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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奇: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建构

更新时间:2019-01-21 23:55:39
作者: 赵思奇  

   内容提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以其彰显种族、性别和阶级三位一体的特征,在黑人女性传统、黑人女性形象、“姐妹情谊”等方面的理论建构,不但呈现出黑人传统文化的溯源,同时促进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虽然有相互矛盾的因素,但在向世界发出边缘群体的声音,提升黑人女性的地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关 键 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传统  女性形象  姐妹情谊  两性关系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women's tradition  female image  sisterhood  sexual relations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批评模式,向世界发出了边缘群体的声音。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在国际上名声鹊起,国内兴起了研究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热潮,出现了研究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专著,如王淑芹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参照系,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议题进行整体研究;周春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从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生成语境、学理渊源以及对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整体性思考出发,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评话语进行了述评。还有一些论文如胡笑瑛的《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孙颖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概观》等,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定义演变、历史发展和学术特点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美国黑人女性批评在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及第三世界文学中的特殊地位。综观上述研究,还未出现以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宏观把握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而关键词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涵括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本质内涵,还可以凸显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民族特色,鉴于此,本文以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以点窥面,探究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全貌。

  

   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动因综合作用的产物。首先得益于欧洲历史上发生的女权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社会上形成两股潜流:劳动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驱使大批女性劳力进入工厂,她们不仅报酬不及男性劳力,且生活和工作待遇恶劣,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女性解放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业革命近两百年的时间,欧洲出现了一大批中产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她们个人很少有财产,在婚姻市场上不具备优势,又不愿屈尊到工厂做工,于是争取广泛就业和高等教育权成了她们的迫切需求,而她们也确实在以上两方面为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成就显著。在此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以“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①为宗旨,质疑本质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基调。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妇女开放,缩小两性差别,并主张女性克服自身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诸如独立性等男性气质,提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特征和气质并不是来自于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正当“两性差别论”成为争论焦点时,第一世界的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的女性对主流女性主义提出了挑战,她们要求公正地看待她们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重新界定她们与西方主流女性主义的关系。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钱德拉·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等人,纷纷呼吁主流女性主义实施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文化环境,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化话语的建构。

   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性研究热潮,也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的出版,吸引了大批女性读者重新思考女性角色问题,女性应该做“房中天使”,还是应该走出家门从事社会性职业,成为社会争论的热点。在学院内,自1970年第一个女性研究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蒂亚哥州立大学成立后,女性研究系(所)和女性课程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到1976年,美国已有270个女性研究系(所),开设相关课程1.5万多门,参与的学校有1500多所,全国有近千位教师专门教授女性学科课程,“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美国女性历史”等成为女性研究的核心课程。1978年,“妇女研究”第一次作为索引条目出现在《国际博士论文提要》中,到1985年,这个条目下的博士论文提要已达1.3万多条。②在女性研究系(所)成立之时,女性学者积极相互联络,建立女性主义学会,研究领域由文学向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渗透。1972年,《女性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和《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创刊,紧接着,《符号》(Signs)创刊,这些跨学科的刊物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社会和学院内的这种研究动向和风气,鼓励了黑人女作家和评论家顺应时势地宣传具有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无形中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性进展。1972年美国教育法禁止学院内的性别歧视,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女性堕胎自由,同年提交到国会长达50年之久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在两院通过,并很快在美国大多数州实行,“至少在里根任职前,联邦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黑人和女性的平等机会”③。社会环境及政府的改造措施,对黑人女性争取权利形成一种激励,启迪她们追求思想自由的精神,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指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女性主义对权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强调女性受压迫的共同经历,而其他的一些文化、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差异则被忽略了④,在白人女性中心论的倾向下,早期的白人女性主义者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普适化,成为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女性的代言人,忽略了黑人女性和其他第三世界女性的不同观点,有学者指出:“究竟是否存在着一种适用于全球妇女运动的原则,这个问题在今后数十年中将成为争论的热点。”⑤而如今,黑人女性理论已经出现在当代各种女性主义经典读本中,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形成必要的补充。鉴于黑人女性主义的后发之势,有学者认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作用恰如女性主义批评对当代学界的冲击。”⑥正是在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的交锋中,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异军突起,性别之外的种族和阶级因素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上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生力军,但由于批评家众多,加之各自介入研究的角度不同,使得这个虽已获得普遍使用的术语,包含着多重标准甚至矛盾的内涵,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从创作者的种属及创作主题的角度指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指美国黑人女性创造的阐明黑人女性立场以及为黑人女性阐明立场的批评,但她同时表明,并非所有的美国黑人女性都包含其中,也并非其他群体就被排除在外⑦。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则指出,黑人女性主义用来指“从女性主义政治视角分析黑人女作家作品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甚至男性以女性主义视角或政治视角写作的书,也可以是黑人女性写的书,或是关于黑人女作家的书,或者是任何女性所写的东西”⑧。从以上两位有影响力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界定可见,是否具有女性意识和是否属于非洲裔美国女性,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她们都试图扩大概念的外延。包括其后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弗兰西斯·怀特(Frances White)以及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基本上也都强调这两点。这一方面凸显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政治性特征,同时也使得概念的范围尽量清晰明确。当然,也有很多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从广义上将具有特定政治视角的黑人女性批评甚至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以及黑人男性批评都纳入其中,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弗里·盖依-谢芙特沃(Beverly Guy-Sheftall)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威廉·E.B.杜波依斯(William E.B.DuBois)列为黑人男性女性主义者(Black male feminists)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从总体上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是三位一体的,除了彰显白人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性别与阶级因素外,尤其凸显了种族的要素。这和非洲历史上种族主义的泛滥分不开,从白人殖民者踏入非洲大陆那一刻起,黑人女性就开始了苦难的被奴役史,通过拐骗、买卖等方式她们被送入白人种植园,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和遭受残忍的体罚,白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夜间则被关入破陋不堪的木屋草舍,有的黑人女奴把新生儿掐死,以免自己的子女堕入被奴役的黑暗深渊。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小说《宠儿》中,描述了被黑奴母亲无奈杀死的女儿,18年后还魂归来,借助他人的身体复活,加倍向母亲索取被割断的爱。胡克斯在著作《我不是一个女人吗》中,提到一个9个月大的黑人孩子,他因拒绝进食,遭受了被鞭笞、被用开水烫双脚的残忍待遇,当方法仍不能奏效,船长命令丢弃孩子,导致了他的死亡,然后尸体被扔出船舱。⑩即使在白人家庭做帮佣、看护或女裁缝,女黑奴经受的虐待也不比在田间劳作的奴隶少,她们要面对不停发号施令的女主人和男主人,经常会因一点小过错而受折磨。亚拉巴玛的前奴隶蒙哥·怀特(Mungo White)回忆母亲做奴隶时的情况:她必须作为女仆为怀特先生的女儿服务……每天纺织和梳理四股线,然后洗刷,还要断开144根线,如果她不能把所有的一切做好,当天晚上就要挨40下鞭打。(11)19世纪女性人类学家迪雅·玛丽·奇尔德(Lydia Marie Child)谈到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时说:“她们既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被公众舆论保护,她是她主人的财产,而且她的女儿也是她主人的财产。”(12)

事实上,反黑人论在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伏尔泰通过否定亚当是所有人种的共同祖先,推论出白人是比黑人更高级的人种,“正如这些黑人比猴子高级,正如猴子比牡蛎和此类其他动物高级”(13)一样。休谟则质疑黑人的思想力与艺术才能,断言在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包括获得自由的黑人中,绝少有“在艺术、科学或任何其他高尚领域中做出大事的人”(14)。康德则直接将黑人的“愚钝”归因于遗传特性,这一点决定了即使黑人接受教育和纪律的约束,地位也不会得以改善。黑格尔则断言非洲没有历史,且退缩保守,这一点与非洲“不可改善、不可文明化和不可改造的居民的动物性是相辅相成的”(15),这些论断成为种族主义的理论溯源。法国思想家塔吉耶夫指出,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其依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16)种族主义将人根据种属的不同,归结为不同的等级,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在奴隶制时期,种族主义策略使得白人奴隶主任意奴役黑人合法化、合理化,尤其是女黑奴,命运更加悲惨。奴隶制废除后,黑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随着时代的发展,种族主义不断改头换面,但新瓶装旧酒,美国社会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实施对黑人的压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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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7卷第5期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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