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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乐:关系的负面效应与身份间消极互动

更新时间:2019-01-21 23:46:25
作者: 刘乐  

   内容提要:关系具有正负两面性。其中,关系的负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关注关系的负面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为体之间相互弱化彼此身份认知的消极互动:关系的负面效应催生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之间产生角色规范不协调与行为预期不匹配的身份错位,进而引发彼此在不一致方向上高强度往来的互动失衡,最终使得互动双方围绕不对称关系的疏密程度而陷入强权方担心“被牵连—被离心”、弱权方忧虑“被束缚—被抛弃”的关系困境。美国和巴基斯坦对于两国不对称反恐联盟在“议题伙伴”与“安全盟友”之间的身份错位引发双方在充分行动配合与实质安全合作之间的互动失衡并最终使得关巴双边安全关系陷入疏密失宜的两难困境就是一个例证。鉴于此,行为体之间的身份互动应该根据双方共有的关系基础而确立适宜的交往边界并保持恰切的关系距离,以期缓解关系的负面效应。

   关 键 词:身份政治  关系理论  不对称互动  美巴关系  反恐联盟

  

   关系是指已经建立起空间或社会定位的动物在一段时期内行为连贯和重复关联的现象。①囿于社会科学中的“关系乐观主义”,既有的关系研究②往往倾向于集中关注关系的正面性(即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保险和收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关系的负面性(即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风险和代价),最终导致我们在对关系这一中性概念③的认识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盲区。与此同时,学界的身份研究往往主要围绕行为体之间相互强化彼此身份认知的积极互动展开,例如敌人间的持续冲突与朋友间的稳定合作,但是对于敌意的消弭与善意的式微等身份间消极互动及其机制的考察则相对不足。本文的研究重点即探讨在关系负面效应的作用下身份间的消极互动。在文章的结构安排上,首先是对相关的既有研究进行概要回顾,接着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身份间消极互动的分析框架,然后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考察美巴不对称反恐联盟的发展与困境,最后是反思和结论。

   一、身份认知、关系两面性与不对称互动

   身份间的消极互动是指行为体之间相互弱化彼此身份认知的过程和状态。鉴于对称互动的稀缺性和均衡性,社会生活中关系的负面效应与身份间消极互动多呈现为不对称互动。因此,为了讨论身份间的消极互动就需要先对身份认知、关系两面性、不对称互动等相关概念的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身份认知

   在身份研究的理论脉络上,主要分为两条基本的研究路径:(1)结构理论把身份当作一个原因变量,分析在特定身份基础上的社会互动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果。因此,这一视角下的身份是外生给定的,主要研究不同身份的分类和界别、功能和作用、意义和影响。(2)过程理论则把身份当作一个结果因素,分析某种特定身份的产生、习得及其动力和机制。④因此,这一视角下的身份是内生互动的,主要研究不同身份的习得和抛弃、竞争和采择、演化和嬗变。

   在纵向上,身份认知包括循次渐进的角色期待与行为预期。首先,角色赋予身份以意义,身份通过角色来实现。也就是说,角色是身份的外在反映和表现形式,身份是角色的内在构成和本质内容。⑤其次,身份对行为的作用表现为身份影响偏好、偏好界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最后,角色是社会对个体以及个体对自身相关行为的期望系统。⑥因此,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身份认知就包括行为体对某种特定身份进行何种角色扮演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关于这一身份所对应社会行为的预设和期望,即“身份→角色→行为”的逻辑链条。

   在横向上,身份认知包括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两个交互进行的心理过程。认知是指个体认识和理解事物的行为与过程,物质事实也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⑦因此,从瞬时的角度来看,身份的自我认知包括行为体对主体自居与归属投射的自我肯认,身份的社会认知则涵盖行为体对“我—他”关系与“我—群”关系的社会确认。由此,就产生了身份认知过程中的承认与认同。

   (二)关系两面性

   关系是流动的身份,身份是凝结的关系。在关系世界的社会互动中,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程度上的高低强弱,还在性质上区分正负好坏。与此同时,除了“坏关系”自然带来的冲突化后果之外,即使在“好关系”所联结的行为体之间,除了会产生合作、互惠、信任等正面互动结果,还有可能出现杀熟、避嫌、“知斧斫足”等负面互动结果。因此,关系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其本身就兼具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⑧也就是说,两面性是关系的本质属性。

   第一,关系的正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保险和收益。毫无疑问,正面的关系联结会给互动双方带来成本分摊、风险规避、利益交换、资源共享、合作促进、社会资本等抵御风险与增加收益的正向所得。由此出发,甚至还将生发出一种社会关系模式的特殊主义伦理,即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⑨在这一意义上,关系本身就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与资源分配的衡量尺度。正因如此,受这种关系文化熏陶的行为体在进行社会互动时往往会寻求保证彼此之间的“好关系”,避免相互之间的“没关系”甚至是“差关系”。正是基于这一点,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才会出现找关系、攀关系、拉关系、托关系、走关系等多种形式的关系化运作与行为实践。

   第二,关系的负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风险和代价。关系的正面性似乎容易让人陷入盲目的“关系乐观主义”,认为在关系联结中就一定是收益和获利的,进而更乐意进入并处于某种关系联结,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无论是在哪种类型的关系之中,关系的负面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这种存在有时候是以某种更为隐秘的形式。但是无论如何,行为体只要处于关系联结之中就不得不面临一系列负面效应。

   其一,认知失调。由于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偏好与观念取向往往不同,因此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对于对方以及彼此关系的认知就可能会出现差异化甚至是冲突化的过程和状态。⑩例如,这种认知差异在战略互动关系中就表现为一国对于与他国关系过于乐观的判断所产生的自我高估与愿望思维(11)以及对于与他国关系过于悲观的判断所导致的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12)当某个认知主体处于认知失调时,其会改变对于认知对象的态度或调整与另一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以恢复认知平衡。因此,认知差异的产生往往导致认知失调,进而催生态度改变和关系调整。

   其二,关系投入。一方面,建立、维持和发展任何一种关系,都必须进行物质和观念上的投入。戴维·莱克(David A.Lake)就认为,关系型权威的建立需要主导国向附属国提供政治秩序,而附属国则需要服从于主导国并给予其正当性认可。(13)另一方面,既然是投入,那么它就必然面临收益率与风险性的问题。对于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来说,它是为了强化关系而进行的相关投资;由于其在关系内部比在关系外部更有价值,且收益回报取决于关系的持续性,因而关系投资者事实上为特定关系承担了相应的成本。(14)因此,行为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对关系联结的投入付出与风险收益进行权算衡量。随着投入与风险递增、回报率递减,又将逐步引发关系负面效应的二次发酵和自我强化。

   其三,关系霸权。关系联结对于收益分配与风险规避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相反,关系还有可能导致逆向顺位的获益次序以及负向加成的避险结构。由于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双方的互惠性就逐步让位于其中一方的自利性,从而出现处在差序格局内圈的“自己人”因为关系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却比处在差序格局外圈的“外人”面临更为不利境况的“逆差序格局”。(15)在此基础上,就进一步衍生出“关系霸权”的权力结构。具体来说,关系网络中的强权方可以通过忠诚生产与不满约束的运作机制,使得处在差序格局内圈的弱权方较之处在差序格局外圈的弱权方承担更大程度的利益损害和不确定性风险。(16)因此,由于关系具有权宜性,因而会出现关系联结中的强权方借关系进行掠夺而弱权方则被关系剥削的情况。

   其四,双向约束。根据关系性的关系权力假定,关系既可以放大权力,也可以制约权力(17):一方面,关系的联结可以增加(甚至是倍增)权力占优一方对权力不占优一方既有的影响力,从而使前者对后者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约束空间(18);另一方面,关系的联结也可以构成对权力的限制,并产生双重逆向约束,即权力不占优一方对权力占优一方的反向约束以及权力较强一方的自我约束。(19)例如,东盟在某些议题上对中国的反领导(20)以及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东亚合作进程中强调保持参与各方的舒适度,尊重东盟的主导作用,并照顾其敏感度与合理关切,在互动收益上向其倾斜的做法。(21)毫无疑问,这种双向约束自然是权力关系双方为了建立、维持和发展关系联结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五,相互依赖。随着行为体之间处于某种特定的关系联结之中,一个潜在的成本就是己方独立自主的弱化与彼此相互依赖的强化。也就是说,如果自我与他者处于某种关系情境中,那么他者将会成为行为体在认知与行为过程中所必须考量的背景因素。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当交往互动产生有关各方需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否则,它们之间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他们还强调,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的情境,相互依赖的增加也并不必然创造一个充满合作而美好的新世界。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赖。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依赖的不对称性。(22)

   (三)不对称互动

   不对称性是理解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概念。(23)在国际关系中,不对称互动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对于不对称关系、不对称关注和不对称联盟等相关研究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系的负面效应与身份间消极互动。

   第一,不对称关系。不对称是一种典型的关系状态。(24)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不对称关系体现为一种持续性的互动:弱者无意与强者平起平坐,同时强者无意或者无法强迫弱者完全服从。据此,他指出不对称关系存在三个标准:对抗双方的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和无法消灭对方。因而,在一种常态的不对称关系中,强者学会了尊重弱者的身份,同时弱者顺从于强者的意志。(25)与此相对,肖斌和张晓慧认为,当不对称性可能会给弱势一方带来某种潜在损失或威胁,尤其是在其无法确定强势一方实力的不断增长是否会威胁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就会发生。(26)

   第二,不对称关注。布兰德利·沃马克认为,在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一方过度关注(over attention)和另一方过于漠视(inattention)彼此关系的差别。(27)因此,这种由不对称的脆弱性导致的不对称的敏感性进而产生的结构性错误知觉在国际关系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双方的不对称关系中,弱势方会比强势方进行更多的认知投入,对对方的意图和动机更为关注;另一方面,弱势方也会比强势方更加夸大自身的需求,强调这些因素在己方的利益框架中有着比对方更为优先的排序和相对更高的比重。

第三,不对称联盟。联盟的对称性主要考察盟友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否悬殊。如果成员国中有一方的物质力量明显强于其他国家,则该联盟为不对称性联盟。(28)左希迎指出,不对称性联盟能否维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实力较强的国家对联盟的安全收益与维持联盟成本的权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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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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