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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邦国制

更新时间:2019-01-21 23:17:40
作者: 王亚平  

   内容提要:14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经过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了绝对主义王权,都走上了君主议会制的道路,立法制度的确立引导封建王国朝现代国家的方向发展;在德意志,虽然罗马法的研究对帝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多头政治的传统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大空位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在“大空位时期”,诸侯逐渐确定了自己领地的边界,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形成了封闭且自治的邦国制度,《金玺诏书》最终在法律上确立了邦国制的合法性。邦国制并不是封建领地制的延续,而具有主权、立法以及领地的区域化等早期现代国家的一些要素。邦国制为此后宗教改革时期确立的“教随国定”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今天德国的联邦制政体奠定了政治基础。

   关 键 词:德意志  “大空位时期”  邦国制  绝对主义王权

  

   进入14世纪以后,英、法等西欧地区的封建王国先后开始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法国历史学家M.博德概括这个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相互连接的过程,经历了商业与金融资产阶级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近代国家的建立,贸易和统治扩张到世界规模,发展了运输和生产技术,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的观点和思想”①。在同一历史时期,虽然德意志没有像英、法两国那样走上议会君主制的道路,但同样经历了经济和政治的转型,在一个松散的大帝国中形成了邦国制的政治结构,德国历史学家卢茨认为:“在从采邑制向专制过渡的过程中,德意志中世纪的诸侯领地被改造成为区域性的邦国起到重要作用。”②早在20世纪初,罗斯托克大学的历史系主任H.斯潘根贝格就发表了长篇论文,③对采邑权的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几年后他又对邦国制的产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探究。④此后,斯潘根贝格教授还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邦国制。⑤

   制度史研究是德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论题,形成了利奥波特·冯·兰克创立的注重史料考据的史学研究和卡尔·兰普雷希特开创的结构史学两大流派,⑥兰克学派以外交史和制度史(Verfassungsgeschichte⑦)为研究的中心,兰普雷希特的结构史学则更注重经济、社会阶层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兰克史学在德国历史学界曾经“独霸一方”多年,结构史学几乎被“淹没”,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兰普雷希特的结构史学开始回归。制度史是结构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⑧邦国制则是德国制度史学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论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研究中世纪制度史的大家们从采邑制度的视角对邦国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诸如H.米泰斯的《中世纪中期的国家》⑨和O.布伦纳的《邦国和统治》⑩等,从采邑法权的角度考察了邦国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德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邦国制既是采邑制国家在中世纪晚期的一种形态,同时也是早期现代国家的一种形态。(11)布伦纳认为,骑士的采邑制度在14世纪已经逐渐地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而邦国具有了国家机构以及疆域,封建采邑的领地逐步地实现了“区域化”,最终成为“领土国家”()。(12)米泰斯则强调,所谓的“区域化”就是在邦国制政体形成的过程中,邦君不再如同采邑制政体中那样通过封授的土地进行统治,而是通过行政机制的建构对邦国中的人进行统治,采邑法权作为国家组织的原则已经消失了。(13)

   20世纪60年代末期,德国重要的研究机构康斯坦茨中世纪史研究会先后三次召开了有关领地的区域化和邦国制形成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在会后经过与会者的修改和完善汇编为2卷本的论文集《14世纪德意志的邦国》。(14)这套论文集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有关邦国史研究的视角,研究者的探讨不再仅仅局限在制度史领域内,涵盖了邦国的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地区性的经济、邦国中的社会等级等领域。自80年代末期起,德国史学界受新史学的影响在制度史研究领域的热度有所减弱,尤其是在中世纪史研究这个领域;但结构史学的回归则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对邦国的经济、社会、日常生活等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研究宗教改革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的G.福格勒,把宗教改革运动与邦国制的研究结合起来,着重阐述和分析了宗教改革时期邦国中各社会等级的状况和社会地位。(15)E.明希则以梅克伦堡、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三个较大邦国为例,分析了各地农民结构的不同和演变。(16)汉堡大学历史学教授E.奥皮茨主编的《从中世纪至20世纪德国北部邦国中的统治和等级》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邦国各等级的状况。(17)波兰历史学家R.查亚专门研究骑士团国家,对德意志北部地区的社会等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骑士团转变为邦国制的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8)

   有关邦国制研究的一个重点是邦国的经济问题,A.施文尼科论述了从农民战争到土耳其战争、16世纪末到三十年战争以及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三个历史阶段,追溯了近代早期邦国财政税收制度因为军费的需要逐渐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特别强调税收制度的建立经过了一个从在政治上的争论到法律辩论的过程,并最终通过立法得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等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进入21世纪后,德国学者以全球史观的视角把邦国经济放在欧洲区域内进行考察。2009年9月,德语区的学者们在维也纳召开研讨会,集中探讨了16世纪至18世纪德意志帝国财政与邦国财政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这次学术会议上还分别探讨了土耳其战争之后英、法、意以及西班牙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财政制度。(20)柏林自由大学著名制度史学家维洛崴特主编的《欧洲中东部的帝国和邦国:历史关系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21)、约恩主编的《东海南部地区与老帝国的一体化》(22)以及施塔佩尔的《欧洲小国和欧洲联合体中的自治邦国》(23)都是在欧洲史的框架下研究邦国制度。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宗教改革运动一直是德国近代史学界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更多的是把宗教改革运动与邦国制的形成和发展结合起来,C.克伊内就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各领地通向邦国的一个途径。(24)H.-G.阿朔夫则是把德意志历史上重要的韦尔夫家族史研究起始于宗教改革运动,分析了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韦尔夫家族领有的公爵领地实现区域化的过程。(25)邦国制是当代德国联邦体制的政治源头和基础,但国内历史学界有关德意志邦国制的论文尚不多见,也几乎未出版过相关研究专著,笔者试图借鉴德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仅就邦国制的产生做一粗浅的阐释。

  

一、德意志的政治传统


   邦国制的形成与德意志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自中世纪早期起,德意志的政治传统就与英国和法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法兰克王国时期,东、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西部地区无论是采邑制还是庄园制发展得都比较充分,东部地区是查理大帝后征服的地区,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结构保留得比较完好,特别是在萨克森地区,东部地区的氏族贵族家族也因此保留下来,甚至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的一些大贵族家族都可以溯源到法兰克时期的氏族家族。查理大帝之后,法兰克诸王之间因争夺王室领地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与此同时,诺曼人、阿拉伯人以及马扎尔人先后多次入侵,致使曾经分分合合的法兰克王国在9世纪中叶再次一分为三:王国东部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王国西部法兰西亚(Francia)以及两地中间地区的洛林(Lothringen)。(26)这个时期的划分并没有固定的界线,大致是以斯梅尔德河、索恩河、默兹河以及罗讷河四条河流为界,地区的归属更多的是取决于所在地区居民的选择,正如庞茨所说,更多的是取决于生活在这个地区上的人们与王权的关系是否密切,取决于他们忠诚于谁。(27)

   王国解体之后的法兰克东部地区有五大世族公爵领地,世族大贵族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同一历史时期马扎尔人对东部法兰克地区的入侵没有像在西法兰克地区那样导致各封建领地更加封闭,而是五大公国为了共同抵御外来入侵而联合起来,于911年选举出了新国王。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封·吉泽布莱希特称选举国王标志着“一个新的、德意志王国的开始”(28);兰克的亲传弟子乔治·维茨称被选中的国王是“完全意义的德意志国王,他统治着一个真正的德意志王国”(29)。在10世纪以后的文献中,“德意志”这个词汇逐渐取代了“东法兰克王国”,德国历史学家把这一历史事件看作德意志王国的诞生。(30)

   中世纪的德意志王国是由萨克森公国、阿雷曼公国、巴伐利亚公国、弗兰克公国以及在10世纪20年代以后重又回归的洛林公国为主构成的一个联合体,五大公国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这种政体形式决定了德意志历史进程的特点。奥托时代,为了平衡各公国的政治力量,奥托一世国王委任其他4大公爵担任王室宫廷中的4个最高职位:司库大臣()、膳务大臣()、掌酒大臣(Mundschenk)和御马监(Marschall)。(31)弗莱堡大学的特伦巴赫教授在阐述东法兰克王国演变为德意志王国时强调,在新建立的德意志王国中虽然确立了国王的权威,但是有势力的世族贵族家族担任了王室宫廷中的要职,他们在决定王国事务方面举足轻重。公爵虽然是国王的重臣,但其领地依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被选举出来的国王与公爵之间没有如同法兰西王国那样的人身依附的采邑关系,他们之间的臣属关系缺少法律的依据。(32)拉贝也认为,在德意志依附国王的原始的采邑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松弛,日耳曼人的政治传统以及贵族的原始权力大多都保留下来,没有与采邑权融合在一起。(33)因此,外来入侵威胁消除后,独立的公爵并不服从国王,反而屡屡发生公爵反叛国王、对抗王权的事件,甚至联合起来推举反对派国王与之抗衡。为了牵制大贵族的政治力量,登上王位的奥托一世承袭了查理大帝推行的宗教政策,给予大主教和公爵相同的司法审判权、征收关税权、开办集市权和铸币权,即“奥托特恩权”(Ottonianum)。(34)不仅如此,奥托一世还力图在罗马教会中实施“奥托特恩权”,甚至染指教皇的选举。(35)奥托用特恩权培植了教会的政治势力,德意志的国王也因此戴上了皇帝的皇冠,继法兰克之后欧洲再次出现了一个帝国,直至20世纪初。

   奥托一世之后,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建立起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争斗的关系,德意志的国王需要罗马教皇在罗马为其举行加冕礼;教皇则离不开德意志国王的军事保护,并且在其有力的支持下进行教会改革。教会改革膨胀了教皇的权力欲,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权围绕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最终因争夺对主教的授职权导致矛盾激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教皇甚至通过宗教权处以德意志国王绝罚。政教之争促成了德意志大贵族与罗马教皇的结盟,迫使国王不得不周旋于德意志教俗贵族与罗马教会之间,一再地对教俗贵族妥协和让步,国王的权威也因此一再被削弱,教俗贵族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利,其自治和独立性日益增强。自12世纪以后,各方政治势力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推举国王,致使多次出现了两王并立,甚至三王共存的无政府的政治局面,就连非德意志籍的贵族也觊觎德意志的王位。可以说,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德意志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存在着多头政治的现象,而且始终难以克服。在13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长达近三十年的“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36)),这是德意志邦国制确立的一个重要时期。

  

二、邦国制形成的历程


德意志的邦国制(Territorialstaat(37))不是在中世纪历史上一蹴而就的政治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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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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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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