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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纯 任卫东:“中国”的多重面相

——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空间

更新时间:2019-01-22 00:04:46
作者: 孙纯   任卫东  
各层次之间相互重叠和混淆,存在着许多断裂和矛盾的地方,与欧洲长久以来形成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知识秩序完全不相符(17)。这一看似荒谬的、混乱的分类,促使福柯去思考思想和知识的边界问题。“在这种神奇的分类中,我们当下就遇见的东西,作为另一种思想的异国魅力而借助寓言向我们指明的东西,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极限:对此进行思考的赤裸裸的不可能性”(20)。

   这种混乱的分类法,相对于西方文化中业已熟识的分类秩序而言意味着一种无序、侵扰与挑衅。如果说,西方以理性与科学为名而形成的分类方法立足于一种同一性的乌托邦想象,那么来自中国百科全书的这种他性的无序分类就是异托邦。乌托邦给人以安慰,尽管它是想象的,没有真实的地点,但虚构本身就是它的基本维度,所以它可以在神奇而连贯的空间中展示自身,繁荣发展,使得寓言和话语成为可能;而异托邦则让人不安,带来困惑,因为它腐蚀语言,阻止命名,破坏句法,不仅是造句的句法,而且是连接词与物的更加隐秘的思想句法。它使语言干枯,词汇停留于自身,用不育性打击语言的抒情,拆解神话,从根本上质疑语法的所有可能性,即语言法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20)。在《另类空间》中,福柯进一步以乌托邦为参照,阐述了异托邦概念: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它或者是完美的构想,或者是现实的相反面,总之,乌托邦是非现实的空间;而异托邦是现实存在之地,但它们却时时通过自己的存在展现、质疑和颠倒现实,并因此成为对现实构成威胁的另类空间(“Von anderen Rumen”320)。福柯的异托邦构想,能够揭露知识秩序中的偶联性(Kontingenz)原则,无论是文艺复兴的相似性知识型、还是古典时期的表征性知识型,抑或是19世纪的人类学思想,其内部都蕴含着知识的不连贯性,居于这一知识考古学核心的不是真理,而是某种认知模型的可能性或形成条件。对福柯而言,这种可能性的思想,其实是针对欧洲理性传统的越界思想(Warning 179)。

   在福柯那里,异托邦是作为乌托邦的对立面被界定的。异托邦让一致性显得可疑,并且销蚀肯定性和必然性(Makropoulos 58)。精神病院、养老院和医院,是一种偏离性的异托邦,那里的人的行为偏离了正常要求。而电影院、植物园或动物园等异托邦,能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在同一个地方。博物馆和节日作为异托邦,展现出时间的不连续性,即人与传统时间的绝对断裂。这种时间体验被福柯称为异时(Heterochronie),它表现为两种形式:博物馆和图书馆是时间的集合,也就是说,所有时间、所有时代都被汇总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而年集则是一种短暂的、易逝的时间。

   简而言之,异托邦是一种差异的空间,它源源不断地引入异质因素,使得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主体摇摆不定,它是一种否定性的思想,在与真理的游戏中进行着一种解构的实践。

  

   三、卡夫卡的中国

  

   1917年前后,卡夫卡的多篇小说中出现了中国主题。在《猎人格拉库斯》(“Der Jger Gracchus”)、《一页陈旧的手稿》(“Ein altes Blatt”)、《采访矿山》(“Ein Besuch in einem Bergwerk”)、《十一个儿子》(“Elf Shne”)等作品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与中国主题上或结构上的相关性(Meng 68-90)。或许是为了避免读者将作品中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等同起来,卡夫卡有意抹去了作品中的一些中国痕迹,例如,《一页陈旧的手稿》的标题原本是《来自中国的一页陈旧手稿》(“Ein altes Blatt aus China”)。如同巴特(Roland Barthes)在研究日本文化的《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中所说:“不能把东方和西方看做是‘现实’而进行历史、哲学、文化、政治诸方面的比较和对照。……东方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提供出一套特征”(巴特3-4)。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中国的现实意义被模糊的同时,它又被建构成一个更具多义性和寓言性的空间。

   卡夫卡在小说中对中国的叙述,建构了一个异托邦,它的存在与理性和真理准则完全背离。卡夫卡的文学空间,被阿尔特(Peter-André Alt)称为充斥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最极端的空间”,置身其中的主人公们都遭遇了濒临崩溃的界限体验:在一片好像没有尽头的土地上的陌生流放、没有理由的控告和在一个陌生团体中的孤立,这些场景都将人引入自我消解的极端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标准范畴全部失效(437-38)。卡夫卡笔下的中国,与福柯的异托邦构想完全相符。

   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中,有一些因素暗示这个故事与中国有关,例如,流放地位于一个远离欧洲的热带岛屿上,犯人行刑时喝热粥,行刑方式与中国古代的凌迟处死非常相似,小说结尾处还出现了茶馆。流放地残酷的刑讯和杀戮制度,使欧洲的人道主义法则无法得以实施。犯人受到像畜生一样的对待:“士兵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铁链,上面套着紧紧缚在被判决者的手腕、脚踝和脖子上的小链子,这些小链子之间都有链条相互连接起来。被判决者看上去像狗一样顺从”(37)。犯人在行刑时被脱掉衣服,剥夺了人的尊严,受到非人的对待,与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牲人”(homo sacer)并无二致。在这个岛上,理性文明的法则完全失效,形成了一种文学上的例外状态,流放地显现为一个恶的空间。阿尔特指出,卡夫卡对境况进行了放纵的描写,使单个的人从他的所有关系中脱离出来,被安置到一个不能回转的点上。卡夫卡的境况描写虽然看似指涉了关于罪、惩罚和法则的宗教想象,但是,这种想象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幻觉,因为最终没有救赎,所以,像流放地这类空间,存在于“末世论的救赎视角之外,在宗教行为方式之外”(Alt 438-40)。小说中,包含着中国元素的流放地,由于来自不同时空语境中的异质物的限定,如传统和现代,欧洲和中国,死亡和生命,身体和机器,如同福柯所说的剧院和花园一样,是个异托邦,把一系列原本无法相互兼容的地点并置在一起,使世界以象征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中国长城建造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中,卡夫卡又创造了一个由卡夫卡式的时间体验决定的异托邦空间。行动的延迟、交替的朝代之间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永远的平静,贯穿了整篇小说。小说中没有均质的时间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时间的拼贴:小说以长城的竣工开始,而叙述者二十岁完成小学毕业考试时,长城才开始修建,叙述者又在叙述中明确指出,修建五百米的长城大概需要五年时间。叙述者对民族历史和帝国制度的研究结果是:“帝国是不朽的,可是每一个皇帝都会陨落、倒台,甚至整个朝代会最终灭亡”,“如果有人根据这些现象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他离真相就不远了”;而老百姓对一切都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怀疑。学校里学生们按前后顺序学习着许多有关这些朝代的知识,但人们普遍对此没有把握……早已死去的皇帝在我们的各个村庄里被认为还在当朝,而那个仅仅活在歌谣中的皇帝不久前却发来了一道诏书……我们最古老历史上的某些战役现在刚刚打响,邻居满脸兴奋地带着这个消息冲进你的家里”(254-55)。

   本雅明曾这样评论卡夫卡的诗学特征:“他从人类姿态中将那些沿袭下来的支撑物抽离出来,在它们身上投入无尽的思考”(Benjamin 420)。卡夫卡所描写的中国和它的帝国体制,此时已成为一种寓言式的目光注视与思考的对象,然而,如叙述者所言,帝国制度一直以晦暗不明的方式存在着。它的晦暗不明一方面体现在君主和领导阶层的不可见性,一方面在于理解和阐释的困窘:“尽己所能来理解上边的指示,但是只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停止思考”(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252)。帝国构成了一个理性所不能顺利铺展的独特空间,君主和帝国体制的强大幻象与脆弱本质,揭示了治理的悖论,而长城的修建也是这一悖论的隐喻。

   诺伊曼(Gerhard Neumann)指出,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贯穿着对于建筑的想象,建筑对卡夫卡来说,仿佛是一个策略,将无序的生命进行结构化,并将主体安置于作为结构总体的文化构型中(483)。而《中国长城建造时》则表明了这一策略的荒诞之处。小说中,中国长城的作用是把整个帝国围起来,保护它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然而,分段建造的长城存在许多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的功能。如果真的按照书中那个学者的观点,把长城当作巴别塔的基础,那么,在开放和闭合之间建造起来的长城,必定会导致巴别塔的失败。我们回到圣经中的叙述,建造巴别塔,是人希望上到天堂、接近上帝的尝试。在欧洲哲学传统中,上帝的职能如同“真理”或“主体”一样,它们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长城的建造,具有解构的特质,因为它戏仿了人试图接近上帝和真理这一目标的行动。缺口不仅存在于长城中,而且还出现在关于长城的各种说法中:“据说有些缺口根本就没有被补起来,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很可能只是围绕着长城产生的许多传说中的一种,由于修建长城的工程漫长,这些传说至少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和标准去证实的”(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248)。相互矛盾的传说已经掩盖了真相,如同卡夫卡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中所说:各种传说“试图解释那不可解释的”,最终“留下的是那无可解释的岩石山”(268)。

   小说中的传说《皇帝的谕旨》(“Eine kaiserliche Botschaft”),讲述了一个信使没有尽头的行程。皇帝的宫殿大到他永远都走不出去:“他是多么白费力气,他依旧还在试图挤出最里层皇宫的房舍;他永远也征服不了它们。就算他成功了,也无济于事,他还得挤下台阶;就算他成功了,也无济于事,他还得穿过众多的庭院;而出了庭院则是第二层宫阙;随后又是台阶和庭院;又是一层宫殿……”(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255)这里,空间似乎能够延展,而延展性在福柯的空间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中世纪的空间观向现代的转变。对中世纪的空间来说,重要的是按等级排列的地点,所有的物都固定在这些地点上。这种封闭的空间,在中世纪的知识秩序中得以延续,构建出一个自在运转的世界。而随着伽利略的发现,在新时代,这种定位的空间被打开,成为潜在的无边的异托邦(Makropoulos58)。福柯认为,从伽利略开始,从17世纪开始,延展性代替了定位(Foucault,“Von anderen Rumen”317)。于是,在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中对物体和生命体的多变与充满随意性的放置,取代了其在一个确定的和有限的地点的固定位置(Makropoulos 59)。

   卡夫卡小说中的宫殿,其本质就是这种无边的空间,那个中央帝国也是大到“天空也几乎遮不住它”(《中国长城建造时》254)。小说中呈现出的中国,被一种皇帝和专制的权力机制统治着。它的等级秩序一直存在,但是由于延展的空间性而失去了其效力。

   卡夫卡在《一页陈旧的手稿》中也延续了这一奇异的中国叙述:作为权力主体的帝国的内部,存在着种种疏忽、冷漠与错位。长城的抵御功能随着游牧民族的进入而彻底失效,本该行使保家卫国职能的士兵却躲在铁栅栏的窗户后面,拯救国家的任务被交给了作为平民的手艺人与买卖人。此时,一直深处帝国最里层花园的皇帝,站在窗前低垂着头,注视着宫殿前的游牧民族的一系列令人惊骇的活动(《一页陈旧的手稿》65)。窗户提供了一个界限性的空间,它在内与外、自我与他者之间生成意义,窗前的观看活动,意味着主体对外界的审美、统摄与占有。《一页陈旧的手稿》中,观看主体是一国之君,然而他作为权力与观看的主体,此时则更像是因为恐惧而躲避起来的被统治者。游牧民族构成了帝国的他者,他们突破了长城,侵入这个本来就脆弱的主体秩序内部,将帝国的语言、社会机构和生活方式弃之不顾,以一种原始、野蛮和动物性的姿态存活。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国家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差异有着极为精彩的论断,在他看来,国家所实施的是一种空间的纹理化与秩序化,它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使它所统治的空间层级化,不断设置壁垒与界限,征服控制游牧运动,对运动进行瓦解、重构和转化调控。而游牧民则与此相反,他们将人们(或动物)分布于一个开放与平滑的空间中,这个空间是不确定的,是非共通性的,这种空间恰恰是立足于持续不断地对秩序的解域基础上的(538-58)。卡夫卡笔下的中国招引了这些游牧民族,却不知如何将他们赶走,这里蕴含着主体秩序的失效,它让位于陌生的他者和无法被驯服的差异。更何况,这种主体秩序就像巴别塔的修建一样,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幻象。

   卡夫卡在信件日记中表达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这里的中国是他想象中美好世界的投射,是承载着他的幻想、渴望和归属感的乌托邦。然而,卡夫卡小说中的中国却以一种阴郁、陌生的形象出现,成为一个集前现代与现代、秩序与解域、封闭与开放于一体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说,卡夫卡勾画出的中国空间是一个异托邦,他借助于这个他者空间表达了他对现代无序世界的忧虑——世上不再有确证的真理和确定的方向。如同他笔下的城堡或者法庭,中国也显现出清晰的卡夫卡式的空间轮廓,在展示现代人无根状态的同时,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无端的威胁和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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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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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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