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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明:欧亚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之源

更新时间:2019-01-21 23:58:28
作者: 杨明明  

   内容提要:俄罗斯与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领域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欧亚主义作为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的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在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社会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对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本文从哲学与文学的角度阐析了欧亚主义的思想来源,探讨了俄罗斯地缘位置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性、斯拉夫主义这一俄罗斯传统的社会思想语境、斯宾格勒的西方危机理论以及俄罗斯文学千年来对“西方还是东方”这一命题的书写与回答等因素对欧亚主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多方位地考察了欧亚主义的历史文化根基。

   关 键 词: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学  斯拉夫主义  丹尼列夫斯基  斯宾格勒  Eurasianism  Russian Literature  Slavism  Danilevsky  Spengler

  

   欧亚主义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的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其创始人为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萨维茨基、思想家弗洛罗夫斯基和历史学家苏甫钦斯基。1920年特鲁别茨科伊的奠基性论著《欧洲与人类》问世,标志着欧亚主义的诞生。作为一个涵盖了宗教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学与民族学的宏大思想体系,其麾下集结了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萨维茨基、语言学家雅各布逊、哲学家卡尔萨文、弗兰克、伊里因、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文学批评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等一大批俄侨知识精英。

   俄罗斯与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领域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很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因其自身所处的独特地缘环境与历史境遇一直徘徊于东西方之间。欧亚主义是极富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俄国知识分子继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之后,对俄罗斯的民族属性、文化属性、国家属性和发展路径所做的又一次思考与探索。欧亚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其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去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他们建构的“欧亚俄罗斯”(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作为一个非欧非亚、亦欧亦亚的国家,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空间,更是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文化空间与终极精神家园。

   欧亚主义将东正教视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认为其构成了“整体文化自我发展的核心”与“文化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1](65)只有东正教才能“使欧亚俄罗斯成为文化综合个体得以存在,而其本身又是这一存在的最高形式”。[2](36)欧亚主义还反对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和欧洲中心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独立性,提出了俄罗斯文化既不属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更不是二者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独特的、作为有机统一体的欧亚文化。

   欧亚主义的学说是建立在对俄罗斯历史发展与地缘位置的独特性的全面认知与深度考量基础之上的,其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基于斯拉夫主义这一传统社会思想语境,斯宾格勒的西方危机理论亦成为其思想助力,而俄罗斯文学更是以其千年历程书写着欧亚主义的精神内涵。

   “俄罗斯处在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一事实,就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诸前提之一”,[4](2)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独特地理位置对其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亚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思考与诠释,就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国家发展路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是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历史上其领土面积最大时曾一度接近欧亚大陆的一半,几乎占据了东欧和北亚的全部。俄罗斯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拥有东欧平原的绝大部分与西西伯利亚平原。横亘于两大平原之间的乌拉尔山脉虽然在传统上被视为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但实际上并非天然存在的分界线,更未将欧亚大陆这一完整的自然系统与地理空间分为两个不同的自然区域。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广阔的特殊区域,其间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冻土、森林、草原与荒漠。[4](47,48)自古以来,东斯拉夫人及后来的俄罗斯民族与亚洲游牧民族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特别是亚洲游牧民族,他们一直散居在南俄草原上,保持着自己亚洲式的生活方式,如同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一样。

   此外,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自身地理特点来看,也并不具备有别于亚洲的“地形的变化较多”、“海岸线异常曲折”这两大特征,相反,倒与亚洲具有相同的地理、气候等特点。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据此将俄罗斯定位为“一个过渡的国家,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在文化上与欧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自然特征方面却更像亚洲。[5](37)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一个在“复杂和变化的多种族空间中”[6](10-11)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多民族的国家。南俄罗斯的新石器文化遗迹显示,早在公元前4000年,定居于此的农耕民族就开始了与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斗争。从此这一斗争就成为了俄罗斯历史的主题。自公元前1000年起的两千年间,操色雷斯语的辛梅里安人、伊朗语的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日耳曼语的哥特人、维京人、突厥语的匈奴人、阿瓦尔人(柔然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可萨人等都曾征服过俄罗斯草原。而在黑海沿岸,希腊人早在公元前7世纪起就建立了殖民地,此后这里又被罗马帝国统治。在公元前几百年间,南俄罗斯草原一直处于古希腊文化与伊朗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这大概是俄罗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发生碰撞、交流与融合。

   公元7世纪,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可萨人征服了俄罗斯东南部,皈依了犹太教的可萨汗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文明建立了广泛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更是在其国土上落地生根,为日后基辅罗斯的崛起及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走向埋下了伏笔。988年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带的基辅罗斯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信仰——东正教,从此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翼。罗斯受洗确立了俄罗斯文化的思想根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的涌入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选择东正教也导致了与罗马天主教的疏离,使罗斯丧失了吸收罗马天主教文明成果的机会,与拉丁文明及西欧的隔绝更是加深了其与西方的隔膜。

   公元11世纪中期,基辅罗斯因内讧不断而走向分裂,与佩切涅格人、波洛夫奇人等草原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战争更是令其雪上加霜,直至最终被蒙古人征服。长达二百余年的“蒙古桎梏”(1243-1480)对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方面它切断了罗斯与拜占庭、西欧的联系,加剧了罗斯的孤立,使其未能加入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当中来,从而最终丧失了融入欧洲历史进程之中的机会;但另一方面,蒙古对俄罗斯长期的占领和统治不仅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军事制度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蒙古烙印,也带来了人口的北向迁移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金帐汗国瓦解后,俄罗斯用了几个世纪完成了对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的征服,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其现代版图的基本轮廓。

   俄罗斯的独特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走向决定了其在自身发展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处境,斯拉夫主义、西方主义与欧亚主义无不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与解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特鲁别茨科伊、古米廖夫等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更是别具一格地攫取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与亚洲指向性,成为其构建欧亚主义学说的来源与基础。

   斯拉夫主义是一个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哲学与社会思想流派,致力于探讨俄国的独特性及其与西方的类型差异等问题,其奠基人为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与霍米亚科夫。斯拉夫派坚决反对西方派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张,强调俄国基于人民的东正教信仰与村社制传统,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欧的独特发展道路。斯拉夫主义以其“神圣俄罗斯”原则、“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以东正教的聚合性对抗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哲学世界观”[7](255-256)对其后俄国哲学与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欧亚主义学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欧亚主义者深知,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是其无法回避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欧亚主义是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折中方案,而其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也决定了他们必然对斯拉夫主义抱有较强的认同感。作为俄国哲学与社会思想传统的重要继承者之一,欧亚主义在其著作、文集和文章中就清晰地显现出与19世纪俄国哲学、尤其是斯拉夫主义的亲缘关系。欧亚主义者毫不讳言自己将斯拉夫派中老一辈的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后来的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斯特拉霍夫以及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视为自己的理论先驱。一些学者甚至据此把欧亚主义者视为斯拉夫派的继承者,例如俄国哲学家斯捷蓬就曾戏称欧亚主义者为“未来主义时代的斯拉夫派”。

   欧亚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探究俄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道路为使命,其理论来源可以上溯至16世纪20年代普斯科夫修道院的菲洛费伊长老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他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所有基督教王国都将一统于您的王国,您是地上唯一的基督教沙皇。两个罗马已经灭亡,只有第三罗马岿然屹立,而第四罗马则不会再有。”[8](381)“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所包含的“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的内涵,[9](47-48)赋予了俄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自此开始,他们在济世经邦情怀的观照下,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着孜孜不倦地探索与解答。如果说斯拉夫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建构民族精神思想体系的初次尝试,那么欧亚主义就是俄侨知识精英在20世纪提出的国家发展道路的新设想与新方案。

   在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中,对欧亚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丹尼列夫斯基与列昂季耶夫。作为最早系统阐述文明多样性与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学者,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1869)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建构模式。他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勒底、古闪米特)、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新闪米特(阿拉伯)、罗曼—日耳曼(欧洲),以及墨西哥(阿斯特克)与秘鲁(印加)等12种文化—历史类型。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是宗教、社会、日常生活、工业、政治、科学、艺术、历史发展因素的总和,也都有自己的产生、发展、繁荣与消亡的过程。

   丹尼列夫斯基将人类活动区分为宗教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包括科学、艺术与工业)、社会经济活动这四种形式,并以此对上述文化—历史类型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原始类型,其特点为上述四种活动合为一体,主要包括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与伊朗文明;第二种是一元类型,即只发展一种类型的活动,包括犹太文化(发展了宗教)、希腊文化(发展了艺术)与罗马文化(发展了政治);第三种是二元类型,这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在科学与经济方面成就斐然的罗曼—日耳曼文明就属于这一类型;最后一种四元类型是一种此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特殊文明,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对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东正教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被视为理想社会萌芽的村社制等的综合考量,得出了尚处于形成阶段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必将担负起将上述四种人类活动形式集于一身、和谐发展的光荣使命与历史重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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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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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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