、 《森林书》(A珚rayaka)和 《奥义书》(Upaniad)。广义吠陀的地位次于吠陀本集,是对吠陀本集的神学引申和哲学诠释。广义吠陀作为法源的主要意义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梵书》对于祭祀规则予以系统化和规范化,由此形成的祭祀仪轨为具体达摩规则的产生架设了桥梁。其次,《森林书》和 《奥义书》在哲学上对于世界本体、生命伦理以及生活方式的探讨,推动了印度人从神学世界观转向哲学世界观,并从多神论转向了印度特色的一神论,确立了 “梵我合一”(Bramanatmanaikyam)的原则和人生阶段的达摩。所有这一切为祭祀层面的达摩转向伦理层面的达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在两大类吠陀经典中,狭义吠陀的权威高于广义吠陀;在狭义吠陀中,前三种吠陀高于 《阿达婆吠陀》;在 “三吠陀”中,《梨俱吠陀》的权威最高。吠陀经被奉为达摩的最权威渊源,从根本上反映出达摩的宗教根基。

   第二,圣传经 (Smti)亦称 “传承经”,是指由古代圣贤通过记忆而所传述的神意,其权威不如从众神那里听到的吠陀 “神启经”。历史上,印度学者围绕对吠陀的解释形成了 “吠陀六支”,即语音学、韵律学、语法学、词源学、天文学和有关宗教仪轨的劫波经。劫波经(Kalpasūtras)又分化成三个部分,即公祭经 (rautasūtra)、家祭经 (Ghyasūtra)和法经(Dharmasūtra)。在公元前6世纪,法经逐渐独立出来,自成一体。重要的法经有 《高达摩法经》(GautamaDharmasūtra)、 《阿帕斯坦巴法经》 (āpastambaDharmasūtra)、 《鲍达耶那法经》(BaudhāyanaDharmasūtra)和 《瓦西什陀法经》(VasihaDharmasūtra)等。

   在法经的基础上,自公元前2世纪,法论 (Dharmaāstra)相继问世,其中重要的法论有《摩奴法论》(Manusmti)、《祭言法论》(Yājavalkyasmti)、《那罗陀法论》(Nāradasmti)以及 《迦旃延那法论》(Kātyāyanasmti)等。有人认为,法论著作的撰写持续到公元 6世纪,而另有人认为,在9世纪评注出现之后,法论文本继续出现。此外,圣传经还包括两大史诗即《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 《罗摩衍那》(Rāmāyaa),以及诸多往世书 (Purāas)等。其中两大史诗反映的故事约发生在公元前800至公元600年之间,而到公元4世纪,文本才初步定型;《往世书》有许多部,如 《薄伽梵往世书》、《鱼往世书》和 《龟往世书》等,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8世纪之间。相比之下,圣传经比吠陀经包含了更多伦理层面的达摩。其中法经和法论直译分别是 “达摩经”和 “达摩论”,其侧重点在于伦理层面的训诫和规则。

   第三,良好习惯 (sadācāra)是指知吠陀者的善行。根据法经和法论,良好习惯不是指一般习惯,须符合以下要件。①知晓吠陀者的习惯;因为他们精通吠陀知识,心灵受到吠陀精神的浸润,言行举止体现吠陀的精神。②知晓吠陀者应是贤良之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和声誉。③知晓吠陀者的贤良之士是指生活在 “吠陀时代”的人,他们对 “吠陀时代”的宗教氛围和精神气质具有设身处地的体验和感受。就此而言,良好习惯是指古老的习惯;④根据 《摩奴法论》,良好习惯实质上是指雅利安人的习惯。

   根据法源的位阶,人们在神启经和圣传经中找不到具体答案,便可以采用良好习惯。在“吠陀时代”,人们识别良好习惯也许容易一些。但在 “吠陀时代”之后,关于何为良好习惯,人们常常会产生争议。为此,古代印度社会便出现了集体决定良好习惯的机制。这个集体通常由10人组成,3人来自精通 “三吠陀”者,1人来自逻辑学者,1人来自弥漫差学者,1人来自语法学者,1人来自达摩文献学者,其余3人分别选自处于不同生活阶段的人。《摩奴法论》认为,集体决定良好习惯的人数可以减少至4或3人。后来,自法经产生后,良好习惯的作用开始减弱。无论良好习惯的构成要件还是决定者的资质要求,都反映出这种法源的宗教性。

   第四,“自我满足”的含义和地位。在 《乔达摩法经》中,达摩的渊源有三类,即吠陀经、圣传经和知晓吠陀人们的良好习惯。《摩奴法论》除了承认上述法源,还增加了 “自我满足”一项。后来的 《祭言法论》沿袭了 《摩奴法论》的做法。法国印度法专家兰加认为,人们在找不到前三种法源或达摩规则存在冲突时,才应诉诸 “自我满足”。 美国印度法专家戴维斯认为,只有品德完美和吠陀学养深厚的人,才能诉诸 “自我满足”做出判断。这里的自我满足虽然具有诉诸良知之意,但这种 “良知”具有独特的宗教寓意,一是应遵循吠陀经和圣传经的精神,二是一定要自我克制,调服诸根,使身体服从灵魂的控制。

   在 《摩奴法论》中,上述法源称为 “四法相”,即达摩的四个特征或标志。它们之间具有等级关系,吠陀经的地位最高,圣传经次之,良好习惯又次之,最后是自我满足。根据印度教正统理论,前两种法源不是出自人的决定,而是从神那里直接听来或由古代圣贤所记忆的神旨,因此是达摩的 “两个根”,其权威绝对不容置疑。后两种 “法相”,是前两个达摩之根派生出来的次要渊源。显然,达摩的 “四法相”都具有宗教特征。

  

四、达摩产生和发展中的宗教特征

  

   如上所言,吠陀经所确立的宗教原则,如 “吠陀神启”、“祭祀万能”和 “婆罗门至上”原则,同时也成为最初传统印度法的基本原则。此外,吠陀经还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内容。这些法律内容实质上是雅利安人的习惯。它们被赋予神圣性,从而具有了超越部落习惯的强制性。

   在吠陀本集之后,印度出现了系统讨论祭祀仪轨的 《梵书》。在公元前6世纪,围绕吠陀的解释,形成了吠陀的辅助文献即吠陀支。劫波经是吠陀六支之一,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阐释大型祭祀的公祭经,二是指导家庭祭祀的家祭经,三是规定雅利安社会成员地位和行为的法经。实际上,在四吠陀各分支中,甚至同一吠陀因不同版本而形成的不同支系中,如黑耶柔吠陀与白耶柔吠陀,都具有自己的劫波经以及由该劫波经所派生出来的法经。反过来说,每部法经都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劫波经,而每部劫波经都可以追溯到某一部 《梵书》,并进而可以追溯到其所属的吠陀本集。例如,《高达摩法经》可以追溯到 《娑摩吠陀》,《阿帕斯坦巴法经》和 《鲍达耶那法经》可以追溯到 《耶柔吠陀》黑耶柔分支,而 《瓦西什陀法经》可以追溯到 《梨俱吠陀》。 法经是印度最早系统表述达摩的经典。它们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为后来法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总之,传统印度法在产生过程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作为传统印度法核心概念的达摩及其法律原则,都源于神启经;二是作为宗教法经典最初文本的法经,以神启经作为基础;三是法经中的具体达摩规则主要是由祭祀仪轨转化而来,并从仪轨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指导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般规范。

   综上所述,在传统印度法中,印度教法占主体地位;在传统印度教法中,达摩是核心概念。

   首先,在传统印度法的发展脉络上,宗教法是主流。宗教法以神启经为基础,而法经由神启经衍生出来。法经之后,出现了许多种类的圣传经。但无论是作为达摩主要载体的法论,还是史诗和往世书,都是具有宗教性质的经典,都宣称是古代圣贤所记忆和转述的神意。在圣传经之后,出现了评注和汇纂作品。这些解释性作品出自真名实姓的法学家之手,对传统印度法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解释性著作毕竟从属于神启经和圣传经,它们与神启经和圣传经之间的关系,颇类似现代法典正文与学理性解释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这些解释始终受到神启经和圣传经的约束,尤其要在精神上与前两者保持一致,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其次,传统印度宗教法理论把人的行为分为三类,即法 (达摩)、利 (artha)、欲 (kāma)。正统理论认为,法源自神启,这种神启或者是圣贤直接从神那里听到的神音,或者是由圣贤所记忆和传述的神圣经典。 “利”和 “欲”则分别是指现世的物质利益和肉体欲乐与生活享乐。《摩奴法论》主张,不应把法、利、欲三者分割开来或对立起来, “三合一”才构成 “福”;并主张君王应精通法、利、欲,在司法中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神启经和圣传经的经文中包含法、利、欲三者,有时很难识别它们是属于哪个范畴。为了进行有效判别,印度古代法学家又提出了 “可见”与 “不可见”的概念。 “可见”与 “不可见”的对象通常涉及规则中的动机,即如果一条神启经和圣传经的规则基于可见的现世目的,如有利于某人获利或满足欲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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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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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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